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媒體中的中國形象_他視形象中的中國媒體形象

        發(fā)布時間:2020-02-17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編者按:從本期開始,本欄目將通過采訪聯(lián)合國記者協(xié)會主席、美國合眾社資深記者等一些境外高端媒體人士,從不同角度了解他們對中國媒體和對外傳播現(xiàn)狀的看法,他們是用什么角度、方法做好“軟”的對外傳播工作,希望這些專家的觀點和經(jīng)驗能夠為我們提供借鑒。
          
          訪談對象:聯(lián)合國記者協(xié)會主席努炎(J.Tuyet Nguyen) ,1938年生,聯(lián)合國記者協(xié)會理事會委員,2007年起連任聯(lián)合國記者協(xié)會主席。記者生涯近40年,現(xiàn)為德新社資深記者。
          
          訪談題目之一:他國媒體報道影響對中國的認知
          
          新聞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來源之一,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某種意義上即中國的他視形象)有時候與新聞中呈現(xiàn)的“中國”(即中國媒體形象)十分趨同。這是由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一國民眾對他國國家形象的認識主要通過傳媒實現(xiàn),同時該國民眾對于來自媒體的初始印象無法進行即時驗證,所以他國的媒體形象往往就是一個時期內(nèi)該國民眾的終極國家形象。努炎認同媒體的新聞報道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主要渠道,他說:“通常游客會在訪問一個國家之前,先閱讀相關書籍并做一些研究。中國是個較為復雜的國家和社會,她的語言、文化讓乍到的西方人一時難以理解。游客通常會依賴于新聞報道來了解中國。而聰明的游客會在訪華前先讀書研究!
          努炎僅在2006年到過中國一次。我問他,那次中國行與印象中或西方媒體描述中的中國一致嗎?他說:“我之所見與我所了解的中國有些許不同。我感到有一丁點兒失落,因為中國為追趕金融市場、大城市化和西方式發(fā)展而快速地發(fā)展和變化。結果是,古老中國的文化與文明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現(xiàn)代化的中國。中國選擇走向現(xiàn)代化無可厚非。所有的國家都會為造福民眾而選擇現(xiàn)代化道路。來中國尋找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書中描繪的中國、或‘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游客,不免會失望。世事已變,徹底地改變,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睂@個答案的解讀,我有兩種感覺,一是書本中或媒體中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不同,來到中國才看到一個現(xiàn)代的、活力的、真切的中國;二是中國目前仍被外國人誤讀為歷史上的中國,古代的、近代的以及現(xiàn)代的,特別是近來一段時間,文字、藝術等領域常常把“紅衛(wèi)兵時期”的元素作為一種獵奇。
          問到駐聯(lián)合國記者對中國的印象,努炎回答說:“駐聯(lián)合國記者認為,中國是個擁有否決權的重要國家,她為她的行為和決策負責任。雖然中國仍把自己視為發(fā)展中國家,但她較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國家之一。因此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其言行必須與身份地位相符。人們更關注的是一個政府是否為民造福,而不是為國家的自身利益。中國已證明她可以與國際社會一起合作,共同達成目標,如氣候變暖、扶貧和救治疾病。”
          放大到西方媒體,努炎認為“西方媒體,包括電視媒體,大多以政治視角來看中國,以西方價值體系為參照,評論和比較東方價值體系,而非將中國視為一個經(jīng)過數(shù)十年努力,從貧窮走到領先行列的國家來看待。中國仍是發(fā)展中國家,除了香港、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外,貧富差距懸殊!
          從訪談中,我感受到的是,任何國家都不需要對他視形象的某些字眼對號入座,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歷史、文化、宗教、利益和國情。對于其他國家對本國的他視形象,可能更好的方式是基于不同價值體系,分析誤讀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國情因素,彌合自視形象與他視形象的差距。
          
          訪談題目之二: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點
          
          回到基本問題,外國人、特別是外國記者對中國的興趣點到底在哪兒呢?努炎覺得興趣點在于“真實的中國”,他說:“第一次訪問中國的記者,幾乎都會將他們親眼所見與西方的文學作品里所描述的中國相比較。記者們總是想看到真實的中國,人們怎樣生活,中國政府怎樣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中國媒體怎樣報道日常新聞,以及那些報道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中國認知程度不同的外國人,愛讀的新聞也不同。努炎覺得大致有四類情況,“那些對中國興趣濃厚、知曉較深的外國人,會希望了解中國是如何成為一個政治經(jīng)濟強國的。對于第一次來華訪問的游客,一切都是有趣的,無論是文化、語言,還是總體生活和社會情況。那些來旅游的外國人,希望看到的是他們在電視或廣告上所了解的中國。但有些游客更想了解政治體制,想知道民主、經(jīng)濟是如何運作的!碑斎唬瑢懶侣劦娜巳绾慰粗袊灿绊懥诵侣劦膬(nèi)容和形式,“故事的報道有賴于作者看待中國的視角。但中國是如此博大精深,因此,伊始并不容易遴選報道的題材。”
          
