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辯律師 [被逼到墻角的刑辯律師]

　　北海律師團為誰而戰(zhàn) 　　繼李莊案之后，北海律師案再次令社會神經(jīng)緊繃，它加劇的絕不僅僅是律師群體的執(zhí)業(yè)風險，更讓每一個公民都懷揣深切憂慮：當律師辯護權不保之時，誰來為我們把持權利的底線？
　　
　　這起普通刑事案件如一部懸疑大片，反復刺激著公眾情緒――它直接導致四位律師被抓，繼李莊案后，又一次讓刑事辯護律師群體意識到前所未有的執(zhí)業(yè)危險。
　　
　　8月6日深夜，一份《延期審理決定書》送達北海律師團手中，裴金德等故意傷害案延期審理。
　　此時，數(shù)十名全國各地的律師已踏上飛赴北海的航班，欲見證原定8月8月的庭審。
　　這起普通刑事案件如一部懸疑大片，反復刺激著公眾情緒――它直接導致四位律師被抓，繼李莊案后，又一次讓刑事辯護律師群體意識到前所未有的執(zhí)業(yè)危險。
　　案件發(fā)生在中國西南邊陲北海。起初是一樁普通殺人案，然后逐漸演變成震驚律師界的案中案。它牽連的律師之多、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廣，當為近年之最。
　　一切緣于廣西北海村民黃煥海被殺。村民裴金德、裴貴、楊炳棋、黃子富等人隨后成為被告人，四人一審時除黃子富外均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然而在二審時，由于辯護律師的法律援助，四人中前三者均翻供，而黃子富一直不承認犯罪事實。
　　北海市檢察院隨后以涉嫌“偽證”為由將為上述被告人進行無罪辯護的楊在新、楊忠漢、羅思方、梁武誠等四名律師拘捕。楊在新向北京律師楊金柱求助。在他安排下，以陳光武等為代表的律師團一行10人，隨即奔赴北海調(diào)查此事。但未曾想，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襲擊。
　　案件繼續(xù)發(fā)酵。7月21日，當朱明勇律師及周澤律師會見被告人時，被告人在高度緊張狀態(tài)下拒絕回答律師提問，在場警察竟然說，被告人享有沉默權，他可以不回答律師的問題。
　　律師譚敏濤憤怒地質(zhì)問：沉默權制度不是拿來對付律師的，而是被告人針對警察審問時享有的拒絕回答權利，法律賦予被告人沉默權是防止警方誘供，防止偵查機關刑訊逼供，防止公安侵害被告人合法權益而設。而如果北海公安真的懂得沉默權制度，何不將沉默權適用于偵辦四律師案及原傷害案件呢？何不采取零口供的方式偵查原傷害案件呢？何不給我們演練一次沉默權制度在北海的試水呢？
　　譚敏濤說，當事人在面對為其辯護的律師時，當事人還用得著沉默嗎？“我想，這個問題不需要高深的法理來解釋，三歲小孩都能明白。”
　　這一連串的案子在律師界及輿論界引起的震動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北海律師案中，表露出中國律師的群體性焦慮。于是，“北海律師團”采取一種在常人看來極端、無奈但又最不壞的方式――借助媒體進行輿論轟炸――其實他們心里也沒底，但即便是這樣，也要孤身犯險，放手一搏。
　　當然，這其中，每個律師方式迥異。楊金柱表現(xiàn)出了一種血性和憤慨，陳光武表現(xiàn)出了充分的理智與克制，陳有西善于借助體制內(nèi)的行政力量，扭轉(zhuǎn)局勢，而斯偉江則痛陳當今律師體制的尷尬與無奈。
　　盡管行事方式迥異，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夙愿：行走于法律正義和社會正義的軌道之間。
　　一位知悉案情的法律人士所說，如此簡單的案件，卻被北海方面搞復雜了。端賴于北海立功心切，急于定案，但不想?yún)s弄巧成拙。正因如此，“律師團”此行之目的，或許并不是要為整個案子翻案，更不是要制造偽證，只是履行法律的正義。
　　正如李莊所說，律師作為刑法第306條的受害群體，除了呻吟，不能不發(fā)出吶喊，盡其份內(nèi)職責，雖敗，猶榮，何況，勝敗未可知！
　　毫不夸張地說，區(qū)分社會野蠻與文明，律師能否充分發(fā)揮功能是一把重要標尺。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德肖維茨有一段經(jīng)典論述：律師必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客戶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力的抗衡和平衡。正是律師與控方之間力的制衡，才能夠減少冤枉和司法權的恣意。
　　在法律框架下，律師是唯一站在公權力對面，為公眾做無罪或罪輕辯護的人�？v觀世界各國，無不把獲得辯護權規(guī)定為被告人首要權利。然而，刑法第306條卻如同一把利刃，時刻懸在中國律師頭頂，讓他們懷揣著恐懼行走于崎嶇的法治之路。
　　“律師偽證罪”已讓眾多律師因辯護身陷囹圄，它將刑辯律師逼到了法治的墻角，見證被告人遭到審判，卻難伸辯護援手。
　　繼李莊案之后，北海律師案再次令社會神經(jīng)緊繃，它加劇的絕不僅僅是律師群體的執(zhí)業(yè)風險，更讓每一個公民都懷揣深切憂慮：當律師辯護權不保之時，誰來為我們把持權利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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