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個善變的人嗎|四大無恥文人

　　梁啟超的“善變” 　　 　　如果要在中國近代史上列幾個我所敬佩的人，梁啟超就是其中一個，有人說，從1888年起，“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梁啟超有關(guān)系”，這是不虛的事實。這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的價值，遠沒有得到客觀充分的評價。在傳統(tǒng)觀點里，他是一個政治思想飄忽不定的人，一個保守者�？墒�，在我眼里，梁啟超是近代最堅定的專制主義反對者。
　　誠然，我們不能不承認，梁啟超是一個政治思想“善變”的人，當我們回顧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段，會發(fā)現(xiàn)他的政治思想搖擺不定，進退失據(jù)�！鞍偃站S新”期間，他跟隨自己的老師康有為，領(lǐng)導(dǎo)了維新運動，主張改良和變法。變法在短短的時間內(nèi)便以失敗告終，梁啟超不得不出走日本。
　　在日本流亡的初期，梁一度與孫中山的革命黨走得很近，從主張維新變法，變?yōu)橹鲝埫裰鞲锩�，雙方還有過合并組黨的計劃。
　　這其中與變法失敗，六君子飲刀菜市口，自己被清廷通緝，斷發(fā)走扶桑有關(guān)，他在感情上由對清廷高度的期望，變?yōu)樵骱耷逋�，而當時孫中山領(lǐng)導(dǎo)的革命黨經(jīng)過多年努力，已越來越成氣候，梁順勢主張革命，可以理解。也正因此，康有為非常生氣，把他“調(diào)離”日本，前往檀香山辦理�；蕰�事宜。
　　只是，梁啟超畢竟沒有完全走到革命黨的陣營去，按張朋園先生在《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的分析，一個是兩派因為康有為夾在中間作梗而不歡而散，又因雙方爭取華僑捐款的矛盾加劇分裂，再有，梁啟超畢竟不能舍舊入新，脫離原來的�；蕡F隊，孤身加入革命黨。
　　尤其是1903年，梁啟超接受美洲�；蕰�的邀請到美國游歷了幾個月之后，政治思想大變，放棄了自己的革命觀念，進而反對革命，排斥共和。非但排斥共和，梁啟超的思想甚至更加保守，認為連君主立憲都應(yīng)該緩行,把開明專制作為過渡階段則更為必要。開明專制是比君主立憲還要保守的一種政治形態(tài)，在梁啟超看來，卻是必要的過渡制度。
　　這與他到美國實地考察，看到美國民主制度的弊病，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亂象有關(guān)，也與他還不能正確地看待民主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有關(guān)，還與他接受了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柏倫哈克，和瑞士法學家伯倫知理的學說有關(guān)。柏倫哈克通過考察美國、瑞士和法國共和政體的成敗得失，得出一個結(jié)論：“因于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辈畟愔�理則認為，民主與君主政體各有利弊，且要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成立。梁啟超據(jù)此對照中國，很自然地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在中國不適合用革命的方式來實現(xiàn)共和，如果這樣，不僅得不到共和，而且還會產(chǎn)生動亂。
　　梁的轉(zhuǎn)變原因也并非如此簡單，張朋園先生總結(jié)為五個方面：康有為的經(jīng)濟壓力迫使他就范；畏懼破壞之后建議不易；與革命黨感情日益惡化；政治思想轉(zhuǎn)變，由激進而溫和；受黃遵憲影響，轉(zhuǎn)趨保守。總之，梁啟超這一轉(zhuǎn)變，與革命黨矛盾公開化，最后發(fā)展成一場歷時兩年多的論戰(zhàn)。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后，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建立，梁啟超此時不再堅持他排斥共和的思想，而是服從了共和。民國政府順利轉(zhuǎn)手袁世凱之后，梁啟超投奔袁，希望袁世凱這樣的強勢人物，能夠把中國憲政的火車頭搬到憲政的軌道上，畢竟，利用強勢人物來搬這個火車頭會事半功倍，這樣也比暴力革命、血流成河要強。他出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想一展治國身手。
