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岑：懷念我的父親——柯靈

　　今年2月15日是現(xiàn)代著名作家柯靈先生誕辰一百周年，6月19日是柯靈先生逝世九周年。在紀念和懷念之際，我們發(fā)表柯老長子高岑先生的文章，以表達對這位老前輩的深切懷念�！　�—編者

　　今年2月15日是父親百年誕辰，6月19日則是父親仙逝九周年紀念日。我的父親柯靈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上卓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他和同時代許多熱血志士一樣，在“五四”運動雨露陽光照耀下，從熱愛祖國、人民，熱愛人類進步的理想出發(fā)，選擇了艱苦的革命道路，在幾乎整個二十世紀，與祖國風雨同舟，共歷滄桑。

　　父親從小因家道中落，小學畢業(yè)后就輟學。自述“我的學歷只比文盲高一檔”。他能走上文學之路，全靠勤奮自學，“一步一步摸索前進”，1990年“柯靈創(chuàng)作生涯六十年研討會”上，他自詡“至今還是個人生和藝術的白首學徒”。

　　“藝術家的神圣職責是面對現(xiàn)實，而不是粉飾現(xiàn)實，只有忠于這個原則，才是對社會最大的贊美，因為公眾需要誠實和公正�！彼�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始終堅持說真話，光明磊落，直抒己見；
只問耕耘，不問收獲。

　　“認真”二字同樣表現(xiàn)在對他自己字字珠璣的作品研磨中。

　　父親曾經(jīng)寫道:“文品總是人品的表現(xiàn)，因為文藝是心靈工廠的產(chǎn)品，不可避免地要泄漏靈魂的秘密�！倍�父親“產(chǎn)”品中閃耀的是對祖國、對人民、對黨的熱愛和忠誠，是人品的坦蕩和真誠。

　　父親一生譜寫的道德文章，我們將永遠銘記在心，是我們子女永遠學習的榜樣。我想這應該是對父親百年誕辰最好的紀念。

　　一位靠勤奮自學成才的作家

　　父親雖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但童年生活卻過得清貧、艱難。因為父親生于大房，但過繼給了二房。二房僅有一位為了沖喜嫁入，還沒圓房，丈夫就去世的嬸娘，她就是父親的養(yǎng)母，我的奶奶。父親就這樣寄人籬下讀完小學，就此輟學。以后逐步成長為馳名文壇的作家，全是靠了自己的堅持不懈、刻苦自學。

　　1924年，父親十五歲時，在紹興《越鐸日報》上發(fā)表了處女作《斗門提燈會記》。后又在朱儲務實小學教書，還當過小學校長。1931年到上海進入電影界，先后在天一、明星、聯(lián)華電影公司工作，并參加了左翼影評小組，開始用柯靈的筆名。他還主編《明星半月刊》，參加了《魯迅全集》的校對等工作。先后在《晨報》、《大美晚報》、《大美報》等報刊兼職，當特約記者，編文藝副刊等。

　　抗戰(zhàn)時期，父親冒著生命危險在“孤島”上海堅持戰(zhàn)斗。先后主編《文匯報》副刊《世紀風》和《萬象》雜志。1944、1945年兩度被日寇逮捕入獄，受盡酷刑。父親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出獄后為了明志，給當時出生不久的小女兒取名為“清”，以示自己在敵人獄中的清白。

　　抗戰(zhàn)勝利后，又與唐弢共同創(chuàng)辦了《周報》，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內(nèi)戰(zhàn)、壓制民主的真相。后又與馬敘倫、周建人、雷潔瓊、趙樸初等發(fā)起成立民進，為爭取民主、自由，直接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斗爭，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追捕。1947年躲往香港，并參與創(chuàng)辦香港《文匯報》。1949年與大批愛國民主人士轉道至北京，1950年返回上海。

　　十年“文革”期間，父親又慘遭“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入獄長達三年。出獄后去干校勞動。(全家子女和他們的配偶也因此均遭審查，先后“上山下鄉(xiāng)”到基層勞動。)直到“四人幫”粉碎，父親才重新開始拿起筆。

　　七十多年來，父親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共著有文學作品五十二集、電影十四部、話劇三部，以及若干單行本。2008年12月，在上�！案母镩_放三十年我最喜愛的文藝作品”讀者評選中，父親的散文《昨夜西風》也入選，說明父親的作品廣受歡迎，為讀者喜愛。

　　父親的一生，與二十世紀中國社會風雨同行。他為中國的進步而寫作，也因為文字遭受過種種苦難。他的經(jīng)歷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曲折道路的縮影。他熱愛祖國、熱愛黨、忠于人民、熱愛社會主義，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在文學藝術領域里貢獻突出。我們一直為有這么一位父親而感到自豪。

　　是慈父，也是良師益友

　　父親對家人、子女的關愛、教育和幫助，我們兄弟姊妹九人感受尤為深刻。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位慈父。與之相處，平等、融洽、無拘束，從未發(fā)生過粗暴訓斥之舉。父親很注意方式方法，注重效果，總是循循善誘，我們都受益匪淺。

