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唯一國際城市經典 遵義:一個被經典照亮的城市

　　城市不只是鋼筋水泥的堆砌，城市是人與自然一種和諧的相聚，是歷史與現實共同生長的一個交點，正是城市整合并集中體現了我們的文明。 　　人們常以河流為標志區(qū)分人類文明，而事實上，地球的文明單元亦有山地文明的一席之地。大婁山中的歷史文化名城遵義，就是這種山地文明成就的經典。
　　
　　水為生命之源，人類文明的起源與進步總跟水緊密關聯。古巴比倫幼發(fā)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形成的“兩河文明”，華夏大地的“黃河文明”，都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這種以河流為標志區(qū)別人類文明的方法顯然是有缺陷的。地球文明豐富的單元亦有山地文明的一席之地。，
　　眾所周知，上世紀在云南楚雄發(fā)現的170萬年前的“元謀人”，是迄今為止專家認定中國最早的人類，也是中國最早使用火的人類。
　　當古人類學家為20萬年前后華夏古文明找不到佐證感到困惑時，卻在貴州遵義大婁山中巖灰洞里發(fā)現了豐富的“桐梓人”化石，并正好接上這一環(huán)斷鏈。
　　我們古老的云貴高原，將從“元謀人”開始、“桐梓人”傳承的山地文明延續(xù)；這種山地文明又從洞穴里走出來，穿過重重迷霧，一直走到了今天，成功地匯入了現代文明大潮。
　　大婁山中的歷史文化名城遵義，就是這種山地文明成就的經典。
　　城市是人類意識與時代精神對大地的雕塑。混沌初開，蒙昧時代，城市只是一種原始的生存欲望，為了戰(zhàn)勝恐懼，并能夠捕獲更多的獵物，先人們,g4N凝聚在―起。后來，城市發(fā)展為一種向往，先人們對群居生活的向往。直到向往成為一種本能，城市成了一個部落，一個有秩序的社會集體，現代城市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起點。
　　歷史沒有細節(jié)。我們不可能尋覓古老高原山地文明如何成就一個城市的風采。但從經典遵義出發(fā)，我們卻能夠透過漫漫時空，感知大婁山一方水土瑰麗神奇山地文明魅影。
　　
　　夜郎自知
　　
　　任何一種文明要獲取持續(xù)不斷的生命力，都必須要有開放的姿態(tài)。
　　夜郎故地的大婁山，斜貫遵義全境，東南為青山綠水，故一條大河名烏江；西北為高原落向四川紅色盆地的緩坡，丹霞地貌，故一條大河名赤水河。兩條大河雖然都注入長江，且都是長江一級支流，卻一黑一紅。色彩的強烈反差，透著濃重的象征意味，確定一種文化的大氣。
　　夜郎歸漢，征服說、結盟說，莫衷一是。而多同王其時，沒有任何參照，卻不揣冒昧，敢問漢唐蒙：“漢與我孰大?”雖留下千古一笑，卻夜郎王知天外有天，也算長了見識。我們因此看見自秦王朝李冰“聚薪焚石”以來開辟的“五尺道”在漢代得以跨越夜郎，并延伸至滇，打通了中國西南“絲綢之路”。古夜郎吸取了新的文化元素，形成新的山地文明。
　　這一背景下，舍人、盛覽、尹珍“漢三賢”從大婁山走了出去，載人了中華文明史冊。
　　其中以尹珍為顯著，據《后漢書》記載：“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xiāng)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
　　可見，“夜郎自知”才是遵義文明更為準確的注腳。
　　1943年，尹珍故里正安縣劃出一部分，以尹珍之字“道真”為名，置道真縣紀念這位先賢對華夏文明所做的貢獻。
　　
　　石頭文明
　　
　　山地文明當然離不開石頭這個角色推波助瀾。尤其大婁山中，到處都是石灰?guī)r。這種石頭雖然堅硬，卻過火成灰，又是很好的建筑材料。石灰?guī)r經年累月，水滴石穿，又透出空靈。大婁山因此有一種說法：有山必有洞。
　　開門見山，抬眼望石。人也如山石一樣，有了山的秉陛、石的智慧。
　　南宋時期遵義人冉璉、冉璞兄弟，史稱“二冉”，在重慶合川構筑的石頭堡壘釣魚城，“孤城釣中原”，成功地阻止蒙古大軍南下，大汗蒙哥“中飛矢而亡”城下，從而改變世界戰(zhàn)爭史，扭轉了元帝國的膨脹，被歐洲人稱為“東方的麥加”、“上帝折鞭”的地方。
　　無獨有偶，明朝末年“平播之戰(zhàn)”，土司楊應龍憑據遵義海龍囤城堡。明王朝舉全國之力，調集兩京十三省三十萬大軍，歷時三個月，攻下海龍囤。但明王朝因此元氣大傷，很快土崩瓦解。今天，海龍囤作為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古軍事城堡，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遵義，石頭文明顯然不只是體現在戰(zhàn)場上。
　　遵義綏陽城郊，至今還有一幢清朝年間留下來的石房子，榫頭銜接，渾然一體，從柱子到檁條都鐫刻勸學的銘文。只是年代不同、長幼不同，銘文內容也有所不同。這樣一幢建筑，遠比一座石碑的涵義要豐富得多。
　　大婁山土著仡佬族人，他們不僅用石頭造橋，連通千溝萬壑，還用石頭做碾、磨、難、缸等生活用具。他們甚至用石頭鑿棺，把石頭作為生命的歸宿。
　　
　　斑斕山地
　　
　　遵義山地與色彩冥冥中有一種關系，似乎剪不斷，理還亂。
　　大婁山脈的北端有中國最早開發(fā)的汞礦區(qū)。汞又叫水銀，從血紅的丹砂里提取，卻又可以還原到丹砂中去。因為這種特性，古代術士認為丹砂能夠使入長生不老。
