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與歷史主義
發(fā)布時間:2017-02-12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新歷史主義與歷史主義篇一：新歷史主義和舊歷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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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Historieismemergedinthelate19705andflourishedinthe
19805intheU.S.A.ItsmaiePresentativesareStePhenGreenblatt，
New historicism indicates its separation from old historicism with a totally divergent viewpoint of history, old historicism defines history as an objective existences which includes a series of events with certain regularity and causality, so it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a historical event, by contrasts new historicists hold that history is a description and a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through language. After realizing the unavoidable influence of the dominant discourse and culture on the recorders, new historicists make it clear that no one is capable of rising above his own social formations and esacaping from his ideological upbringing to understand the past.
Secondly ,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literary texts between them give prominence to New historicism, defining literature as a mirror reflecting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of society, old historicism declares that the text should be put into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figure out the author’s creative motivation, primary thought and the domiant discourse of the era, opposite to old
historicism , new historicism discards the division between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and affirm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s complex, bidirectional, and diakectical, which goes beyond determine or reflect, therefore, literature is a constitutional el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 neither can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because of their mutually constitutive nature.
From the above introduction, readers can recognize that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issues of new historicism is its literary conception, especially its views on literary function, Stephen Greenblatt, the first person that establishes the literary branch and title of “New Historicism” and one of the core exponentials of New Historicism, regards the field of as a site of contradictons and conflicts, a place of the Captialism receiving consolidation and challenge, and an amphitheater of history gaining clue and cre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the literary discourse is a process of mutual penetrating, mutual shaping, and mutual dialectic. In this dialectic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Greenblatt renews the explanation and expression on the existential mode of literature in history by employing some terms of economics like “negotiation”, “circulation” ans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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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主義與歷史主義篇二：淺談新歷史主義批評和舊歷史主義批評
