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啟蒙先驅容閎

　　一部風起云涌的中國近代史，幾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階級間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劍影，險象環(huán)生。在這充滿血與火的歷史舞臺上，無論“進步”還是“反動”、肯定還是否定、贊揚還是批判，人們的目光自然容易長期“聚焦”于林則徐、洪秀全、楊秀清、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慈禧、袁世凱、孫中山、黃興……這些叱咤風云的人物。不過，他們都是某一歷史階段的“主角”，而未能參與近代史的“全程”。而遠非風云人物的容閎，卻是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容閎被稱為中國近代“留學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實，他的貢獻遠不止于教育領域。而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且有迥異他人的獨特意義。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閎（原名光照，號純甫）出生在廣東香山縣一戶貧困農家。此時，原屬香山縣的小島澳門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國歷有邊患，對一個遠離中原、荒蕪不堪的彈丸小島被“紅毛夷”占租，長期以來并不以為意。然而，自15世紀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全球化的過程已經(jīng)開始，澳門的被租占其實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節(jié)。這種背景，與傳統(tǒng)邊患完全不同，其意義遲早將在歷史的進程中表現(xiàn)出來。因此，在華夏文化版圖中長期處于“邊陲”的嶺南地區(qū)，必將一躍而得全球化的“風氣之先”，成為引領近代中國的先進之區(qū)。當時尚屬偏僻之地的貧窮農家之子容閎，因緣際會，成為歷史新潮中“向濤頭立”的弄潮兒。

　　明中期后，西方的自然科學已經(jīng)超過中國，來華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將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作為傳教策略。從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傳教士仍可在中國傳教。因與教會的矛盾沖突，從康熙朝后期直到鴉片戰(zhàn)爭前，清朝一直實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傳教士一直沒有停止悄悄在中國沿海傳教的活動，并為貧窮人家興辦一些醫(yī)院和學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門，自然成為傳教的大本營。

　　幼小的容閎白天幫家里做力所能及的農活，游戲，撈魚捉蟹，晚上在油燈下聽在私塾讀書的哥哥誦讀《論語》、《孟子》、《中庸》和唐詩宋詞。容閎7歲時，容閎之父將其送到澳門一所教會學校上學。之所以將小兒子容閎小小年紀就送到外國教會學校上學，容父有一個貧苦、普通農民最簡單最普通的想法。他供養(yǎng)大兒子讀傳統(tǒng)的私塾，想讓他走中國傳統(tǒng)科舉功名之路，通過科舉當官。但他家貧窮，只能供養(yǎng)一個孩子讀書，無力負擔小兒子容閎讀私塾。而外國教會學校免除學費雜費，還免費提供食宿，正好可將容閎送去讀書。另外，他曾看到鄰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紅毛夷”的“番話”而發(fā)財，給他以啟發(fā)，大兒子走讀書做官的路，小兒子走讀書發(fā)財?shù)穆�。這些都說明，與澳門緊鄰的廣東香山地區(qū)的窮苦民眾最早破除了“華夷之辨”、“華夏中心”等傳統(tǒng)偏見，接受外來文明已無心理或文化障礙。

　　在教會學校，容閎學習英語和近代自然科學課程，又兼聽中文教師講授《四書》、《五經(jīng)》。不久，這所學校停辦，容閎回家務農。1840年，容閎的父親病逝，家中更加貧困，容閎有時做農活，有時挑擔沿街叫賣。這年秋天，經(jīng)人介紹，容閎再到澳門，在一家天主教辦的印刷廠當童工，11月進入教會辦的馬禮遜學校讀書。自從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后，西方傳教士和有關機構紛紛由澳門遷往香港，容閎也隨馬禮遜學校由澳門到香港。馬禮遜學校的校長是畢業(yè)于耶魯大學美國人勃朗牧師，這所學校開設中西課程，實行中英文雙語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書》、《五經(jīng)》為主。幾年的教會學校教育，使他對西方歷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倫的偉業(yè)，紐約的繁華，曾寫過一篇題為“溯哈德孫河遨游紐約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對大都市紐約摩天大樓林立繁華盛狀的“意想”。這些都表明一種“世界”的知識、觀念，正在華夏文化“邊陲”的“草根”中一點點傳播。而當時絕大多數(shù)國人，對此都一無所知。如果說林則徐、魏源是近代中國“精英”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閎等幾個鄉(xiāng)間窮小子，則是“草根”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覺的”，而容閎的“看世界”則是“自然的”。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愿意還是不愿意，譴責還是贊揚，“草根”與“精英”都開始有人“睜眼”，全球化就這樣來臨。

