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金庸在重慶:抗戰(zhàn)時期金庸在 教書

　　金庸，本名查良鏞，出身于浙江海寧縣的名門望族。金庸曾對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說：“我小時候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這座大宅子有五進，前廳掛著一塊大匾，是康熙皇帝給我祖先查升寫的堂名：‘澹遠堂’。三個大字周圍有九條金龍作裝飾�！保ā短角笠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以下簡稱《對話錄》）由此可見查氏家族之顯赫。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為了躲避戰(zhàn)火，金庸就讀的衢州中學不得不輾轉(zhuǎn)遷徙到窮鄉(xiāng)僻壤。1942年夏，自幼聰慧好學的金庸，以優(yōu)異的成績高中畢業(yè)。這年冬天，金庸離開浙江，往西奔赴中國的戰(zhàn)時首都重慶，以求繼續(xù)深造，圓一個大學夢。途經(jīng)湘西時，因盤纏告罄，不得不在一同學家逗留數(shù)月。1943年春，經(jīng)過多日的艱難跋涉，金庸終于到達日夜向往的陪都重慶。在這座山城里，他生活了兩年多，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才離開。
　　在重慶，他備嘗了金榜題名的喜悅、輟學的痛苦和創(chuàng)辦事業(yè)的艱辛。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歷練，“……若非經(jīng)歷八年抗戰(zhàn)的艱苦生涯，恐怕到現(xiàn)在還是渾渾噩噩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
　　
　　漫漫求學路
　　
　　抗戰(zhàn)中的陪都是什么模樣？在重慶生活多年的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他們合作撰寫的《中國的驚雷》中是這樣描述的：“重慶是一座昏沉沉的山城，棲息在黑暗的崖石上，這崖石在揚子江上的霧中升起來直指天空……歷史上的重慶是一個風云際會之點，是一個具有夸張的地理意義的臨時宿營地……重慶是一個成千上萬人分享過的插曲……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貪污者，勇敢的人和膽小的人，都曾在重慶聚會過一小下�！�
　　金庸是在春雨貴如油的季節(jié)來到重慶的，因此，在他的眼里，“一年中有六個月霧和雨籠罩著重慶，大街小巷都是爛泥漿”（金庸：《中國歷史大勢》）。然而，重慶畢竟是西南重鎮(zhèn)，隨著“戰(zhàn)時首都”的定位，擁入這座城市的人越來越多，白天，車水馬龍，熙來攘往；入夜，萬家燈火，霓虹閃爍，一派繁華景象。不過，金庸卻不在意這些，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備考中。他報考了多所著名學府，因成績優(yōu)秀，幾乎同時被幾所大學錄取。最終他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國際法專業(yè)。他后來對來訪者說：“我當時也考取了中央大學、西南聯(lián)大和四川大學的外文系。但是，經(jīng)濟上負擔不起，而中央政治學校不收費，我便去了。” 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國際法專業(yè)很難考，百里挑一，由于他中英文都考得不錯，所以能金榜題名。他曾對朋友說，在中央政治學校讀書的唯一好處就是方便，衣食住行樣樣都由學校供應，不需家里資助，以致他跟遠在浙東的老家很少聯(lián)系。
　　中央政治學校的前身，是中國國民黨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蔣介石親任校長。學校負責北伐期間國民黨干部的培訓，1929年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央政治學校遷至重慶小溫泉。開設了法政、經(jīng)濟、外交、新聞、地政五個系。該校是國民黨訓政時期培養(yǎng)國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