《淺談新歷史主義批評和舊歷史主義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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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新歷史主義批評和舊歷史主義批評》
環(huán)境學院
楊莉。。。。。。。。
當我們閱讀各種文學作品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很多關于這些文學作品的批評，例如讀者反映批評、形式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在這些文學作品與文學批評之間展開了一場無硝煙的戰(zhàn)爭，他們之間形成了非常復雜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以反抗形式主義的姿態(tài)，登上了歷史舞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征。新歷史主義是不同于舊歷史主義的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它是從舊歷史主義分離出來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觀，舊歷史主義把歷史定義為一種客觀存在，所以它著重研究歷史事件的背景和意義.而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一個描述和重建活動。新歷史主義選擇的角度是主觀與歷史，而舊歷史主義選擇的是歷史的客觀決定論。新歷史主義的出現(xiàn)是對傳統(tǒng)的形式主義和歷史主義的反撥,它突破了文學學科的森嚴障礙,走向開闊的跨學科研究。
舊歷史主義把歷史看作是一個可供客觀認識的領域。歷史是獨立于研究者、認識者的，也獨立于研究手段和工具。如果歷史研究者能夠在把握歷史的過程中排除主觀因素，中性地、公正地使用語言工具，就能夠發(fā)現(xiàn)歷史“真相”，獲得關于歷史的的“真理”。基于這種認識，舊歷史主義強調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存在的可能和必然作用性，并允許作長期的社會預測；把思辨的歷史哲學看成是一種模式，利用這種模式可以解釋具體真實歷史的發(fā)展方向問題
新歷史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與歷史發(fā)生想像、虛構或隱喻聯(lián)系的語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歷史主義,它帶有明顯的消解性、批判性和顛覆性等特征,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 在舊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中，文學文本被看作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認為它產(chǎn)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是對歷史的一種反映。因此，舊歷史主義批評家所從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任務就是一種“還原”歷史的工作，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通過把文學作品放到它所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試圖再現(xiàn)出作者的原來的意義，從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義。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關注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因為它認為在文學作品之外，有一個真實的具體的歷史，而文學作品只是對這個真實而具體的歷史的一種反映。換一種簡單的說法就
是，歷史是第一性的，文學作品是第二性的�；蛘哒f歷史是背景，文學作品是前景。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的真實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和文學的內容。而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不再把歷史看成是由客觀規(guī)律所控制的過程，看成是文學的“背景”或“反映對象”，而是把歷史和文學兩者同時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構成。在他們看來，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tǒng)，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因此兩者之間不是誰決定誰、誰反映誰的關系，而是相互證明、相互印證的“互文性”關系。在新歷史主義者眼里，文學與歷史并無明顯的界限，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以一種復雜的相互糾纏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的，他們所關注的，并非通常人們理解的那種虛構的、想象的、狹義的文學，而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