          訪談題目之三:遴選媒體感興趣的題材
          
          當一個故事發(fā)生時,被記者選擇報道的就成為新聞,不被記者選擇報道的,則沒有人知道。如何讓希望被外國受眾了解的故事被記者報道?西方媒體每天收到數(shù)以百計的請柬、通知、邀請函、電話、傳真⋯⋯,西方記者又會選擇什么樣的活動與會?或者說什么樣的活動才具有新聞價值?對活動提供的新聞稿和背景材料,他們又會如何使用?努炎認為,“如果有重大事件發(fā)生,記者就是盡可能地詳細描述事件的發(fā)生。比如說發(fā)生墜機事件,報道內(nèi)容就必須說明有多少人員傷亡,事故是在何種情況下發(fā)生的。⋯⋯這都取決于信息的重要與否。如果是從事政治新聞的記者,就寫有關政治決策或某個政治領袖的作為。如果是科技或醫(yī)藥新聞的記者,就寫些新發(fā)明、新發(fā)現(xiàn)。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報道就需要附上背景說明!本唧w到德新社,努炎覺得,“如果德新社關注到其他通訊社沒掌握到的某些新聞,那么德新社的報道就會脫穎而出。但通常來說,大事件的報道總是雷同的。只是有的報道較深入,而有的則較簡潔!
          談到德國媒體,會感覺有關中國經(jīng)濟的新聞比較多,還有人歸納出新聞內(nèi)容走向,如2001年前德國媒體似乎只關注中國的歷史、儒教等。2001到2004年,美股在“9?11”后大跌,經(jīng)濟一度不景氣,因為德國出口產(chǎn)品需要中國市場,德國媒體報道中國就較為客觀,主要是肯定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到2005年后中國經(jīng)濟已經(jīng)明顯給德國經(jīng)濟帶來了太多的挑戰(zhàn)。德國一方面依賴于對中國出口,另一方面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又提高了全球資源像原油、鐵礦、水泥等的漲價。同時中國企業(yè)開始向歐洲進軍。這些都給德國經(jīng)濟帶來了沖擊。于是乎,德國媒體越來越對中國抱以敵意。我問努炎有沒有感覺到?努炎說:“對于經(jīng)濟是否關注,取決于該國與中國經(jīng)濟交往有多深。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充滿了各種機會,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想進入這個市場。國外媒體向中國派駐記者,撰寫經(jīng)濟報道,是因為他們國內(nèi)有這個需要。正如多數(shù)歐洲國家一樣,德國亦希望與中國發(fā)展經(jīng)濟關系,因此德國記者需要提供更多中國經(jīng)濟新聞給德國讀者。就像負責采訪華爾街的中國記者,要向中國報道華爾街的新聞一樣!
          
          訪談題目之四:建立外國人能懂的話語體系
          
          我注意到努炎提到的報道內(nèi)容很少是說教式的,它們具體,人性化,需要有故事情節(jié)。這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常有外國人說聽不懂中國的政治會議語言。其實不要說政治語言,有時候日常語言也有這種情況。前幾天看了一個小型當代藝術展。一個德國藝術家畫了兩個人腦的運動過程,德語和中文進入其中一個人腦,同時同樣的單詞逆序地進入另一個人腦。他是想表達雖然兩種文化的人即便用同一種語言交流,但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常常會有分歧。當我把問題轉向“如何建立一套使外國人能聽懂的話語體系?特別是解釋話語體系中的政治概念”時,努炎說:“一般西方人較難以理解中國的政治語言,如果這些話語是由沒有西方教育背景,且不太通曉西方文化的中國人來撰寫和翻譯的話。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必須意譯,而非逐字直譯!
          努炎在德新社作資深記者10余年。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德國媒體喜歡關注西藏問題,而且常常把中國置于負面,我很容易地聯(lián)想到西藏問題。我就問努炎為什么。努炎迅速承認:“大部分的西方媒體對西藏都有著類似的興趣!彼f其實西方媒體“關注西藏的人權問題、宗教問題與文化問題,更甚于政治問題!甭牭脚装讶藱鄦栴}和政治問題當作并行的兩個問題時,我開始思考除了之前說到的東西方價值體系的不同外,也許西藏問題還雜揉著話語體系的因素。不同語言中的字詞并不完全一一對應。就像剛剛努炎提到的譯者當有西方教育背景并通曉西方文化一樣,一個話語體系中的概念轉換到另一個話語體系時,選用的詞匯是否妥當非常重要,也就是兩個人腦中應出現(xiàn)不同詞匯的同一種解釋時,交流才是無礙的。當西方提出疑義時,僅僅靠涵括內(nèi)容不同的“人權”兩個字來駁斥自然有些蒼白。而對生存權、自由權、財產(chǎn)權、尊嚴權、獲助權、公正權、發(fā)展權等普適權利一一反擊,則有力得多。政治語言也一樣,高度概括本身并沒有問題,對中國人的理解力來說也沒有太多問題,但如何被外國人接受和理解則是另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我告訴努炎我對聯(lián)合國的新聞發(fā)言人蠻感興趣的。比如新聞發(fā)言人如何與記者交朋友?比如他們與駐聯(lián)合國記者是如何溝通的?努炎說:“和記者交朋友就像你和平常人交朋友,這并無區(qū)別。聯(lián)合國的新聞發(fā)言人會向記者作每日簡報,并經(jīng)常與記者討論當天發(fā)生的事件!
          這也許只是某個新聞發(fā)言人與某個記者之間的溝通關系。新聞發(fā)言人也有一個自視形象,同樣記者對發(fā)言人也有個他視形象。其中可能有建構、有沖突,所以首先要以平常心,然后需要互動,需要修復,需要博弈,最后達到自身形象與他視形象的逐漸彌合。兩個人的信息交流系統(tǒng)如此,不同國家間的信息交流系統(tǒng)亦是如此。(未完待續(xù))
         。ㄗ髡邅碜試鴦赵盒侣勣k三局,圖片由作者提供)
          責編:張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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