　　進了大學校門，金庸便一心撲在學業(yè)上，由于他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像當年讀小學中學一樣，成績總是名列班上第一名�！皩W而優(yōu)則仕”是中國文人士子幾千年來所走的一條道路，金庸也未能免俗。他潛心求學，也是為了將來能謀得一官半職，圓他揣了多年的外交官的夢想，以期光宗耀祖。
　　由于中央政治學校實行軍管軍訓，一心向?qū)W的金庸有些反感。按校規(guī)學生必須上軍訓課，見到教官還得立正敬禮，學生們個個牢騷滿腹。金庸后來回憶說：“如果被查得不到課堂要受罰，要不是為了點名，我寧去圖書館鉆一整天，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金庸讀的是外交系，且身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自然對國際國內(nèi)的形勢非常關注。他常常閱讀各種報刊，共產(chǎn)黨在重慶創(chuàng)辦的《新華日報》，金庸也時常翻閱。他對《新華日報》上每周一次的“國際述評”專欄格外欣賞，這個專欄由當時著名的政論家喬冠華撰寫，用的是“于懷”的筆名。這些評述文章，立論精辟，文筆瀟灑，給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來他在香港創(chuàng)辦《明報》，親自撰寫國際評論時，還時常想起喬冠華那些精妙絕倫、熱情洋溢的評述文章。
　　一年級結(jié)束時，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兼任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的程天放，在“總理紀念周”的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上學年全�？偝煽冏詈玫模�是外交系一年級學生金庸。聽到這兒，全校師生都向他投去欽羨的目光。
　　
　　展俠肝義膽
　　
　　金庸就讀浙江聯(lián)合高中時，就有反抗強權的膽識，敢于仗義執(zhí)言，曾因在壁報上寫文章嘲諷訓導主任而被開除學籍。轉(zhuǎn)入衢州中學后，依然那樣古道熱腸，依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次某學生被老師欺壓，他奮筆疾書，寫了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伸張正義，并強調(diào)歷來成大事者必須具有大無畏的精神，敢于蔑視一切虛偽的尊嚴和權威，以及頑固保守的傳統(tǒng)勢力。文章在《東南日報》發(fā)表后，轟動了整個衢州中學，作者金庸本人倒是引起了報社編輯的關注，但他也因此上了訓導主任的黑名單。
　　進入中央政治學校后，金庸只想“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他后來說：“我是很個人主義化的，我對校政雖有不滿，但沒有興趣加入對抗校方的政治活動，我只抱著現(xiàn)時西方學生的那種心態(tài)，希望多點個人發(fā)揮的自由。讀書歸讀書，不要太多的管束�！钡�是，事與愿違，面對不平事金庸怎么會無動于衷呢？他一定會挺身而出，這是他的性格使然。在這所訓練干部的學校里，學生多對國民黨很忠心，有些守舊的同學甚至會把一些思想比較開明的同學拉到臺上去打。金庸看了很是氣憤，就去找訓導主任辯理，主任反把他罵一頓，說他多管閑事，還說這些打人的同學是見義勇為，打的是異己分子。金庸就說，就算不喜歡異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講證據(jù)，不能這樣侮辱同學。金庸還激動地對訓導主任說：“好的領袖，好的三民主義，是值得我們?nèi)�擁護的，但是不能說不容他人懷疑、討論。”但是，金庸畢竟人微言輕，“終究說不通，就離開了”。其實，事情并不如金庸說得這般輕巧，他后來對北大教授、金庸小說研究專家嚴家炎說出了實情：“抗戰(zhàn)后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做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不滿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睂嶋H上金庸就是被攆出校門的。
　　金庸在中央政治學校只讀了一年零兩個月，因為打抱不平，因為行俠仗義，大約在1944年深秋失學了，他的外交官之夢就這樣破滅了。
　　
　　供職圖書館
　　