不管是新歷史主義批評還是還是就歷史主義批評和其他什么文學批評，文學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這種溝通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文化批評能夠更貼近文學，也更為文學所容納 文學批評不僅能讓讀者深入地理解和感受作品，同時也能讓讀者鑒賞作品，文學批評可以幫助作家提高創(chuàng)作 、分析創(chuàng)作、提高創(chuàng)作 和發(fā)現(xiàn)作品的價值內涵 也能指出作品的不足， 并引導作家調整創(chuàng)作，它還能影響社會價值觀念 。
新歷史主義與歷史主義篇三：”新歷史主義“讀書報告
讀書報告——“新歷史主義”理論
通過閱讀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懷特的幾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對新歷史主義有了大致的、粗淺的了解，以下是對其的簡單概括。
新歷史主義是誕生于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學界的“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一種對歷史本文加以重新闡釋和政治解讀的“文化詩學”。新歷史主義對舊歷史 主義和形式主義文學批評方法加以批判,在張揚“主體”、“歷史”和“意識形態(tài)”中,使“本文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本文性”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范疇。新歷史主義的主將是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懷特。前者以研究文藝復興的“自我塑型” 去重寫文學史,進而創(chuàng)建一種“文化詩學”,并將文學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靈史。 而后者則注重“元歷史”的構架和“話語”轉義學的研究,進而確定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地位。
一、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
（一）《文藝復興自我塑型》導論
格林布萊特在《文藝復興自我塑型》導論中說道：“......與此類工作有著親緣關系的文學批評，因而也必須意識到自己作為闡釋者的身份，同時有目的地把文學理解為構成某一特定文化符號系統(tǒng)的一部分，這種批評的正規(guī)目標，無論多么難以實現(xiàn)，應當稱之為一種文化詩學”，格氏在這里首次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概念。作為文學批評家,其闡釋的任務是,“對文學文本世界中的社會存在以及社會存在之于文學的影響實行雙向調查”。此后,格林布萊特從不同角度反復表述了這個意見。形式主義批評所設定的“文學性文本”與“非文學性文本”之間的區(qū)別是帶有歷史的、主觀的、想象的 ,甚至是武斷的因素。其實二者之間疆界的形成是歷史的產(chǎn)物,因而必然也是可以與時推移、歷史地變動不居的。文學與非文學之間從來沒有分界明晰的楚漢界河，暫時的切分只是為了學理上便于表達的一時之需，更多時候二者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構、相互轉化的。文學藝術也可以講“生產(chǎn)性”，既可以講“話語”方面的，也可以講“作品”方面的，但它的生產(chǎn)與社會文化領域的其他門類生產(chǎn)之間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涇渭分明。格林布萊特就此闡述說,“文學與歷史之間 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誰決定誰的關系,而是各種社會能量在‘互文性’基礎上的 流通、對話和交流的關系,是各種社會文化力量之間相互塑造的關系�！�
格林布萊特文化詩學在解讀文化現(xiàn)象時，其邏輯前提就是倡導一種將其放回到當時特定的“時代與語境”中去的“語境化”的歷史觀。 格林布萊特把對“自我塑型”的研究投放在文藝復興時期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透視特定文化歷史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社會現(xiàn)實,從而構建了文學作品與歷史語境、文化事件的多維映射機制。格氏提倡通過考察其社會行為來解讀文 學生產(chǎn)和文化權力“互有軒輊”的博弈痕跡, “通過這種闡釋, 我們才會抵達有 關文學與社會特征在文化中形成的那種理解格林布萊特強調在理解和闡釋文學事件時要把作者身處的
社會環(huán)境與文化現(xiàn)實融通起來,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又復雜的自我塑造過程”，從而“獲得關于人類自我表達結果的具體理解”，體現(xiàn)了文學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象征表現(xiàn)手法和現(xiàn)實傾向。格氏談道:“詮釋它們之間象征結構的交互作用,并把它們看成是構成了一個完整而又復雜的自我塑造過程�！弊鳛楦袷铣珜У摹皻v史本源觀”的核心概念，“自我塑造”一方面體現(xiàn)了自我力量與異在的社會場景之間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人類本源意義上的“自我力量與自我形象”的塑造歷程。這里的“自我力量與自我形象”主要涵蓋以下要素： 其一是自我存在對個人秩序施加的長期而穩(wěn)定的感受力，以及個人借以向外部世界傾訴和發(fā)號施令的言說方式，一般集中體現(xiàn)為自我表現(xiàn)力的外化形式。其二也可以是私人欲望被加以約束的一種象征結構，一般集中體現(xiàn)為自我約束力的物化形式。 其三還可以是某種對個性形成與表達一直發(fā)揮著主導性塑造作用的主體性因素。在格林布萊特這里，自我塑型理論首先被運用到文藝復興期的戲劇批評實踐中，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它得以固化、定型。
