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改革開放的助推器|改革開放的助推器

　　改革開放已走了30年歷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有一種力量不可輕視，那就是媒體的推動力。媒體既是話語平臺的提供者，社會環(huán)境的監(jiān)測者和守望者，是時代脈動的把握者，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助力者和忠實的記錄者。本文選取改革開30年間的幾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以媒體的視角來展現30年來的社會之變、生活之變、時代之變。
　　
　　“真理標準”大討論
　　■谷岳飛 張磊
　　
　　那一年，一篇發(fā)表于《光明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fā)了一場關于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宛若一場思想解放的風暴。直到30年后的今天，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它對于中國人思想方式、對于我們每個人生活歷程、對于中國改革的影響。
　　“兩個凡是”逼出來的思考
　　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簡稱《實》)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名老師，講課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費什么腦子”。
　　當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性情溫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態(tài)，積極投入到批判“四人幫”的斗爭中。在南大揭批“四人幫”的第一次大會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講；在江蘇省揭批“四人幫”的第一次萬人大會上，胡又是第一個站出發(fā)言。從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學學報》連續(xù)發(fā)表多篇文章，對“四人幫”窮追猛打。
　　但是這波熱潮很快降溫。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fā)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皟蓚�凡是”的出臺，中國前景再蒙陰影。
　　醫(yī)院中構思療救中國的長文
　　“‘兩個凡是’的本質是什么？就是要維護‘文革’路線”，胡福明回憶。他認為，當時的黨、國家和民族，已處在一個十分危急的路口，“(未來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堅持‘文革’路線，還是搞以階級斗爭為綱，那么人民將陷入苦難深淵；要么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全面撥亂反正，開拓一條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當然地選擇爭取第二條路，“批判是我的職責所在，‘兩個凡是’是唯心主義，是沒有道理的，即使為此坐幾天牢也不要緊，歷史會為我平反的。”
　　方法上，胡福明也選擇了打“語錄戰(zhàn)”――文章主要論點，都引用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和《實踐論》的一段話,來闡明“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主要論點；并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來說明，他們都是自覺運用實踐標準來檢驗自己理論的――導師都如此，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題、觀點、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動手收集研究材料、擬定提綱時，胡福明妻子因病住院手術。那段時間剛好是南京最熱的時候。晚上，胡福明在醫(yī)院，高溫酷暑，難以入睡，腦子里又記掛著寫文章。于是，他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等書拿到醫(yī)院，蹲著身子在椅子上草擬文章提綱，寫出每一部分的論點、語錄、論證材料，記下引文的出處等。
　　就這樣，胡福明寫得很細，改了又改。經過了五六天，提綱寫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幾經修改，當年8月，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8000字長文寫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報哲學組編輯王強華的約稿，于是9月初將文章寄到了北京。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4個月，胡福明沒有收到關于文章的一點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來信，寄信者正是王強華。王在信中說：《實》一文，“已粗粗編一下，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銳，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
　　胡福明感覺還有戲，便將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當年2月、3月，胡福明都按編輯意思多次修改。奇怪的是，這篇文章雖經反復修改，但遲遲未予發(fā)表。
　　當年4月，事情起了變化。光明日報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看見這篇文章后，要放到第一版去，作為重要文章發(fā)表。“但是，文章還要修改，要加強聯系實際，以更有戰(zhàn)斗性�！�
　　胡介紹，為了《實》一文，他和楊西光有一次深談。楊西光說：不久前他在中央黨校學習，學習結束時，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報工作（此前楊是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復旦大學黨委書記）。
