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鵬說了遼寧號什么 [敢說敢寫李承鵬]

　　李承鵬寫足球評論起家，但近來進軍文學界了，進軍他筆下千瘡百孔的文學界。人有時很怪，李承鵬在足球界儼然大佬，雖然屢被足協(xié)封殺，但韋迪還是要誠懇地赴他的宴。政府幫足協(xié)打黑之后，李承鵬覺得關(guān)于足球自己難有更大作為，就開始關(guān)心一些更廣的領(lǐng)域。他寫了一部《李可樂抗遷記》，寫的是釘子戶。釘子戶原是一個不顧大局的貶義詞，但近來卻變得有種悲壯的烈士之感。
　　其實，李承鵬就是足球界的釘子戶，他當年一不小心混入足球界，搭了個記者的棚子，從此就在足球界扎下了根。拒發(fā)記者證，拒絕入場，甚至被推上法庭，被視為無理取鬧的主……再大規(guī)模的“拆遷運動”也難不倒他。但李承鵬像李可樂一樣，抗遷，拒遷。要不然，李承鵬怎會如此深切地理解拆遷者的命運呢！李承鵬對釘子戶有一種本能的敏感。記得《阿凡達》大火的時候，一般人看到的只是科幻、環(huán)保、想象力，而李承鵬看到的卻是釘子戶，我驚異于其立足之高遠――站在宇宙之外俯瞰人類、地球、宇宙，驚嘆其思想之貼近――時時不忘人間疾苦和小民之抗爭。
　　與其說李承鵬是一個球評家，不如說他是一個思想者，與其說李承鵬是一個思想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文體家。作為一個球評人，其文章很快就會消失，讀球評乃圖一時之快。作為一個思想者，李承鵬雖然尖銳，但他說的那些關(guān)于民主、自由、人權(quán)的話題，是一些常識，是一些基本的生存理由。李承鵬受關(guān)注的原因不是他說出了多么深刻的思想，而是他從這些常識出發(fā)，去衡量、判斷、鞭笞足球界的一些現(xiàn)象，成了一個杰出的時評家。當然作為一個文學細胞發(fā)達的人，他不是純?nèi)粡恼莆盏氖聦嵆霭l(fā)，有時帶著想象、推理和懸疑的態(tài)度來進行判斷和猜測，他驚人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常常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預言家，被網(wǎng)友視為可愛的章魚哥哥。但也因為其文文學性太強，又被懷疑和質(zhì)疑。所以，李大眼在攢足人氣之后，索性開始了小說的寫作。小說畢竟可以無限想象，無限推理，無限懸疑。解放了的李承鵬，在文學的道路上撒起歡來。
　　新文學近百年的輝煌隨著網(wǎng)絡等新媒體的出現(xiàn)，進入前所未有的冰河期，文學期刊在大面積萎縮，群眾基礎(chǔ)在崩塌――讀者嚴重流失。文學如何與新媒體結(jié)合，文學如何重新獲得讀者的信任，文學如何在網(wǎng)絡上鳳凰涅?，是很多作家的困惑所在。而李承鵬諳熟新媒體的屬性和路徑，率先突圍，即使足跡歪歪斜斜，但依然是先行者和突圍者的身影。像一個釘子扎在傳統(tǒng)文學的基地上，又像“林中的響箭”昭示著某種方向。
　　其實李承鵬已快成了一種文體，因為他秉承了魯迅的犀利和“惡毒”、王蒙的“雜色”和意識流、大仙的詩意和武俠，當然還有來自他生活過的新疆的野性、龍門陣的浮華，更有李承鵬式的煽動。煽動是一種難以模仿的文風，來自血緣、來自星座、來自力比多，煽動必然招惹是非，而是非永遠連帶訴訟，煽動必然揭穿謊言，而揭穿謊言又必定在謊言中行走，在謊言中行走又必須時時來洗脫清白。這就是李承鵬式的文體，帶著新聞的眼，文學的手，人道的心,在與各種錯誤和不一定錯誤的勢力和姿勢作戰(zhàn)，他們不一定是風車，有點是汽車、火車甚至坦克，但李承鵬始終一支長矛，且戰(zhàn)且退，且戰(zhàn)且進。這樣一種融文學、新聞、網(wǎng)絡、影視、段子諸多文體于一體的承鵬體，嬉笑怒罵，葷素搭配，雅俗混合，讓人愛恨交加。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都說思想解放，但沒人說文體解放。但其實思想解放首先是從文體解放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著手，“我手寫我口”。改革開放，也是從文體變化開始的，當時的新聞文體基本是新華體（新華社的語體），連體育評論也是如此，沒想到如今足球的評論加進了文學功能，還成了時評，那樣觸動社會的神經(jīng)。
　　李承鵬，大眼，看得遠，大膽，敢說敢寫，還要有顆大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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