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_陳永貴夫婦和他們的大寨情
發(fā)布時間:2020-03-0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從那個歲月走過來的人,相信對大寨都會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于從大寨走出來的那位頭扎白毛巾的農民副總理,有點歲數的人更是不陌生。 2006年初春,筆者出差進京,從新聞界同行那里打聽到了陳永貴夫人宋玉林在北京的住址,幾經周折,采訪的愿望才得以實現。在宋大媽北京的寓所里筆者與她一起,再一次真切感受了她和陳永貴與大寨和大寨人的一生情緣……
一對勞動模范的“門當戶對”
上世紀60年代,“大寨”名聲漸響的時候,宋玉林獨身帶著一個兒子居住在離大寨5公里遠的城關公社。她是縣里的勞動模范,在村里帶動婦女們修梯田,早上做好飯帶著,中午就在田里吃,一干就是一天。
宋玉林認識陳永貴是在縣里的勞模大會上,陳永貴在山西省昔陽縣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特別是1964年,人民日報刊載了《大寨之路》的文章后,陳永貴更成了了不起的公眾人物。陳永貴帶領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奔好日子,受到了毛主席、周總理的贊揚,大寨不僅讓周圍七里八鄉(xiāng)人羨慕,而且成為了中國農業(yè)戰(zhàn)線的一面紅旗。
宋玉林知道陳永貴“天天土頭土腦在地里”,是個實干家,很敬佩。
1965年,正當陳永貴意氣風發(fā)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妻子李虎妮因病撒手人寰,為了不讓家務事拖累陳永貴,縣里領導和周圍的同事,都希望陳永貴盡快再找一個能為他操持家務的伴侶。曾經是勞動模范的宋玉林被認為是合適的人選。
有人向宋玉林介紹陳永貴,說:“著名的勞動模范陳永貴需要再找一個伴,因為他家里沒有人照顧,要一個家庭婦女!焙髞磉@個介紹人跟她說了好幾回,便帶著她去大寨看一下。
去了大寨,人家說:“老陳在地里,去叫回來吧!币娏嗣,媒人就說:“你們兩個真是‘門當戶對’!
當時,大寨有32眼窯洞,陳永貴就住中間兩眼,他家兩邊的鄰居也都來了,都跟宋玉林說,跟了這個人你可好了,這個人身體可好呢,他是以身作則、愛護群眾,顧大局,不顧自己地勞動,很能吃苦。他不分白天黑夜忙工作,晚上回來自己洗衣服,不麻煩別人,大家都很喜歡他。而且很愛護婦女,他說毛主席解放了婦女,婦女是半邊天。
又一次見面,陳永貴對宋玉林說,你來我家可得吃苦了。宋玉林說,我不怕吃苦,我跟你這還不一個樣,你也吃苦我也吃苦,咱兩個人互相都吃苦,是不是。我不過是沒有你這么大的能力嘛,你給咱在外邊好好地勞動,我一定把這家庭搞好,把孩子們看好,把飯在你回來前做好,這不就解放你了,你工作也有時間了,也不惦記家務事了。
宋玉林決定嫁給陳永貴。兩個星期后,宋玉林帶著兒子明善來到大寨,與陳永貴的兒子明珠、女兒明花,組建了一個新的家庭。那一年宋玉林38歲,陳永貴大她一輪,他們都屬兔。
宋玉林老人今年79歲了,有些事她的確是忘了,但只要和陳永貴有關的所有的生活細節(jié),她的記憶還是非常清晰。
宋玉林說:“我做別的不會,做針線我會,在大寨的那段時間,他那箱子里裝的都是我給縫的衣裳,我會給他張羅,張羅著穿點兒黑布,冬天我們那兒叫馬甲、馬褂,我給他拿下來都給它拆開,拆開都給煮黑,染得黑一點,兩側給他拉兩個插手口袋,上邊再弄一個小口袋,他插個小本本,他也沒什么文化,也不插筆,插個本本。他這就覺得高興了,出去大家都說,哎呀,你看看人家宋玉林把老陳收拾的,老陳,你可年輕好幾歲了,他就越高興。”
在宋玉林的精心操持下,陳永貴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1969年,宋玉林和陳永貴又有了一個孩子,陳永貴和宋玉林為兒子起名叫陳明亮。那一年,54歲的陳永貴可以說是雙喜臨門,一是喜添貴子,一是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
副總理的夫人苦卻很幸福
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國大地上“農業(yè)學大寨”浪潮的空前高漲,大寨的名聲越來越響,陳永貴的官越當越大。1973年,陳永貴在中共十大又一次當選中央委員,并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他把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擔子交給了鐵姑娘郭鳳蓮,把家庭的擔子全交給了宋玉林,前往北京赴任。
1975年,60歲的陳永貴又在四屆全國人大上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有著許多頭銜,他同時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中共晉中地委書記、中共昔陽縣委書記、中共大寨黨支部委員等職務。
不過,他仍然是一個拿著大寨工分的農民,有報道說,當時陳永貴每年掙大寨360個工分,每個工分1.5元,山西省每月補助他100元,國務院每天補助他1.2元,有人戲稱陳永貴是國務院里的窮人,而當了副總理夫人的宋玉林也確實沒有感覺到陳永貴職務升遷對家境有什么改善。
陳永貴也沒給家里留下生活費。陳永貴給明亮買回來那玩具和給宋玉林買回的新衣服,都被宋玉林給偷偷地賣掉了。賣下的錢,買點兒咸鹽,買點兒油,家里不缺吃喝,但也要有零花,要招待客人。
每逢陳永貴回到大寨,便是宋玉林既舒心又有些發(fā)愁的日子,發(fā)愁的是老陳回來客人多、開銷大,錢不夠用;高興的是一家人又團聚了。
中央首長也經常去大寨,鄧小平、周總理、李先念都到過大寨,陳永貴帶領首長們上山去參觀了,宋玉林就攤上煎餅,玉米面煎餅、壓餅,炒點兒瓜子,都放那兒了,首長們下來了,就進家了,都捏上嘗嘗,都愿意吃點兒陳永貴這兒的東西。那會兒陳永貴跟毛主席、跟周總理都是常來常往的,周總理都特別愛他,周總理去了大寨三次。