　　胡耀邦對楊西光說，北京四大報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揭批“四人幫”、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是執(zhí)行“兩個凡是”的，“現在要你去光明日報工作,就是要去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把二比二變成三比一”。
　　“光明日報要改變面貌，就從這篇文章開始�！睏钗鞴飧嬖V胡福明，“這篇文章，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他站得高�！睏钸�告知了文章的發(fā)表計劃：“先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tài)》內部發(fā)表，第二天光明日報公開發(fā)表。隨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向全國發(fā)通稿�！�
　　“這時我才知道，圍繞真理標準這篇文章，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計劃，它已遠遠超出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一篇文章的范圍�！焙�福明回憶說。
　　楊西光還給胡福明提了個要求。楊說：“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個問題。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義發(fā)表，而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這樣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坐牢的擔憂 小平同志解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這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凡是派”強勢反彈，在不少思想較為保守的省市，討伐之聲也是隆隆四起。得知上述反饋,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訴妻子：“我有思想準備了，要準備坐牢�！�
　　重要關頭，鄧小平“發(fā)聲”了。在1978年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以《實》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得到這個消息時，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廚房做飯，家里陰霾的氣氛一掃而空。一直為丈夫擔憂的胡妻說：“這下我們又一次解放了。”“對于我個人,這是第三次解放：建國一次，‘文革’中一次，這是第三次”，胡福明笑著說。
　　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此在全社會展開。這場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以至于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如此表示：“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望》）
　　
　　我是怎樣為
　　農村改革開第一腔的？
　　■汪言海
　　
　　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在安徽日報社駐六安記者站工作。1979年7月中旬，我從六安地區(qū)農業(yè)局的簡報上看到了一份調查材料，這份調查對山南區(qū)的包產到戶列數了“十大罪狀”。我想，包產到戶既然如此不好，中央文件（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下發(fā)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又規(guī)定不許搞，為什么還有人要搞呢？我決心沉下去，查個水落石出。
　　
　　縣委書記坐鎮(zhèn)糾正下的采訪
　　1979年7月20日我來到山南區(qū)，發(fā)現肥西縣委書記正坐鎮(zhèn)那里，舉辦黨員干部學習班，搞思想轉彎子，糾正包產到戶。在區(qū)委會里，我看到中共肥西縣委7月16日正式下發(fā)的46號文件，文件強調：“不許劃小核算單位，不許包產到戶�！薄耙�把包產到戶的（地方）重新組織起來，把各種形式責任制中出現的偏向糾正過來�！边@天下午，山南區(qū)幾百名黨員和生產隊長以上干部在區(qū)委會禮堂聽糾正包產到戶的動員報告，我旁聽了會議。散會時，我發(fā)現多數人情緒很差，有的氣呼呼地說：“我不信增產還犯法！”
　　在縣委的高壓下，采訪很難聽到真話。
　　我首先聽了區(qū)委書記湯茂林的情況介紹，他給我講了八個字，叫：又想，又怕，決心，擔心。他說，又想，是因為包產到戶確實能增產。報產量可能有虛數，但午季糧食交售入庫是真家伙。他告訴我：正常年景，全區(qū)午季麥子交售量為110萬斤左右，去年最高為170萬斤。今年到目前為止，已入庫1149萬斤，是正常年景的10倍，是最高年景的6.7倍。又怕，是因為“三自一包”（包，指包產到戶），已被批臭了，中央文件又明確規(guī)定不準搞（包產到戶），怕犯方向性錯誤，怕“運動來了吃不消”。湯茂林說：“省里只叫試驗，至今沒有一個領導人白紙黑字表態(tài)叫干。”而所謂決心，是指堅決貫徹中央和縣委文件，糾正包產到戶。他說：“叫我們帶頭搞倒退我們不能干�！弊詈�，湯茂林憂心忡忡地說：“一糾正，我擔心明年糧食要大減產，向上，向下，都不好交代�！睆乃�的擔心，我發(fā)現他對包產到戶還是很留戀的。
　　再找區(qū)社干部了解情況。白天，我在辦公室找他們座談，幾乎異口同聲說包產到戶方向不對，問題多，矛盾大，等等。晚上，我鉆到干部的宿舍個別談，同樣一個人又不一樣了。我發(fā)現，不少干部講兩樣話：公開的是一樣，關起門來又是一樣。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我住到館北大隊唐大郢生產隊調查，不少農民主動跑到唐大郢向我反映他們的要求。有一個農民叫解廣畢，他一筆一筆地給我算了增產增收賬，說今年不僅不超支，至少比上年多得糧1450斤，錢280元，還有勞有逸。他告訴我，聽到縣委書記說不讓干，他像丟了魂，想不通。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他，還給華國鋒主席和萬里書記寫信，反映包產到戶的好處。社員們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蓋章按手印。他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犯法坐班房我去，我不連累你們！”他對我說：“繼續(xù)干，不僅今年大增產，明年還要大增產。要是‘歸大堆’，明年是烏龜過田埂――大跌跤子�！�
　　7月25日，館北大隊大隊長趙其安的話給我以強烈的震撼。趙其安說：“我們大隊年年吃回銷糧，我們當干部的臉上無光。聽說我們國家還吃進口糧，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不光彩。這個辦法（指包產到戶）難道不比吃進口糧好？！”趙其安問：“中央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條在農村還興不興？”
　　
　　調查報告死里逃生
　　整整10天的調查，我深深被包產到戶的威力所折服，深深為農民的思想、情緒、要求所感染�；氐搅�安后我鼓起勇氣，提筆寫了一篇4300多字的《安徽省肥西縣山南區(qū)包產到戶的調查》。我在調查中斷言：“半年的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深受絕大多數農民的歡迎，是現階段高速度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一個好辦法�！�
　　在那個乍暖還寒的“季節(jié)”，我的這篇調查報告，不用說公開報道了，連“內參”也未能發(fā)出。在我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記者部的黎建圖同志，挺身而出，冒險將調查寄至人民日報社的朋友盧祖品。經人民日報社三位老總審定，我的這份調查刊登在1979年9月6日第1493期《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機密件）上，呈送中央領導同志參閱。并來信轉告要我再進一步調查：“寫一份支持和反對兩種意見的比較詳細的材料來�！�
　　大約在九、十月間，省農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又把我的這篇調查推薦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組，于同年11月8日在社科院內部刊物《未定稿》增刊上刊用。至此，山南區(qū)包產到戶的真實情況終于通過兩個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中央領導同志面前。
　　
　　艱苦的120戶調查
　　中秋節(jié)過后，一年的收成就成定局了。于是，我于中秋節(jié)后第二次來到肥西，在全縣范圍內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
　　在第二次調查期間，我用了10天時間，逐戶調查了5個生產隊的120農戶，用120戶農民增產增收的數據回答了一些人對包產到戶的責難和疑慮。
　　當時，肥西縣乃至全省，對包產到戶的爭論極其激烈。支持者和反對者各執(zhí)一詞，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怎么辦？對于包產到戶的好壞之爭，必須拿出過得硬的整體材料才有說服力。最好是全縣增產增收的統(tǒng)計數字，或者是全縣向國家交納征購糧的數字。然而，當時是大秋作物剛剛登場的季節(jié)，不可能有全縣的統(tǒng)計數字。怎么辦？我和陪同我調查的區(qū)委秘書權巡友商定，調查一個先進隊，一個落后隊，三個中間隊，共5個生產隊。根據當時肥西縣集體分配的總體情況，我們確定先進隊的標準是上一年人均年集體分配收入為100元左右，落后的為60元以下，中間的為70至80元。然后，我們去公社拿出上一年的分配大表，在表上用隨意點的方式抽選出具體調查的生產隊。
　　我設計了一個分戶調查統(tǒng)計表，按產量和收入兩大項調查。我至今保留了當時5個隊的調查統(tǒng)計表，以防虎公社趙店生產隊為例，每戶要調查35個數據，其中糧食方面要調查的數據又分三個項目：“當年糧食產量”、“當年糧食開支”、“與上年相比”，共15個數據，“當年糧食產量”中又分大小麥、早稻、中稻、單雙晚、豆類、玉米、山芋等7項。增收方面更復雜些，還要剔除當年國家提價因素。一戶，35個調查數字，120戶口，就是4200多個數字，最后還要對這些數字進行統(tǒng)計分析。
　　其中，工作量最大最困難的是這4200個數據的采集。要調查到真實的數據很不容易。比如，有的農民怕露富，他就會往少里說。我記得在一戶農民家調查，堂屋里的男人在向我們報數字，在房門口站著的女人就向他瞪眼，示意他不要說真話，最后憋不過了，沖著男人說：“看你能的，能收那么多嗎？到時交不了糧，看你賣老婆吧！”還有一次，有一戶報的產量特高，隊長后來對我說：“他吹，他家三個兒子一個都沒有娶媳婦�！庇龅缴贁颠@樣的情況，我們就采取自報公議的辦法，即由隊干部進行平衡，以求數據的相對準確。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我的第二篇7000多字的調查報告《關于肥西縣包產到戶的一些調查資料》完成了，并于當年11月3日被《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第1624期刊用。1987年人民日報社調研組肯定了我的兩篇調查“是本報反映包產到戶問題的最早的兩篇情況”�！�
　　 （據《新聞的背后》）
　　
　　因記者不敢寫 鄧小平
　　南巡有兩句話未見報
　　■唐健
　　
　　1992年春天，鄧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視察并發(fā)表談話。3月26日，《深圳特區(qū)報》發(fā)表了該報副總編輯陳錫添采寫的長篇報道《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10多年過去了�，F在再看，陳錫添坦言這篇文章有一個“最遺憾”的地方，就是沒有把鄧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談話寫上去:“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边@幾句話臨上版之前，陳錫添卻把它刪掉了，因為當時正在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傲硗�，小平同志還說‘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等，這些我都沒敢寫�！�
　　對于如此重要的兩段話，陳錫添為什么“不敢寫”呢？陳錫添解釋說:“當時我的思想不夠解放�！薄�
　　（據《黨史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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