（二）《通向一種文化詩學》
在文章開始，格氏就批判了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中提到的理論主張，他認為詹姆遜將話語體系不斷地進行區(qū)分，把文化領域也區(qū)分開來是不對的。之后又提到了利奧塔從后結構主義觀出發(fā)，認為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壟斷式的獨白話語，因此他號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開戰(zhàn)，格氏認為。這兩種情況下的“歷史”都是某種單一理論的設定，抹殺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性和復雜性。格氏試圖走出這種單一話語的誤區(qū)，而主張對上述單一話語進行整合，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格林布拉特問道：作為歷史或語境的“資本主義”究竟以何種方式存在呢？他回答：從16世紀起，“資本主義就一直在不同話語領域的反復確定與消解”的過程中成功有效地來回振擺”。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既不會產(chǎn)生那種一切話語都能共處其中，也不會產(chǎn)生那種一切話語都截然孤立的政治制度，而只會產(chǎn)生那種趨于區(qū)分于趨于獨白的沖動在其中同時發(fā)生作用或急速振擺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結構是一個復合結構：權力、意識形態(tài)和軍事黷武主義與快感、娛樂和興趣空間并存其中。為此，格林布拉特舉了三個例子加以說明，美國總統(tǒng)里根在“總統(tǒng)”話語和“演員”話語之間來回振擺，美國的一名罪犯在“法律”話語與“文學”話語之間來回振擺。格氏將這種歷史存在的“區(qū)分”與“聯(lián)系”并存的話語擺動成為“關于美國日常行為的詩學”。因此，對于文化詩學而言，文學與歷史是既有區(qū)分又有聯(lián)系的，二者之間發(fā)生不斷振擺的關系，所謂“文學的歷史化或語境化”就是要充分揭示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之間的廣泛流通、相互轉換。
總之，文化詩學研究的第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文學的歷史性”。文化詩學研究所實施的文學文本的歷史化或語境化的策略是，善于采用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來回描述、反復闡釋的方法，將某個邊緣文本或某些奇聞軼事與所要解讀的文學名著并置，經(jīng)過對二者進行反復的相互厚描性的解讀，出人意料地找到它們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連接點，揭示其豐富而復雜的文化意義，從而讓讀者看到所評文學作品與當時歷史語境有著怎樣復雜的互動關系。
二、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
閱讀了海登懷特的幾篇論文《評新歷史主義》、《解碼�？拢旱叵鹿P記》、《歷史主義、歷史與修辭想象》和《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總結其理論主張如下：
（一）歷史詩學是一種歷史文本的研究
懷特認為,歷史文本只是歷史的記載,根本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歷史,因為每一歷史都是按照事實的選擇、修辭的使用、情節(jié)編織解釋、形式論證解釋和意識形態(tài)的寓意等逐步“加工”出來的文本。面對蕪雜、凌亂的事實,歷史學家要做的是“壓制和貶低一些因素,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然后“通過所有一般小說或戲劇中的情節(jié)編織的技巧才變成故事”。懷特認為,首先,歷史編纂學家必須具有把歷史事實編織成故事的一個預先的能力。史學家根據(jù)自己的先前理解,借用柯林伍德的“建構的想象力”,為某一系列歷史事件提出可選的情節(jié)結構,使歷史史料獲得同一文化中文學著作所含有的多重意義。
還有語境論,目的在于把事件置于“具體的環(huán)境”中來進行解釋。具體的事件由情節(jié)編織的解釋上升為故事的類型,故事類型經(jīng)過形式論解釋成為規(guī)律,這構成了海登·懷特歷史文本的主題思想。歷史經(jīng)過復雜的轉換已經(jīng)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如果說傳統(tǒng)的歷史認識論強調歷史是對過去史實的反映,通過歷史可以了解“真正的”歷史,那么試圖借助于經(jīng)過了歷史編纂家的“加工”的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本,還原到文本承載的原始事實,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因為讀者所面對的歷史只能是被闡釋和編織過的歷史。對此,懷特曾做過專門的論述: “不論事件還可能是別
（二）將歷史與語言研究聯(lián)系起來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