　　失學后的金庸，既憤懣且沮喪，因為離家千里，孑然一身，無依無靠，前路茫茫。他突然想起了比他大二十六歲的表兄蔣復璁。蔣復璁是江南著名藏書家蔣光煦的曾孫，我國著名軍事學家蔣百里的本家侄子，北大畢業(yè)，后留學德國，在柏林大學研習哲學，后來專攻圖書館學；1940年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首任館長。走投無路的金庸，便從小泉來到兩路口找表兄蔣復璁，在蔣的幫助下，金庸進了國立中央圖書館，任書記職務。
　　國立中央圖書館坐落在重慶兩路口復興路（今長江路）五十六號，即兩路口通往復興關（今佛圖關）方向左側(cè)的半山坡上，是一座三層的大樓，重慶解放后成為重慶圖書館館址。重慶檔案館至今還保存著金庸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職務、薪俸、生活補助費金額等原始資料。國立中央圖書館當時有在冊職員六十五人，館長以下的職務有：主任、編纂、人事管理員、干事、助理員、書記。書記是最低一級的職務，共有二十二人，金庸排位第十六名。職能部門設有：特藏組、編目組、采訪組、閱覽組、總務組。金庸被安排在閱覽組，具體工作是登記借書和還書；工作時間為每天下午2點到晚上10點，比較輕松，當然薪俸也不算高，不過也足以糊口。檔案記載：館長蔣復璁的月俸是國幣五百六十元，而剛進館上班的金庸的月俸僅為五十元，不過另外還有生活補助費。1944年12月，館長的生活補助費是七千六百元，金庸的是兩千五百元。到了1945年2月，金庸的生活補助費就增加到了四千二百五十元。
　　金庸后來對池田大作說：“我在圖書館里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我集中讀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我比較喜歡西方十八九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這一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致，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后來我就轉(zhuǎn)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金庸雖然被攆出了校門，可他卻進了一個書的海洋！他的學識與學養(yǎng)因此而獲得極大的提高，為他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創(chuàng)業(yè)遭夭折
　　
　　在中央圖書館工作期間，金庸曾邀約三位中學同學一起創(chuàng)辦過一本綜合性的期刊。當時，有一本美國出版的著名刊物《大西洋雜志》在重慶很受歡迎，宋美齡都經(jīng)常翻閱。金庸和同學青春年少，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了吸引大眾的關注，他們便給刊物取了一個響亮的可與《大西洋雜志》媲美的刊名：《太平洋雜志》。筆者在重慶圖書館抗戰(zhàn)期刊部見到了這本六十多年前的刊物�？�物的發(fā)行人是張鳳來，編輯人是金庸。金庸在“編后記”里，講述了創(chuàng)辦這本雜志的初衷：
　　我們在重慶，外埠的友人常會寫信來說：“希望寄一些新的刊物給我們吧！”但寄什么給他們好呢？重慶好的刊物很多，但未必正合他們的需要。學政治經(jīng)濟的要一些資料，學文學的想看些最新的作品，學科學的想知道世界上科學進步到了什么地步，生活太無聊的要求些刺激，生活太緊張的人要求得到解脫。我們想到，應該有一本刊物能普遍地滿足這種需要。于是我們著手籌備了，希望這是一本范圍極廣的刊物，希望這是一本能適合大眾需要的刊物。
　　金庸又在“發(fā)刊詞”里宣示了辦刊的宗旨：傳播知識，傳播真、善、美。他說：
　　一本理想的綜合刊物，應該能夠傳播廣博的知識，報道正確的消息，培養(yǎng)人們高尚的藝術興趣與豐富的幽默感。真理、善良、美麗，都是十分寶貴的東西，為了要獲得這些，幾千年來不知道有多少人盡了終生的努力，甚至犧牲了生命。我們這本雜志，就是集攏這些美麗的東西獻給你。渺小的蜜蜂從各種花朵里制出蜜來，我們希望這蜜是甜的。
　　從“創(chuàng)刊號目錄”和“第二期要目預告”中，我們可以看出金庸做到了這一點。雖說每期只有十二三篇文章，但內(nèi)容卻包羅了國際述評、軍事科技、文學藝術、名人行蹤以及逸聞趣事等。
