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與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和曹氏父子

　　建安，是東漢末代皇帝獻帝劉協(xié)的年號，共二十五年（196-220）。作為一個衰弱皇帝的年號，這不僅是一個兵荒馬亂、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時代，也是一個更新、建設的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建安所指稱的就是一個光彩奪目、影響深遠的發(fā)展階段：第一，歌消詩興的轉(zhuǎn)型。此前是歌唱抒情，從建安開始，歌唱技能卻越來越成為一種專門的技藝，不僅文人雅士喜歡歌唱，以抒情為特點的填詞新風也日漸興起。第二，“文學自覺”的開始。魯迅就認為“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國古代自覺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創(chuàng)造從此起步。第三，“建安風骨”的確立。劉勰贊美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qū)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保ā段男牡颀�?明詩》）鐘嶸更將“建安風力”（《詩品? 總論》）作為他詩歌美的理想標準。
　　曹操及其子孫的成就，推動了社會與文化的轉(zhuǎn)型：不僅統(tǒng)一了中原，結(jié)束了漢末的社會動亂，而且，擺脫漢儒經(jīng)學及其文學觀念的束縛，推波助瀾，開創(chuàng)了上述文學的新時代。
　　 “亂世出英雄”。漢末群雄爭霸，董卓、袁紹、劉備、孫權(quán)、司馬懿等都被視為“英雄”。然而，和曹操相比，他們卻相形見絀。名士許劭說曹操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梟雄”。曹操在平定董卓之亂過程中，采取“奉天子以令不臣”、“唯才是舉”的高明策略，實行屯田，最后在官渡之戰(zhàn)中擊敗占據(jù)河北的袁紹軍事集團，統(tǒng)一中原。曹操死后，曹丕脅迫漢獻帝禪位于他，建立魏朝，加速了國土統(tǒng)一。
　　曹操勤奮好學，善于借鑒經(jīng)驗，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丕《典論?自敘》記載：“（曹操）雅好詩文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袁紹、孫權(quán)、劉備等都無別集傳世，而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載有《魏武帝集》二十六卷，可見曹操著述之豐。
　　曹操生于亂世，講究實用，思想駁雜、矛盾：強調(diào)尚仁重德，卻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之士；多次強調(diào)“治定之化，以禮為首”，又反復強調(diào)“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三國志?魏書?高柔傳》）。承接漢末思想解放的大潮，曹操養(yǎng)成了獨特的文化個性，他多才多藝：精通書法；深愛音樂特別是民間俗樂；喜好圍棋，深諳釀酒技術和烹調(diào)技藝，懂得養(yǎng)生以及建筑設計。清代學者吳淇說：“多才多藝之士，于三國時僅得兩人，一曰蜀武侯（諸葛亮），一曰魏武帝�！保ā读�朝選詩定論》卷五）曹操及曹丕、曹植等，都愛好文學。在短短數(shù)十年之間，從曹操到曹丕再到曹?，“魏氏三祖”三代帝王，“文宗蔚起，三祖葉其高韻”（《晉書?文苑傳敘》），而曹植跨越三代，謝靈運稱之“才高八斗”，實為建安文學之冠。曹氏父子的文學活動代表著當時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詩歌前進的方向，推進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自覺化和文人化。
　　王沈《魏書》記載：曹操“創(chuàng)造大業(yè)，文武并施，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jīng)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高度重視文章寫作，以敢作敢當?shù)臍馄歉脑煳恼聜鹘y(tǒng)，充分地表現(xiàn)出其英雄氣概。
　　第一, 革新傳統(tǒng)，言志抒懷。漢代辭賦寫作非常流行，民間樂府很發(fā)達，可是，漢代上層文人卻很少進行詩歌寫作，根本原因是儒家經(jīng)學思想的束縛與限制。按照經(jīng)學的觀念，詩歌是經(jīng)典（《詩經(jīng)》）存在的形式，只能模仿而不能另外創(chuàng)作；民間詩歌被采集，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觀風以知政”（《詩大序》）。曹操對詩歌和《詩經(jīng)》的認識卻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苦寒行》詩說：“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薄稏|山》是《詩經(jīng)?豳風》詩篇，曹操引用《東山》詩，既切合當時行軍艱難情狀，也暗以周公自比表達平定天下之志�！抖谈栊小分苯右�用《詩經(jīng)》陳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等。曹操不再強調(diào)《詩經(jīng)》的教育作用、美育功能，而視之為感情的自然抒發(fā),從而打破了經(jīng)學的束縛，開始自覺的詩歌欣賞和創(chuàng)作活動。沈約《宋書?臧燾傳》就評論：“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
