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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新興的國家?guī)�來了深重�?zāi)難。曾是海外“保（衛(wèi)）釣（魚島）”愛國運動積極參加者的鄭愁予，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在詩人筆下沒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詩作，但他1966年寫了贊頌國父孫中山的《衣缽》一詩，強調(diào)了孫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統(tǒng)一中國的理念，并認為統(tǒng)一是和平的第一義。而詩人自許為“第三代的獻身者”，是“傳接您的衣缽的人”。他后來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與友人等在‘心戰(zhàn)總隊’閱讀資料，咸表憤慨，適值孫中山先生百年冥誕，乃以‘民主’為寓意，揮淚作長詩《衣缽》”。1972年在愛荷華他還作有《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一詩，詩中重點描繪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楓樹”，其紅色如燃起“連天大火”。詩人擔心“紅磚夾隙間”的“幾株小草”，面臨“秋盛的大火”，“能過冬否？”詩人在1984年修改和訂正此詩時，寫有“追記”云：“住愛城五年，正值中國大陸上進行著文化大革命，紅光亦照到愛城來，不免有一些向往紅色生涯的附和者，寫這首詩以大楓樹作為警諫�！蹦敲�，如詩人所說，《衣缽》源自對“文革”的憤慨，《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對“文革”的憂慮，則《雨說》是否就可說是對“文革”結(jié)束、新時期到來的贊頌?zāi)�？這三首詩簡直可說是鄭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鑿附會。　　鄭愁予曾說：“詩是寫給‘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詩人，當完成一首詩，常會在置筆的頃刻有些滿足感，別人難以分享，這便是詩是寫給‘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經(jīng)對外發(fā)布，則必然引起反應(yīng)。如有幸引起讀者的共感，便就是詩也是寫給‘知己’的原因了。”（《詩創(chuàng)作觀》，載《中華新詩選》，臺灣文史出版社）《雨說》一詩寫于十年“文革”的嚴冬方才過去兩年的時候，那時的孩子恐怕難以讀到此詩。不過當時的孩子，現(xiàn)在正當“而立”之年，如能讀到此詩，肯定會有共感，并和詩人互相引為“知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