　　編輯刊物對金庸來說并不是一件難事，他十五歲讀初中時，就曾與兩位同窗好友，為準備報考初中的小學畢業(yè)生編輯出版了一本書《獻給投考初中者》，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年少時創(chuàng)辦刊物的經(jīng)歷，對他影響深遠。他在《對話錄》中曾說：“我創(chuàng)辦《明報》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這種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
　　《獻給投考初中者》當然不能與《太平洋雜志》同日而語。《太平洋雜志》以譯作為主，不管目錄上標的翻譯者是誰，其實都出自金庸的手筆。為了不給讀者千人一面的感覺，所以他取了不同的譯者名字。金庸編雜志有天時地利之便，他充分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資料，每天一有空就著手翻譯或撰寫文稿。下班后，他就帶著《英漢詞典》，急匆匆地趕到同處兩路口地區(qū)的美軍俱樂部，搶譯新到的外國報刊上的文章。
　　金庸覺得編輯《太平洋雜志》駕輕就熟，游刃有余，然而，籌措印刷經(jīng)費卻使他和同人煞費苦心。他們既沒有自己的印刷廠，也沒有雄厚的資金做后盾，典當無物，告貸無門，只得分頭去設法舉債。好話歹話說盡，最后有一位同學的親戚發(fā)了慈悲，愿意借一點錢給他們。但杯水車薪，遠不夠支付印刷費。數(shù)番周折之后，他們終于找到了重慶大東書局，向老板求情，老板勉強答應賒賬給他們印刷一期。
　　《太平洋雜志》是一本有六十四頁篇幅的中型月刊，它的排版、印刷、裝幀，在當時來說屬中上等水平，更因其內(nèi)容豐富多彩，能迎合各類群體的口味，因此，1945年2月“創(chuàng)刊號”甫一面市，三千冊即告售罄。這給了金庸極大的鼓舞，于是，他便積極編輯第二期。他雄心勃勃，廣泛征稿，還準備出版叢刊。當他們把編輯完畢的第二期稿件送到大東書局發(fā)排時，卻吃了閉門羹，大東書局老板拒絕再賒賬為他們印制第二期刊物。因為，在那個紙價飛漲的年代，賒賬就意味著貶值，意味著虧本，唯利是圖的商人怎么愿意做蝕本生意呢？陷入絕境的金庸，只能痛心地眼睜睜地看著辛辛苦苦編輯出來的《太平洋雜志》第二期胎死腹中。于是，“創(chuàng)刊號”也就成了“終刊號”。
　　
　　離渝走湘西
　　
　　《太平洋雜志》第二期出版觸礁，創(chuàng)業(yè)的失敗讓金庸耿耿于懷，他心灰意冷，感到無比的失落和彷徨。他整天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為讀者借書還書，生活如一潭死水。數(shù)月后的一天，金庸在湘西的那位同學的哥哥、一位農(nóng)場主，來到國立中央圖書館找他。1943年春，來重慶求學之前，金庸就是在這個農(nóng)場主開辦的農(nóng)場里逗留了數(shù)月，并被他任命為“主任”，協(xié)助他管理農(nóng)場。正是這一段經(jīng)歷，金庸的才干給農(nóng)場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他來找金庸，是邀請他再度去湘西為他經(jīng)營農(nóng)場的，并慷慨承諾：只要他的農(nóng)場開墾出來，并種上油桐樹后，就送金庸出國留學。金庸一聽此言有些心動了，因為，出國深造是當時眾多學子的夢想，青年金庸又何嘗不愿去追逐這個美好的夢想呢？但他擔心湘西那個地方偏僻閉塞，一個人長年生活在那里難免孤獨，于是，他向農(nóng)場主提出一個條件：要帶同學余兆文一起去，且待遇必須和他一樣。農(nóng)場主爽快地答應了。雙方交談時余兆文在場，他后來回憶說：“金庸也不是一個計較一時報酬的人，只求有個陪伴，要帶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樣。這也是有待農(nóng)場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雙方無須討價還價，也不必立據(jù)簽約，只是君子協(xié)定，開誠布公幾句話就談妥了。我們又沒有什么細軟或大包小件要打點，兩人只帶了一卷鋪蓋一只箱子說走就走。”
　　金庸的箱子裝滿了他一生難離的東西――書籍，此外別無長物。
　　1945年初冬，金庸向國立中央圖書館遞交了辭呈，辦理完離職手續(xù)后，又向表兄蔣復璁辭行，感謝他一年多來的關照，然后，就和余兆文匆匆上路，告別了這座生活了兩年多、讓他飽嘗人生酸甜苦辣滋味的山城重慶�！�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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