　　曹操現(xiàn)存詩歌二十余首，都是樂府詩舊題，甚至和漢及以前一樣仍合樂可唱，而且還進行重大的革新�！掇�露行》反映漢末從何進欲殺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殺、董卓乘亂操控權(quán)柄易主、遷都的重大史實；《蒿里行》反映各地軍閥借平定董卓之亂而興兵，各懷鬼胎，導致相互火并，最后造成人民的苦難，“千里無雞鳴，白骨露于野”。據(jù)記載，這兩首漢代舊曲本來是送葬哀歌，曹操卻絲毫不受樂府舊題的影響，用其反映重大時事，內(nèi)容上更是完全新創(chuàng)。曹操借用《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苦寒行》、《度關山》等樂府舊題以及《氣出唱》等游仙詩來表現(xiàn)其豐富的生活經(jīng)歷和復雜的生命體驗，《短歌行》甚至還借用了《詩經(jīng)》的四言形式來表達自己渴望賢才、平定天下的心聲。曹操的詩歌創(chuàng)作，正是由民間不自覺的歌唱過渡到文人自覺藝術創(chuàng)造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第二，英雄氣概與慷慨悲歌。曹操的詩歌繼承樂府民歌反映現(xiàn)實的傳統(tǒng)，一反漢末古詩及時行樂的傷感頹廢，而以同情的態(tài)度反映人民的苦難，表達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英雄主義精神。曹操 “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元稹《杜工部墓系銘》），其詩歌意象壯美，氣勢宏大，內(nèi)涵厚重，文字古樸不尚修飾。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展現(xiàn)了吞吐日月的壯闊雄偉；《短歌行》表達了歲月不居的悲慨、“周公吐哺”的胸襟，都是其英雄氣的自然流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夏門行?龜雖壽》），更是積極奮進的心聲。曹操其人其詩表現(xiàn)出的這種悲壯精神影響了一個時代，構(gòu)成了建安風骨的核心精神。
　　第三，“改造文章的祖師”。魯迅稱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其《讓縣自明本指令》說，“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比绱苏媲閷嵮�，世所罕見！明代學者張溥就說：“《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保ā段何涞奂�題辭》）曹操散文詞鋒犀利，通脫自如，一改漢代援引經(jīng)義、雍容嚴謹?shù)娘L氣，內(nèi)容生活化，真誠爽快，親切自然，富有人情味，開一代風氣。
　　曹丕的文學才能非常突出，“風雅蘊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鐘惺《古詩歸》）。曹丕除辭賦散文外，傳世的詩歌有四十余首。從民間歌唱到文人自覺詩歌創(chuàng)作這一傾向在曹丕筆下獲得了新的進展，實現(xiàn)了民歌味與“文士氣”的有機融合。他的詩歌既有鮮明的民歌風調(diào)，如游子思鄉(xiāng)、思婦懷遠這一傳統(tǒng)民歌題材，語言通俗，韻律簡潔流暢，如現(xiàn)存最早的成熟七言詩《燕歌行》一韻到底，同時，也有著鮮明的文人化表現(xiàn)，如《芙蓉池作詩》、《于玄武陂作詩》等詩表現(xiàn)文人生活內(nèi)容，題材上有拓展；講究抒情技巧，語言漸趨工麗。故清代學者沈德潛就說曹丕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古詩源》卷五）。
　　曹丕更重要的貢獻是理論的自覺總結(jié)和對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的組織。漢代揚雄輕視辭賦，認為作賦乃“童子雕蟲篆刻”,而曹丕卻提出文章是“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認可了文章寫作的價值。曹丕完成了中國古代第一篇關于文章寫作的專論――《典論?論文》，文中探討作家的寫作個性以及諸文體的寫作要求。曹丕還和曹植一起，組織鄴下文人開展創(chuàng)作。在“魏氏三祖”中，曹丕之子曹?的作品傳世雖不多，卻和曹丕的作品一樣表現(xiàn)出很強的“文士氣”。
　　曹植“少小好為文章”（《與楊德祖書》），有“繡虎”之譽，他的創(chuàng)作代表著中古詩歌文人化過程的完成：
　　第一，沿用樂府舊題轉(zhuǎn)變?yōu)樽粤⑿骂}進行創(chuàng)作。在現(xiàn)存曹植詩歌中，樂府詩將近半數(shù)，但和傳統(tǒng)樂府詩相比，曹植樂府詩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些樂府詩不再合樂伴唱，而是曹植的書面創(chuàng)作；內(nèi)容也不再是缺少自我的詠嘆時事，而是表現(xiàn)個人的經(jīng)歷、遭遇和感受�！峨s詩》（“南國有佳人”）就借用美人遲暮這個傳統(tǒng)題材，含蓄地表現(xiàn)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和對有限生命的惋惜。曹植大量自立新題的創(chuàng)作，一無依傍，言志抒情，直接表達自己的生命感受。
　　曹丕父子相繼當上皇帝之后，曹植過著近乎囚徒的生活，這強化了曹植的自我意識，他不得不長歌當哭，將詩歌創(chuàng)作當成平衡內(nèi)心矛盾與焦慮的必要手段，抒寫人生苦悶也就構(gòu)成了他五言詩的基本內(nèi)容。
