熊培云：被遺忘與被貶斥的“李四喜思想”

　　前面關于“為什么是土地擁有農民”的幾篇文章被一些網站轉載，有的網站在短短一天內便有近5000條留言，這多少讓我感到有些驚訝。雖然這些留言很快銷聲匿跡，然而它絲毫不會改變人們對幾十年來中國土地政策及其未來走向的關注與思考。

　　故紙堆里聽驚雷。就在我梳理我的過往人生、鄉(xiāng)村記憶以及所能接觸到的與時代命運相關的材料時，有一些細枝末節(jié)總會讓我不得不停下來。那些因地理原因被遮蔽或者因時間原因被淹沒的歷史，竟然如此波瀾壯闊，卻又摧折賢良，令人疼惜不已！也正是這個緣故，我此前有關董時進與鄉(xiāng)村的文章給了那些第一次知道他的存在的師友帶來不少驚喜。

　　當然，我所梳理的并非只有董時進這樣能夠以筆作戰(zhàn)的人物。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里，我更要談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本節(jié)即將談到的李四喜。五六十年過去，生活在今天的人們早已經忘記了李四喜這個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純樸的農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論，而他的觀點也被時人稱為“李四喜思想”大加討伐。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報》發(fā)表了長沙讀者章正發(fā)的來信，信中稱：我們鄉(xiāng)里有一個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長工，受了一輩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個妻子，生了一個小孩，去年我們鄉(xiāng)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別積極，又當選了青年團的支部書記。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專門回家生產，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開會，干部去勸他，他急得哭起來說：“我一生受苦沒得田，現(xiàn)在分了田，我已經心滿意足了，還要干革命干什么呢？”該信認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對的，但不知《新湖南報》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希望給予答復。

　　時至今天，一些大權在握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一定不會理解李四喜辭官不做的行為。同樣不難想象的是，在那個鼓吹“繼續(xù)革命”的年代里這樣一封讀者來信將會引起怎樣的重視。為此，《新湖南報》在“編者按”中著重指出：“章正發(fā)同志提出的問題很重要，就我們所知道的，鄉(xiāng)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繼續(xù)干下去，思想已經開始產生，甚至有個別區(qū)干部也有這樣的思想�！迸c此同時，編輯部還提出了三個題目希望廣大農民參與討論：一、你對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樣？你們那里的干部有沒有這樣的思想？二、只顧埋頭生產不管國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時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該報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對不對》為題，號召廣大群眾參與“李四喜思想的討論”。

　　讀者們踴躍地參加討論。從7月21日起，《新湖南報》第2版專門開辟了《關于李四喜思想的討論》專欄，并選編了各地群眾的來信，推動這一討論的展開。顯而易見，建國之初，在極端年代到來之前，報紙上公開的反對聲音并未銷聲匿跡。7月24日，《新湖南報》發(fā)表長沙讀者柳石泉的來信。柳石泉認為，李四喜同志要脫離工作，回家生產，這種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來，既然平常工作同志總是宣傳說土地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發(fā)展生產，人民政府獎勵勞動生產，那么李四喜回家生產，多打糧食，支援前線，也談不上有什么過錯。該信同時表明在當時有些鄉(xiāng)村干部認為干革命工作是一種“負擔”，應該“輪流干”。如柳石泉所說，“農村中的農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沒有比別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經做了幾個月工作，為群眾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現(xiàn)在讓李四喜同志回去生產，輪流別人來做一做，不讓一個人吃虧，也是很公平合理的。”

　　顯然，這種觀點很難為官方及媒體所接受。為引導農民深入討論，《新湖南報》為讀者來信加上了“編者按”———既能為討論增加某種方向感，又能及時“醫(yī)治”部分不合時宜的觀點。為了讓更多農民及鄉(xiāng)村干部參與到這場討論，1951年8月8日，《新湖南報》發(fā)表題為《廣泛展開關于李四喜思想的討論》社論，指出“討論的規(guī)模還不夠廣大，對群眾的思想教育還不夠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領導機關、本省各地報紙、農村干部或農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廣大農民群眾都來開展這個討論�！痹谄浜蟮木幷甙蠢镉謴娬{“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農村小生產者自私、落后意識的反映，沒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對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系缺乏正確的認識。希望大家對這方面，繼續(xù)展開深刻的批判和討論”。

　　是繼續(xù)革命，還是安心生產？很快，這場討論被定格為政府與媒體對農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關于幸福生活的直覺開始讓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說教。所謂李四喜思想被理解為“土地改革后農民的松氣思想”，其主要表現(xiàn)是鄉(xiāng)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頭生產”，“發(fā)家致富”。對于這種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報》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8月25日，《新湖南報》發(fā)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強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樣，滿足了現(xiàn)狀，不愿繼續(xù)努力工作去爭取更美好的將來，只看到目前的個人利益，埋頭生產，不關心國家大事，不過問政治，這種自私落后的松氣思想，顯然是錯誤的，有害的。

　　一個月后，《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并在“編者按”中指出：“所謂‘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農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農村的許多干部中。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滿意足，不愿意繼續(xù)做革命工作了。為了糾正這種錯誤思想，我們把王首道同志的論文轉載在這里，希望各地讀者普遍加以注意�！币钊�，《人民日報》又刊文將《新湖南報》關于李四喜思想討論的經驗向全國介紹和推廣。

　　值得一提的是，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青年》虛構了“潘曉”這個名字一樣，“李四喜”同樣是《新湖南報》編輯部虛構的名字，此人真實名字叫朱中立，是長沙縣十五區(qū)鄉(xiāng)村干部。之所以取了“李四喜”這個名字，是因為編輯部認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這個秘密直到1952年1月7日《新湖南報》刊發(fā)《過去是“李四喜”，現(xiàn)在是好干部》一文才為世人所知。此時朱中立已經成為從“李四喜思想”中被改造過來的典型人物，并且入了黨，開始在一些縣市做積極分子訓練班報告，講述他如何懸崖勒馬，由“李四喜思想”代言人轉變成為一位合格的新社會建設者。

　　透過“李四喜思想”大討論，不難發(fā)現(xiàn)建國初期部分農民與鄉(xiāng)村干部有著怎樣的純樸，以及在其后歲月里農民群體受到了怎樣的挫折。幾十年后，當歷史合上過去政治全能、社會無能的一頁，生活在今天的人們早已領悟：讓本國國民能夠自由地生活與生產，才是中國當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需要完成之革命。

　　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終還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現(xiàn)實大地上來。顯而易見，人們對幸福的體驗源于切身感受與直覺，而非一堆有關主義與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事實上，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些農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組織生產、分田單干，同政治性生產或者命令型經濟脫節(jié)，也正是基于農民對生活、對命運的直覺與體驗�；仡櫧▏�初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我更相信，只有李四喜們真正擁有自由耕作自己田地的權利，他們分得或者擁有土地這一事實才可能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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