　　可是梁啟超的這個期望很快破滅，袁世凱并沒有誠意去推動共和及立憲，梁啟超非常失望，但還是希望袁能走回正軌。他給袁寫信，言詞懇切地說：“啟超誠愿我大總統(tǒng)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愿我大總統(tǒng)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jié)局；愿我大總統(tǒng)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愿中國之歷數(shù)隨我大總統(tǒng)而斬�！痹�世凱聽不進去，梁就聯(lián)合自己的得意門生蔡鍔，一文一武，發(fā)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下臺。在此期間，他針對袁世凱為帝制造輿論，寫了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消息后，欲用重金收買梁，讓他不要發(fā)表這篇文章，但梁啟超既不顧“交情”，也無視“賄買”，毅然發(fā)表了這一篇無異于重炮的文章，痛擊袁世凱的帝王夢。
　　兩年后張勛復(fù)辟，康有為跑去充當張的軍師，為張勛復(fù)辟搖唇鼓舌，梁啟超竟撕破師徒臉面，公開站出來反對，撰文《辟復(fù)辟論》，矛頭直指康有為。同時，梁與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康梁公開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賊啟超”，但梁啟超不為所動，康有為死時，他又扶靈痛哭三日。
　　到了晚年，梁啟超那顆飄忽的心仿佛才落定下來，躲進書齋和大學，把精力主要放在培育“新民”上，不再那么“善變”了。
　　由此看來，梁啟超的確是“善變”的。他支持變法維新，是個溫和的改良派，但又主張過暴力革命，是個激進派；他大力提倡君主立憲，但有人要放棄共和往回走時，他又堅決反對；他提出過開明專制，但當袁世凱走向個人獨裁之時，他又高舉反旗；他是維新的，又是維舊的……這就是梁啟超，一個貌似在政治思想上很“善變”，很搖擺不定的人。
　　
　　梁啟超的“不變”
　　
　　梁啟超“善變”，因之，他時時遭到批評，左右不討好，革命派不喜歡他，康有為也與他鬧分裂，而他也說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左右不是人。那么，梁啟超為什么會“善變”呢？前面講到一些他“變”的很具體的原因，如果從他的一生以及社會層面去思考，梁啟超的“善變”是很好理解的，他貌似“善變”的表面下藏著某種“不變”的政治邏輯。
　　首先，梁啟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轉(zhuǎn)型期，梁啟超是一個轉(zhuǎn)型期的人物，中國該走向何處，如何走，這并非是梁啟超一個人思考的問題，也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的，必然是一個民族國家不斷地嘗試，不斷地選擇，因而不斷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對此，我認同郭世佑先生的看法：近代中國的一切都在流變之中，梁啟超的變就無可指責，一成不變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說，梁啟超與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機，如果梁要投機，當初直接投機慈禧豈不完事大吉?后來為什么還要對袁翻臉呢?
　　是的，不光中國在流變，世界也在流變，世界上許多國家擺脫專制，走向憲政，都有成功的范例，有美國式的、英國式的、日本式的、北歐式的，哪一種更可學習借鑒，這都需要結(jié)合中國的現(xiàn)實進行思考和嘗試，尋找成本最小的模式和路徑。很顯然，梁啟超從主張君主立憲到倡言革命，最后回歸到君主立憲，甚至于開明專制，就是他認為后者是符合中國現(xiàn)實，成本最小的。
　　確實，相對于革命，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大好處在于可避免政局動蕩，尤其是可以避免流血犧牲、暴力戰(zhàn)亂等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按當時的中國來說，外部環(huán)境極其險惡，需要在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內(nèi)進行政治轉(zhuǎn)型，政治動蕩于國于民都是大禍害。君主立憲尊重了中國有千年的君主專制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譬如人們的皇權(quán)思想根深蒂固，等級觀念森嚴，國民意識不高等。