　　1950年我在父母的鼓勵下，只身到北京讀高中。父親有一次到京開會來看我，談起我寫的字，他說了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一個人寫出來的字，就像是一個人被人第一眼看到的臉�！币痪湓捰|動了我，從此開始注意寫字，一段時間后，自己也感覺有了較大的進步。

　　1951年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我在北京的學校里直接參加了解放軍。1955－1956年間，我當時正在軍醫(yī)學院學習，部隊開展了肅反運動。由于當時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我生平第一次受到莫名其妙的“審查”，事后卻又不了了之，我感覺受了不公正對待。為此，我寫信給父親說，我準備離開軍隊，回上海再去讀書。父親當時正在蘇聯(lián)、東德、捷克等地訪問，除寫信勸慰穩(wěn)定我的情緒外，回國后立即趕到天津，在學校簡陋的招待所里，和我促膝長談。中心思想是一個人要心胸大度，不能因為已經(jīng)過去的一件事耿耿于懷，要正確對待挫折和教訓。這一番談話最終解開了我的心結。

　　1978年，三中全會前夕，我從部隊轉業(yè)回到上海工作。父親經(jīng)過十年“文革”，雖說老而彌堅，但畢竟年事已高。父親希望彌補歲月的損失，一心想擺脫一切社會事務，潛心寫作，甚至在大門外貼上“午后四點前不會客”的條子。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在與子女見面和通信中，還是會經(jīng)常向我們提醒他認為必要的告誡。1991年，我被調往北京國家機關工作，父親給我來信，關照我一定要盡快到1950年我剛到北京時住過的人家(李先念原秘書潘靜遠先生，“文革”中含冤去世)去探望一下。信中說:“我一生對人以誠相見，希望你也多注意一些人情冷暖�！�1988年初，我調上海市計生委工作不久，父親去北京開會，寫信給我，一方面說起我們要給他做八十歲生日，那天他回不了上海。另外又說:“你現(xiàn)在擔任一方面的領導工作，希望你事事處處謹慎小心，努力做個好干部。現(xiàn)在黨風和社會風氣都太壞，令人喪氣。我相信你會征服一切困難，樹立自己可親可敬的風格�！�1989年《上海計生報》改版成《上海家庭報》。我請父親提意見，他回信說:“我編刊物有一個重要的經(jīng)驗:多說讀者心里想說的話，少說官話�！蔽野堰@位老報人的建議轉給了家庭報社。

　　父親在待人處世上堅持自己的原則，為我們子女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那年，父親給紹興秋瑾故居紀念館題詞后，對方寄來了稿酬，被父親兩次退回。龍華烈士陵園碑文(以上海市委、市府名義)的萬元稿酬，也被退回，他說:“先烈們?yōu)閲�捐軀，我能為他們寫碑文已是無尚光榮，怎么能收稿酬！”父親所得到的獎金，據(jù)我所知，很多都是捐一半給社會，還多次向希望工程捐款。有一次紹興斗門鎮(zhèn)要為他建紀念亭，父親立即阻止。1991年，我的孩子高建寫信給爺爺，說上海曲陽圖書館要出一本柯靈紀念冊，正準備籌集資金。父親立馬給我寫信說:“現(xiàn)在文藝界時興到處伸手勸募資金搞活動。我很不同意這種做法。輪到我自己更不能這樣干了。阿建為我籌集資金的事，請告訴他立即堅決停止！萬不要進行！(他對我的心意，我當然理解，為此感到欣慰。)”最后又說:“我這一輩子兢兢業(yè)業(yè)，只是想做一個老老實實的人。”父親的種種行動處處體現(xiàn)出高風亮節(jié)，這些都成為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至今，每次重溫父親寫的這些信件就會感到親切、溫馨。父親一片舐犢之情躍然紙上，成為我們終身難忘的記憶。

　　父親晚年想潛心寫作完成《上海一百年》，作為子女，我們非常理解和支持，平時盡量不去打擾。但每逢節(jié)假日、父親的生日等我們都會前往問候探望，慶祝聚會，攝影留念。父親有時也到子女家里聚餐；
父親有事(如陪同看病、修理房屋等)，我們子女也都盡力而為。父親身體不好的時候，我們也曾燒好菜送上門。外地子女短期返滬，父親處的到達問候、行前辭行是必行之禮，且都必備禮品。父親晚年每次出席第三代的婚慶都堅持到禮成。逢主要著作出版，父親都親筆簽贈子女……

　　與父親給予我們的巨大精神鼓舞相比，家庭中的物質交往就成為誰也不再在意的議題了。簡而言之，我們同胞手足在父親的影響下，重義輕利。父親一貫認為:要靠自己努力，勤勤懇懇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我們九個子女都按父親的愿望在努力，每個人都在社會發(fā)展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和社會發(fā)展同步前進。我們九個人中，有四人有高級職稱，二人中級職稱；
有全國唯一一套國產(chǎn)聚丙烯生產(chǎn)工藝的發(fā)明人(已成功應用于生產(chǎn))，有在導彈研制中榮立一等功并在返回式衛(wèi)星研制中獲部級科技進步二等獎的，有獲得上海市衛(wèi)生事業(yè)管理成果一等獎者。目前九個人均已離、退休，都已跨過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在父親百年誕辰之際，可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的是——我們沒有辜負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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