　　第二，高度注重文學的藝術性。曹植詩歌講究錘煉，不僅注意對仗、辭藻、煉字，具有華美工整、刻畫細致的藝術美感，如“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公宴》）還注意發(fā)端，追求先聲奪人的藝術效果，如“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贈徐干》）、“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七哀詩》）等�！堵迳褓x》描繪了對美麗動人的洛水女神從追求到最終幻滅的過程，寄寓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滅，辭采華麗，含蓄蘊藉，構(gòu)思巧妙。故鐘嶸贊美曹植：“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薄瓣愃贾�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黼黻。”（《詩品》）
　　艱難的人生遭際決定了曹植必須借助創(chuàng)作實現(xiàn)個人心靈的對話；對于文學社會價值的認可，決定了他對創(chuàng)作藝術性的自覺追求，這兩個方面構(gòu)成了后代文人文學活動的基本內(nèi)涵，換言之，曹植的文學活動代表著文人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
　　與曹氏政權(quán)平行的孫氏政治軍事集團、劉備政治軍事集團，沒有舉行大規(guī)模的文學活動，而曹氏父子不同，他們不僅身體力行，還憑借其重要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招集文學人才，組織文學活動，造成了“俊才云蒸”的鄴下風流。
　　曹操占據(jù)兗州之后，就著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文武并用。迎漢獻帝遷許都之前，是曹操匯聚文藝人才的第一階段，劉楨、阮?、應?、路粹以及文化名流趙儼投奔了曹操。第二個高峰，則是建安九年（204年）消滅袁紹勢力，占據(jù)鄴城之后，袁紹幕下舊有以及河北地區(qū)的大批政治、軍事、文藝人才被曹操收歸幕下，陳琳、徐干就在此時加入了曹操集團。第三個高峰，則是曹操用兵南方消滅了荊州劉表集團后，這時王粲、杜襲、邯鄲淳等進入曹操幕下。他們投奔曹操后大都受到重用。在鄴城成為政治文化活動中心后，文學活動就有了更好的舞臺。曹操是最終的倡導者和發(fā)起人；曹丕、曹植是文會的實際盟主。他們的文化活動內(nèi)容豐富，有斗雞、弈棋、飲酒、賞樂、暢游以及詩文寫作。王粲《雜詩》寫道：“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fā)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群相追。投網(wǎng)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這個集團并非純粹的文學集團，文人們投奔曹操，曹操重用他們，主要基于政治追求的一致性平定天下，實現(xiàn)建功立業(yè)、拯救蒼生社稷，從而英名不朽的人生理想，而曹丕、曹植兄弟比較平等地對待他們，更激發(fā)了他們的生活熱情和進取之心：“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王粲《從軍詩》其一）在其游宴詩中，既有時光如流、年命不保從而及時行樂的思想，更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悲慨情懷、乘時立功的宏偉抱負、關懷天下的英雄主義氣概。陳琳《游覽》詩：“節(jié)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回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jīng)。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西漢梁孝王、淮南王劉安幕下也出現(xiàn)過文人群體，但他們主要的活動內(nèi)容不是辭賦創(chuàng)作。而鄴下文人活動的主要內(nèi)容則是吟詩作賦，他們縱飲暢游，留下大量同題共作的詠物賦，刻畫日常身邊事物，題材細小，呈現(xiàn)生活化的傾向，是辭賦創(chuàng)作的重要更新，而群體性的詩歌創(chuàng)作及暢游詩、飲宴詩，更是前無古人。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說：“涼風起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徹夜不知歸。”
　　鄴城的活動持續(xù)時間不長，曹丕、曹植兄弟的繼位之爭，以及一批作家和曹操的去世，曹丕遷都洛陽，自立為帝，使得“鄴下風流”煙消云散，但這項前無古人的文學集團活動持續(xù)十多年，對后世的影響深遠，如西晉的金谷園之會、東晉的蘭亭詩會等，就是這種文學活動的承繼。
　　總之，曹操、曹丕、曹植、曹?，前后相繼，構(gòu)成了建安時期最優(yōu)秀的文學創(chuàng)作群體，創(chuàng)造了“鄴下風流”。他們推進了中國文學自覺化的進程，完成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文人化，確立了“建安風骨”的文學典范，開創(chuàng)了文學發(fā)展的新時代。（作者為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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