懷特所提出的語言建構物、詩性結構、闡釋模式以及話語轉義等概念都是立足于語言形式主義基礎上，是用來闡釋歷史敘述的重要概念首先，他將歷史視為語言的建構物，一種文本結構，這樣就與文學批評中的語言形式主義的觀點具有相同之處。懷特吸收了形式主義批評文學作品的方法，并將該方法運用歷史著作的分析之中。在懷特看來，歷史首先必須被書寫，然后才能被閱讀。過去的歷史事件一旦被書寫下來，就形成了具有結構性的書寫物。歷史都是經(jīng)過寫作轉換而成的歷史(文本）的建構過程是歷史事實轉換為歷史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文本的文學性產(chǎn)生的過程。在懷特看來，“真實的”歷史事件的存在是假定的，然而， 接觸這些事件的途徑只有靠語言媒介及其轉義策略。語言學協(xié)議在歷史記載的產(chǎn)生過程中起到一種建構性的作用，本身就意味著“一篇歷史話語的論證從根本上說是二級虛構物，是對虛構的虛構或者對虛構制作的虛構，它對于情節(jié)的關系相同于情節(jié)對編年記事的關系這種歷史編纂方式與弗萊所說的文學“虛構”方式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需要寫作素材包括想象、修辭等手段的加工以及情節(jié)的建構等步驟，只不過歷史敘述對歷史的原始因素的處理是“發(fā)現(xiàn)”的，而文學想象處理的方式是純粹“虛構”。他認為,歷史話語具有三種解釋策略:形式論證、情節(jié)敘事、意識形態(tài)意義。在每一種解釋策略中,有四種可能表達的方式供歷史學家選擇:對形式主義、有機主義、機械論和語境論而言,可用形式論解釋;對傳奇原型、喜劇原型、悲劇原型、反諷原型而言,可用情節(jié)的解釋;對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而言, 可用意識形態(tài)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家像詩 一樣去預想歷史的展開和范疇,使其得以負載他用以解釋真實事件的理論。懷特強調,歷史的預想形式可用弗萊關于詩的四種語言轉義(即隱喻、轉喻、
提喻和諷喻)來表示。這種將歷史詩意化的研究使懷特受到文藝理論家和歷史學家的雙重批評。但懷特仍然堅持自己的“歷史闡釋論”和“語言行為論”,并且, 進一步將這種觀點引入文藝理論研究中。他認為,解決本文與歷史的關系是新歷史主義研究的關鍵,要解決好這一問題,主要應選擇語言敘事理論,在文學本文研究中采用歷史本文研究法,在歷史本文研究中采用文學研究法,使文學本文與歷史本文在元歷史的理論框架中恢復敘述使文史哲和社會科學的界限淡化并打通 邊界。
（三）歷史的文學性
懷特對19世紀歷史學家的作品分析方法也應歸屬結構主義。懷特把歷史著作看作一種按照時間序列編排起來的敘述結構，有一定的語言描述。但是，與結構主義方法不同的是，懷特把敘述結構假定為一種“詩性結構”，而把敘述的語言視為一種充滿隱喻的詩性語言。歷史敘事的結構因為詩性語言的參與，成了一種詩性的結構，經(jīng)過轉義，成了文學敘述模式。因而，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不再具有了本質性的區(qū)別:“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福萊認為歷史屬于話語寫作的范疇，當虛構成分——或神話情節(jié)結構 ——在歷史中明顯地存在時，它不再是歷史而變成雜交的文類，成為歷史和詩歌�！睘榱俗C明他的觀點，即語言學模式的存在決定了歷學家與歷史哲學家之間沒有本質的差別,懷特引用了19世紀四位著名的歷史哲學家黑格爾、馬克思、尼采與克羅齊作為對比，懷特認為,他們的差別主要是寫作重點的不同， 但表現(xiàn)在語言形式上的思想傾向卻是十分的一致。懷特認為,“文學性”并不是外在的或非本質的特征，而是歷史話語的本質。轉義、隱喻、虛構等“文學性 ”要素寄寓在歷史事件轉化為歷史敘述的過程中，而“歷史性”則表現(xiàn)在歷史敘事這一文學操作過程中。歷史事件不會自動地轉化為歷史敘述，需史學家的參與，更需敘事結構的建構。歷史事件以“原生態(tài) ”的狀態(tài)存在，或以編年史的方式存在，都不能稱得上真正的“歷史”“原生態(tài)”的歷史事件是凌亂的、無序的，存在于過去的“時間”維度中， 與后人是隔離的�！熬幠晔贰钡氖录前凑帐录l(fā)生的先后順序編排的，沒有敘述故事中的開端、高潮與結局。事件可以無休止地延續(xù)下去。事件轉化為歷史故事需要歷史學家的“敘述化”過程，用懷特的話來說，需經(jīng)“情節(jié)編排”的操作。 歷史學家根據(jù)自己對歷史事件的理解，可以將事件“敘述化”不同的故事“情節(jié) ”類型: 浪漫劇、喜劇、悲劇與諷刺劇。歷經(jīng)這一文學的操作過程，歷史事件才能被敘述為完整的“歷史”。歷史的敘述過程其實也是“文學性”的衍生過程。反過來說，“文學性”也只有借助于歷史話語的敘述過程才得以存在。隨著“文學化”或“情節(jié)編排”的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才逐一被理解，才稱得上真正的“歷史”“歷史性”才凸現(xiàn)出來。這樣“歷史性”與“文學性”就形成了互相依存的“互文性 ”關系。
懷特在《評新歷史主義》中最后總結了新歷史主義，轉向歷史的新歷史主義者,是為了獲得文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種知識,然而,他們發(fā)現(xiàn)根本就不存在歷史研究中的特定的歷史方法這種東西,而只存在多種歷史方法,并且在當前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有多少立場觀點,便會有多少歷史方法。無論如何,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文化詩學”,打通了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的界線,并使“文學的歷史敘述”成為當代文藝理的一個重要命題。同樣,歷史話語所稟有的那種“詩性”品質,“以其具有文化意義的形式現(xiàn)實化為一類特定的寫作,正是這一事實允許我們去思考文理論和歷史編纂的理論及實踐兩方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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