陳永貴到了北京,當然也可以把家屬的戶口辦到北京,但是陳永貴沒有這樣做,也阻止別人幫他這樣做,就連自己的戶口都留在了大寨。陳永貴曾經向毛澤東提出一個請求,希望自己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時間到基層面上跑跑,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大寨蹲點。此舉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
陳永貴不在大寨時,宋玉林也往往只能從廣播里、報紙上了解到丈夫的行蹤,知道老伴今天在哪個會上講話了,明天又去哪個國家訪問了,宋玉林為丈夫感到驕傲,同時也為副總理夫人的頭銜而有些不知所措。
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大寨開始從天上回到了人間,陳永貴也成了一個毀譽交織的人物。1980年,陳永貴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為了照顧陳永貴晚年的飲食起居,宋玉林帶著13歲的兒子陳明亮遷居北京。
“永貴大叔”沒有離去
1980年以后,陳永貴再沒有回過大寨,但是他十分惦念大寨,對家鄉(xiāng)來人, 他和宋玉林也總是熱情相待。
大寨一年給陳永貴提供360個勞動日補貼,他還兼任著大寨、縣里、地區(qū)、省里的一些職務,都補助他錢。公社補助錢,地區(qū)補助錢,省里補助錢,哪兒的他都沒要,都退回去了,只有大寨這360個勞動日都兌成糧票,拿上糧票到北京買糧吃。
那時候在北京,家里來的客人多,要花掉的糧票也就多,沒有二兩糧票買不下一個饅頭,什么也得要糧票,來人都往家里放糧票,陳永貴夫婦卻不要,有好多人往茶幾底下、坐墊底下掖下了糧票,有時候還掖點錢。
有的時候,他們怕客人費錢不讓住旅館,就在家里地毯上睡。
1982年,陳永貴落選中共十二大黨代表,失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跌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閑居家中。
1983年,陳永貴寫信給中央,要求到基層做點調查研究,中央安排他擔任了北京東郊農場顧問,這個官職與國務院副總理相距甚遠,不過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無論當多大的官,陳永貴都是扎著白毛巾的“永貴大叔”。
說到陳永貴晚年最后的日子,宋玉林老人有些動情:“老陳去世之前最放心不下的還是小兒子明亮。當年的遺囑我現在還保存著,他一共留下8300元錢,這里面還包括土改時房子作價給集體得到的3000元錢,當時老陳的意思是全部交給黨組織做黨費。而我想得更多的是明亮考上大學后的學費,并對他說,你把錢都交了,孩子考上大學后學費怎么辦,為這,我還和他吵了一架。最后,老陳按我的意思,把遺囑做了改動!
1986年3月26日老陳去世那天,老陳流著眼淚對宋玉林說:“本打算再多活四年,想親眼看著明亮考上大學,現在看來,老天連四個月的時間也不給我了,陳家至今還沒出過大學生,咱倆連小學也沒讀過,可惜我連這點愿望也實現不了了!闭f到這里,宋玉林的眼圈紅了。接下來,老人很長一段時間都沉默不語,大概是還沉浸在和老伴在一起的往昔歲月吧!
在宋玉林家中,你會感到陳永貴并沒有離去,他已經成了宋玉林生活中的一部分,每逢有什么心事,宋玉林老人總是要對陳永貴的像嘮叨兩句,對自己的晚年生活,宋玉林覺得組織上很照顧,兒孫們挺孝順,她算是享上福了。
宋大媽現在行動不便了,掐指算來已經7年沒有回過大寨,這幾年雖然一直有親戚從山西趕到北京來看她,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只要一有機會到北京開會就會來看看她。宋大媽樂于聽她們講起大寨,聽說大寨有了新變化,她就會睡得特別香。
宋大媽眼力不怎么好,也就不怎么看電視,但是每天晚上七點到七點半的中央臺新聞聯播是必看的,這個時候家里人誰也不能跟她搶電視看。宋大媽說:“我就是想看看新聞里有沒有關于大寨的新聞,一定不能漏看了!彼男倪在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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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貴生平
陳永貴,1914年生,山西昔陽人。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先后擔任大寨村生產委員、黨支部書記、農業(yè)社主任。1959年任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1961年任中共昔陽縣委候補委員。1967年起,先后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書記,中共山西省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1975年――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了他關于解除其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1983年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先后被評為縣、地區(qū)和全國勞動模范。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在北京逝世,終年7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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