　　大婁山北端為濮人即今天的仡佬族人的聚居地。丹砂的開采，豐富了仡佬族文化內涵，也加快了仡佬族文明進程。
　　而真正把紅色提升到一種文化層面，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工農紅軍的到來。長征一年，紅軍在大婁山進出三個多月，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解決了黨與軍隊的領導權問題；通過“四渡赤水”、“婁山關大捷”、“紅花崗戰(zhàn)役”，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在生研存亡關頭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彪炳史冊。遵義因此成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轉折之城”，成了中國革命的圣地。
　　“紅”寓意大婁山地域文化特征與紅軍長征，確定名城遵義的文化品質、精神走向。而“白”，則代表白酒產業(yè)，成為大婁山山地文明建設重要的經濟支撐。
　　作為“中國酒鄉(xiāng)”，中國老“八大名酒”，遵義占了兩個品牌，一個茅臺，一個董酒。此外，還有習酒、珍酒、鴨溪窖、湄窖等一批“省優(yōu)”、“部優(yōu)”品牌。尤其“國酒”茅臺，獨特的口感，純粹的品質，加上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多次在國際上獲大獎。
　　此外還有“黑”，包括烏江水力資源開發(fā)和煤炭資源開發(fā)。
　　烏江流域兩個最大的水力發(fā)電廠：一為構皮灘電站，總裝機容量300萬千瓦，相當于長江葛洲壩電站；一為烏江渡電站，總裝機容量125萬千瓦。
　　在“西電東送”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下，大婁山被國家定位為能源基地，先后建成投產和在建習水火電廠、鴨溪火電廠、桐梓火電廠，總裝機容量近300萬千瓦。
　　進入新世紀，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煤炭產業(yè)鏈延伸，大婁山北部的桐梓又上了煤化工項目，年產值可達15億元。
　　而“綠”，則為山地文明的本色。
　　遵義擁有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一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qū)、四個國家級生態(tài)示范區(qū)、兩個國家級森林公園，森林覆蓋率近百分之五十。
　　
　　文化奇觀
　　
　　文明演進的背后，總有一道一道文化奇觀。
　　清朝年間，遵義鄭珍、莫友芝所著《遵義府志》被梁啟超譽稱“天下第一府志”，其文學貢獻后來也被國學大師錢仲聯詩贊“清詩三百年，王者在夜郎”。二人同入《清史?文苑》。
　　與鄭珍、莫友芝同時并稱“清三儒”的黎庶昌，不僅是清政府駐日公使，也是曾國藩得意門生，“桐城派”散文大家。因三人同在遵義沙灘著書立名，并影響一代風氣，故時人概稱為“沙灘文化”。
　　抗戰(zhàn)期間，“東方劍橋”浙江大學在校長竺可楨率領下西遷遵義辦學八年，兩種文化碰撞，產生了蘇步青、談家楨、王淦昌、李政道等一大批學術精英。
　　新中國成立后，大婁山鄉(xiāng)村空前活躍，出現不少新生事物。鳳岡崇新鄉(xiāng)黨支部組織互助組開展農業(yè)合作化的工作，毛澤東寫了長達六百字的按語充分肯定。而綏陽廣大鄉(xiāng)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毛澤東寫按語肯定的同時，還對文章的文風進行肯定。
　　改革開放，遵義正安農村“三百娘子軍”南下廣東，對廣大農村產生了巨大沖擊，拉開了中國農民進城打工的序幕。
　　新紀元到來，仍然是遵義一個叫余慶的地方，那里以“富、學、樂、美”為內容的“四在農家”，又成為當代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典范。
　　遵義可以說是一個被經典照亮的城市。
　　是我們語詞貧乏?還是我們情感干枯?
　　我們將養(yǎng)育我們的河流稱之為“母親河”。而面對我們賴以生存的山地，我們卻支支吾吾，表現冷漠。
　　殊不知，山為河之母，正是蔥蘢的山地，提供了奔騰不息的河流。
　　這些年，很多地方水枯河斷，大旱不止，說到底，就是由于對山地文明的忽略甚至踐踏而引發(fā)的惡果。
　　如此，經典遵義的意義才顯得非同尋常。
　　城市是什么?城市不只是鋼筋水泥的堆砌，城市是人與自然一種合諧的相聚，是歷史與現實共同生長的一個交點，正是城市整合并集中體現了我們的文明。
　　而現在，也許一切都還來得及。
　　國家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進一步實施，大婁山長江防護林帶形或，我們的山地文明將會得到進一步提升，山地文明成就的經典之城遵義因而能讓生活更加美好。(圖片由遵義市市委宣傳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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