　　君主立憲看似一個保守改革，但對于君主權(quán)力至高無上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君主立憲的要義是對統(tǒng)治者權(quán)力的限制、制約和規(guī)范，君主立憲之下，君王從權(quán)力無邊變成了權(quán)力有限，甚至君王被架空成虛君，只作為一個國家和道義的象征而存在，談何容易！所以，梁啟超認為，只要政體是立憲政治，國體為君主還是共和并不重要，即便是君主也可以接受。
　　這是以退為進的務(wù)實政治改良，退就是不要求一步到民主憲政，進就是對專制主義發(fā)起了進攻，雖然火力不猛，但專制主義堡壘的缺口被打開了。只要這個缺口被打開了，就未必不會從一寸變成一尺，從一尺變一丈，最后整個堡壘都垮掉。在這里，梁啟超在乎的是用最小的成本來攻破專制主義堡壘，必要的妥協(xié)是可以接受的，畢竟，你是從人家手里把權(quán)力拿走一部分，不給人家留點尊嚴臉面，人家怎么可能同意？在梁啟超的眼里，實現(xiàn)君主立憲并非最終目的，最終的目的是摧毀專制主義，君主立憲只是一個手段，而非終極目的。既然是一個手段，而且還合用，成本較小，為什么不可以一用呢，為什么非民主共和不可？事實上，民主共和也是一個手段，其最終的目的也是消滅專制主義。在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就不要把君憲與共和當成目標來爭論不休，而是選用適用的、成本最小的手段。
　　如此，我們就找到了梁啟超“善變”與“不變”的內(nèi)在邏輯，就能夠理解為什么在革命之前他要堅決倡導(dǎo)君主立憲，而革命之后，又認同了民主共和。是因為他政治立場不堅定嗎？錯了，恰恰是因為他政治立場異常地堅定，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也即，只要是搞低成本的立憲政治就行了。革命之前，立憲政治上加一個君主是可以接受的，他雖然反對暴力革命，但辛亥革命成功了，他也就認可了既成的事實，不主張再去爭君主還是共和的國體，那沒有意義，只會把事情搞復(fù)雜，說不準會再度革命。所以，當革命政府移交袁世凱之后，對袁世凱推行憲政抱有很大的希望，參與到袁世凱的政府中去，并贊同袁世凱對孫中山二次革命的鎮(zhèn)壓。這都只有一個目標，在中國推行立憲政治，摧毀專制主義。
　　相反，任何反憲政，走向?qū)Ｖ频男袨�，都是梁啟超所不能接受的。這就是他在維新變法、清末立憲中，反專制主義的直接或間接行為。革命之后，這也是他反袁世凱稱帝，反張勛復(fù)辟，甚至不惜與老師康有為鬧翻臉的根本原因。一個堅定的反專制主義者，容易接受多種形式的反專制手段，盡管他主張用成本最小的手段，但他絕不能容忍專制主義復(fù)辟。
　　其次，梁啟超學貫中西，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既是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人，也是一個很西化的人，但是他又不像某些“專家”那樣固執(zhí)己見。因為他見多識廣，看到每一種制度都有它自身的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尤其看到暴力革命的嚴重缺陷。而且，從理論到實踐還有一個距離，他不愿意輕易地否定某種理論，這樣就使得他有點像墻頭草，左右不招人待見。而實際上，他才是最精于中西文化本質(zhì)的人，也正是因為接近于本質(zhì)，他既要看政治思想對現(xiàn)實的效果，以此來檢驗一切，同時他內(nèi)心里有一個基本的底線，那就是不希望用成本太大，不希望用嗜血的暴力來獲得。晚年回顧自己的政治立場時，他就是這樣總結(jié)的：“我在國內(nèi)政治黨派分野里頭，向來屬于漸進派。我對于現(xiàn)狀不滿足，認為必要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無論何時何事，對于那些暴力的、無理性的、無效率的革命論及革命手段，總是要反對。”從君主立憲起，最后回到君主立憲止，梁啟超經(jīng)歷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到最后看山還是山的歷練過程，這是他的“善變”與“不變”之所在。
　　
　　梁啟超是一個失敗者
　　
　　梁啟超的一生是反專制主義的一生，然而，終其一生，他也沒有成功，維新變法失敗，他逃亡日本；他所寄望的清末立憲，始終停留在“仿行”階段；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短暫地實驗了民主共和，但還是被專制主義復(fù)辟；等到國人將這些復(fù)辟者打倒，專制主義卻并沒有被打倒，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復(fù)活，而且活得不錯，一切都沒有本質(zhì)的改變。這正像孫中山所說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這個問題不解決，專制復(fù)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國就永遠是一個泡影。
