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建“橄欖型”社會,中國還需三十年|于建嶸

　　早有專家指出,貧富分化造成中國社會的“斷裂”。顯然,隨著公民意識的崛起,如果繼續(xù)讓權力與資本藐視民生與民權,那么隨之而來的只能是社會更大的“斷裂”。 　　如何撫平社會“斷裂”的創(chuàng)傷?出路只能是建立“橄欖型”社會結構,讓大多數(shù)人過上小康且安穩(wěn)的生活。但是,在社會學者于建嶸看來,在權力主導一切的中國,社會結構已然形成了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型”,要扭轉這種局面,形成良性的“橄欖型”,并非易事。
　　
　　權力與資本“合力”塑造金字塔
　　記者:您所說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包括哪些階層?
　　于建嶸:三個階層。第一層就是權力壟斷和資本壟斷的精英層。第二層就是中間層,包括一些小官僚,一些企業(yè)人士,他們的生活過得還可以。最底下一層,就是缺乏社會保障的群體,也就是所謂的“民”了。
　　記者:當前中國這種社會結構呈現(xiàn)了什么樣的特征?
　　于建嶸:其一,較高層級社會階層的封閉性越來越強。社會分層本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但是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處在金字塔較高層級的社會階層的封閉性越來越強,而且正在逐漸固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較低階層的社會成員。
　　其二,社會垂直流動呈現(xiàn)單向性特征。在我看來,由于較高階層的封閉性逐漸增強且具有排斥性,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逐漸呈現(xiàn)出“向上流動難,向下流動易”的單向性流動。也就是說,處在下層的社會成員垂直流動的障礙越來越多,能夠真正實現(xiàn)向上層流動的人越來越少。與此同時,中高層向下流動的卻非常容易,尤其是處在中間的社會階層,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層。
　　其三,社會階層之間存在隸屬關系。處在金字塔頂層的是壟斷權力和資本的權貴精英,他們通過權力和資本掌握著各種社會資源,使得中下層社會成員為了生存不得不成為權力和資本壟斷階層的附屬物。
　　記者:中國的社會結構“金字塔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嶸:其一,權力主導是形成這種社會結構的根本原因。無論是古代還是現(xiàn)代,中國社會都是權力主導型的社會,掌握權力意味著掌握其他的社會資源。在古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現(xiàn)代,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結成同盟。權力與資本結合侵入社會資源后,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進一步僵化。
　　其二,儒家傳統(tǒng)文化強調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綱常倫理,為“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傳統(tǒng)文化強調士、農、工、商等社會階層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使得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很低。
　　
　　社會結構下沉,人心不穩(wěn)
　　記者:“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存在怎樣的危險性?為什么要向“橄欖型”社會轉型?
　　于建嶸:“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帶來的最大危險,就是社會不穩(wěn)定。眾所周知,“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兩頭小,中間大”,也就是“中間階層”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比較大,精英和底層的數(shù)量相對較少,這樣的社會結構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中產階層”是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性力量,它們是溝通精英和底層的橋梁和紐帶,“中產階層”龐大意味著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相對比較合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不會很激烈。
　　相比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存在很大問題,貧富分化比較嚴重,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比較激烈,沒有龐大的中產階層作為緩沖帶。比如當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會不滿和怨恨情緒就是明證,這也是誘發(fā)社會泄憤等大規(guī)模群體性沖突事件的“助燃劑”。
　　更具危險地是,中國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底層的人數(shù)還在不斷增加,社會結構在動態(tài)下沉,造成人心不穩(wěn)。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絕對貧困人口增加。而是指雖然隨著經濟的發(fā)展,整個社會底層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層的人數(shù)是在不斷增加的。這一點有些社會學家不承認。但你不能認為有電視看,有手機用,就比幾百年前的皇帝過得還牛?底層增加的判斷標準不是說他沒有生活來源了、沒有電視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來作為“中產階層”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性的東西。
　　記者:追問一句,“橄欖型”社會中間層往往有一個成熟而龐大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您的分析,中國的“中產階層”并未像某些媒體所說的那樣已然形成?
　　于建嶸:什么是“中產階層”?擁有兩套房子就是“中產階層”嗎?白領就是“中產階層”嗎?不是�！爸挟a階層”起碼要不為基本生活所累。但現(xiàn)實情況呢?比如現(xiàn)在的大學生,原來他畢業(yè)后起碼能進所謂的體制內單位,但是現(xiàn)在大量的大學生一畢業(yè)就直接進入社會底層。白領今天看起來似乎很風光,但明天一失業(yè)就什么都沒有了。所以,我認為中國并沒有形成“中產階層”。
　　有個律師跟我抱怨說,他在北京都當了5年律師了,但自己的戶口就是進不來。我說,這很正常,不要認為一個律師就可以超越民眾了。白領為何跟民工列為一起了呢?這里不是指他們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有差異,客觀說,白領比民工賺錢的能力強一點,但是從社會處境來說,或者說從政治地位上來說,他們都是一樣的。
　　
　　從憲法中尋找改革的動力
　　記者:當前中國如何才能扭轉“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并走向“橄欖型”社會?
　　于建嶸: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其一,通過社會政治改革,改寫不合理的社會規(guī)則,給民眾提供平等的發(fā)展機會,實現(xiàn)各個階層之間的良性社會流動。當前,由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構成的排斥性體制,已經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層民眾根本沒有向上流動的平等機會。低收入者被“鎖定”在底層的現(xiàn)象日益嚴重,而且這種被“鎖定”狀態(tài)具有代際傳遞的特征。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窮二代”、“新生代農民工”、大學生“蟻族”等問題,就是底層被“鎖定”的現(xiàn)實例證。
　　其二,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優(yōu)化資源配置結構和利益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根據(jù)國際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階層征收高額的累進稅來補貼窮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重要的“劫富濟貧”角色。
　　其三,通過公民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民眾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會。良好的公民社會是抵制國家侵犯個人權利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實現(xiàn)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轉變,需要充分發(fā)育公民社會,提高公民的社會參與水平。
　　記者:有人提出培養(yǎng)體制外的改革力量來推動,您認為可行嗎?
　　于建嶸:不可行,也做不到。培養(yǎng)體制外的對抗力量,可能會撕裂社會。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鼓勵逐漸放開社會。如果上層政治改不了,那么改縣一級如何?比如推行縣人大代表職業(yè)化。只要能撬動這一點,自然而然會讓很多人感到有前途。
　　要成功實現(xiàn)這場改革,我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舉憲法,從憲法中尋找改革的動力和合法性。這種改革最平穩(wěn),最保險,也最具合法性。
　　記者:中國要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您覺得還需要多長時間?
　　于建嶸:中國要真正實現(xiàn)這個目標,需要較長的時間。社會結構的調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有賴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作為前提條件:其一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以及民眾的廣泛參與;其二是執(zhí)政者要具備真正改革的勇氣和智慧。
　　只要經濟社會持續(xù)發(fā)展,人民群眾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政治改革,只要執(zhí)政者認識到“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危害,并真正下決心改良這種社會結構。我想,再經過約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的社會結構一定能夠實現(xiàn)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轉變。(嘉聞)
　　(4月22日《國際先驅導報》,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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