　　1846年年底，勃朗校長夫婦因病準備返美，臨行前表示愿意帶三五名學生一同赴美留學，容閎第一個表示愿去，隨后又有二人表示愿意去。由于容閎三人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勃朗設法為他們解決了路費、學費等留學的所有費用，而且還給他們每人父母籌到了一筆贍養(yǎng)費。這些，都使容閎十分感動。在容閎的青年時代，勃朗對容閎最為關心，處處提攜，對他的幫助最大，影響也最大。勃朗一生從事教育事業(yè)，以改革舊教育、提倡新式教育為己任。他提倡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的觀點成為，容閎教育觀的基礎。后來容閎對太平天國提出的“七策”中關于教育制度的系統(tǒng)藍圖，就源于勃朗的《致富新書》中有關論述。容閎長期提倡的學生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關于各科教育協(xié)調發(fā)展的辦學方針的延伸。

　　1847年1月4日，容閎與其他兩位同學一起跟隨勃朗校長從廣州黃埔港乘船赴美。經(jīng)過拿破倫埋葬于此的圣赫勒拿島時，船只短暫停留，補充給養(yǎng)，容閎一行也上岸一游。他們來到拿破侖墓地，見墓前有株大柳樹在風中搖曳，于是各人折下一枝青柳，帶到美國。4月12日，他們到達紐約，容閎沒想到紐約的繁華竟超過了自己幾年前的“意想”，而幾年前“游紐約”的幻想今天竟成為事實，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變成事實，使他今后做事更加堅韌。

　　稍事休息，他們便從紐約再往馬薩諸塞州，入孟松學校。在孟松學校校長哈蒙德校長的教誨、影響下，容閎閱讀了大量文學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尤其愛讀《愛丁堡評論》雜志。在18世紀早中期的英國,一些著名學者如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思想家邊沁、哲學家哈奇森和休謨、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文學家司各特、社會學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躍在蘇格蘭地區(qū)，以愛丁堡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思想派別，被稱為“蘇格蘭啟蒙學派”。歷史學家伯克雖然來自愛爾蘭，但由于長期生活在蘇格蘭，所以也常被歸入這個學派。18世紀的蘇格蘭實際上成了當時英國文化繁榮的代表，蘇格蘭的文化中心愛丁堡被稱作“大不列顛的雅典”。蘇格蘭啟蒙學派具有強烈的經(jīng)驗主義和反唯理論特點，重視個人知識在形成人類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識，強調社會演化的重要性，主張經(jīng)濟放任主義。容閎愛讀的《愛丁堡評論》雜志，則是蘇格蘭啟蒙學派的重要陣地。他們還從新知識和啟蒙思想的角度抨擊過牛津和劍橋大學教育的腐朽衰敗,表達了他們對大學教育的失望。后來容閎對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對中國社會改革的觀點，也可看到這份雜志的影響，可以看到蘇格蘭啟蒙潛移默化的間接影響。

　　容閎無疑是最早接觸、接受近代啟蒙思想的中國人。雖然他對啟蒙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間接的、感性的，并因過于“超前”而影響不大，但其象征意義卻不容低估，預示著近代啟蒙思潮即將激蕩古老的中華帝國。君不見，“啟蒙”在近代中國雖然屢遭挫頓，甚至“夭折”，但又一次次重生。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從未被人注意過的“蘇格蘭啟蒙運動”終于開始引起國內思想界、學術界的重視，時距容閎接觸蘇格蘭啟蒙運動已整整一個半世紀過去。作為具體的個人，容閎的經(jīng)歷純屬偶然；
但作為“符號”出現(xiàn)的“容閎”，卻是全球化中國進程中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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