　　應(yīng)該說，晚清以降，反專制主義最重要的無非兩大運動，或曰兩種手段，君主立憲以及民主共和。總體而言，梁啟超是一個君主立憲者，雖然他曾經(jīng)倡言過革命，但骨子里總是想搞君主立憲�？墒菫槭裁淳�主立憲在中國搞不成？現(xiàn)在的看法是，晚清立憲之時，清王朝缺乏立憲的誠意，舍不得放權(quán)。這固然沒錯，但為什么清王朝沒有誠意，不愿意放權(quán)呢？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而這，正是梁啟超們失敗的原因所在。
　　有論者認為，君主立憲失敗的原因在于中國傳統(tǒng)專制政體具有世俗性特點，皇帝沒有神性，不具備“活菩薩”那樣的公認的不可動搖的神圣性。皇帝是個俗物，凡兵強馬壯者皆可覬覦其寶座。
　　這是我不能茍同的，雖然皇帝是個俗物，人人可得而當之，但皇帝仍然具有一點“神性”，即他是天的兒子――天子，是奉天行命管理人間者。所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就是肯定君權(quán)神授，君王的權(quán)力是神授的，怎么能說皇帝沒有神性呢？在那些動亂的時代，為什么一些野心家總要找一個流落民間的帝王的后裔來當招牌來起事？就是因為，皇帝，哪怕是皇帝的種子都具有號召力。他的號召力不完全來自其權(quán)力，更來自其道義上的權(quán)威，天子不僅是權(quán)力的象征，也是道義的象征。而道義是權(quán)力合法性的有力保障，一旦道義喪失，權(quán)力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zhì)疑，甚至反對者可以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來反對皇帝手里的權(quán)力。
　　梁啟超提倡君主立憲，對于有兩千多年帝制的中國，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也有至高無上的道義威信，以其權(quán)力和威信來推行君主之下的憲政，可以減少很多阻力，也更容易獲得民眾的支持。但問題恰恰在此，到了晚清立憲的時候，君主的形象讓清廷糟蹋光了，道德的權(quán)威喪失殆盡。一個幾十年下來在外國列強的侵略下節(jié)節(jié)敗退的君王，還有多大的威信？如果有威信，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慈禧太后下旨要全國支援朝廷的時候，就不會出現(xiàn)不理會圣旨，而“東南互�！钡墓质�。
　　晚清皇帝本該負有外御敵人、內(nèi)保國民的責任，此時完全擔當不起來，君主保國愛民的傳統(tǒng)遺失殆盡，明思宗自盡時遺書曰：“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朕尸，毋傷百姓一人�！边@種責任感哪里還尋得半分？清廷皇帝的道統(tǒng)確實流失太嚴重了，君主的神性因道義的流失而色澤暗淡。如果說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還有一些威信的話，兩人一死，一個小兒宣統(tǒng)，加外一個昏庸的攝政王載灃，于外，被瓜剖豆裂；于內(nèi)，不能整合社會，誰還把他們放在眼里？在這個情況下，搞君主立憲，想弄一個國民普遍認同和擁戴的君王放在那里當國家象征，人人供奉，想必是有一定的難度，更何況這個道統(tǒng)差勁的君主還不愿意讓權(quán)，那就更沒有保留的必要。
　　對于清廷君主來說，不能接受君主立憲，還有一個難以克服的軟肋，那就是，清廷總是以外族入侵者的身份來看待自己的統(tǒng)治，把漢人與滿人對立起來，把中國與大清對立起來，他們的“祖訓”是：漢人興滿人亡，保中國不保大清。也就是說，這個政權(quán)始終要維持一個部族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族的利益，把部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那么試問，一旦實行君主立憲，就意味著取消了滿族的超國民待遇，即君主立憲下可以優(yōu)待一個皇室，但不能優(yōu)待一個民族。而且，立憲之后，誰人口多，誰納稅多，誰就有更多的選票和發(fā)言權(quán)，這兩樣對于清廷來說都是一點好處都撈不著，所以，即便一個皇室同意君主立憲，滿族人從內(nèi)心來說是堅決反對君主立憲的，滿族人一反對，這事就不好辦。
　　本來，君主立憲之中，君主與憲政已經(jīng)存在內(nèi)在的矛盾，再把民族主義凌駕于國家權(quán)力之上，為政治改革平添更大的阻力，改革的希望更加渺茫，最后，人民最終選擇了革命的辦法，這可能是梁啟超沒有想到的，也是歷史的無奈之處。
　�。ㄘ熑尉庉�/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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