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形象感懷:干部形象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是滄桑巨變的60年，也是千部形象在曲折坎坷中豐富立體的60年，在歷經沉浮、大浪淘沙中逐漸完善成熟的60年。作為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就我所親歷的一些具體事情，從不同側面觀察思考干部形象的變化。
　　
　　作風――形象
　　
　　1964年大學畢業(yè)后，我本來是申請到三州(甘孜、阿壩、涼山)去當教師的，因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據毛澤東同志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從云貴川3省的大學應屆畢業(yè)生中考察選拔了50名而分配到了西南局組織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集中學習后，便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我先后在南充的木老、舞鳳、清溪公社和簡陽的賈家公社搞了近兩年四清。
　　四清運動的指導思想無疑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的是“左”的那一套。但是，四清工作團(隊)干部的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以及在群眾中的形象，總體上是好的，和農民群眾的關系是比較親密的。工作隊員大多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除了農閑或雨天，和社員一樣出工，挑糞、栽秧、打谷，還到城里幫生產隊掏大糞拉回來。老同志言傳身教，為我們新來的做表率。
　　在木老公社二大隊七隊，我和另兩名同志住在生產隊的棉籽房里。我在一戶下中農家搭伙，頓頓都是一鍋紅苕粥，偶爾會見幾粒米。菜就是小青椒剁爛用鹽一漤，一端就是一兩個月，見不到一點油星子。因為幾個月沒洗過一次澡，背上長了癰疽，隨便貼了一點膏藥，結果越來越嚴重，拖了半年多也不見好。面對緊張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沒有誰有絲毫的怨言。那時的中國，誰不充滿革命的激情?
　　兩年的四清，使我對當時的農村和農民有了切身的了解，還和社員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今天的農村和40多年前比，簡直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干部作風不正，已成為農村干群沖突的主要矛盾。有的地方村民編了順口溜：“蹲在機關甩大袖(打撲克)，下到基層瞎忽悠，富戶人家喝喝酒，飄飄然然枕無憂。”干部形象如何適應群眾眼睛越來越亮、參政意識越來越強、監(jiān)督水平越來越高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同志――老板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個好風氣，那就是黨內不稱官銜，從西南局第一書記到下面的一般干部，大家都叫同志。再有就是稱年紀比自己大的老張老王老李，稱年紀小的小張小王小李，同齡人干脆直呼其名。耳濡目染，我們新進機關的同志也習慣這樣叫，從來沒有覺得不自然、不合適、不習慣。到農村搞四清，社員都叫我“歐同志”，感覺挺親切的。
　　可惜，這一好風氣在上世紀80年代后消失殆盡。在一些黨的機關里，“書記”滿天飛，“常委”遍地跑，迎面碰到的都是部長、主任、處長。本來，“×常委”這個稱呼就很別扭，但有的人你不這樣叫，他還裝著沒聽見；有的書記在講話中自稱“書記”，深怕不這樣就掉價了，丟份子了。更有甚者，有的一把手還喜歡別人叫他“老板”，熱衷于當掌柜的，把黨的組織當成自己的領地，這是不是千部形象的倒退呢?
　　毛澤東就一貫主張和提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以職務相稱。”1965年12月，中其中央曾專門發(fā)出通知，要求黨內一律稱“同志”。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這一寫于30多年前的黨中央的決定，現在讀菜就像是針對矚下現實做的。
　　稱呼問題看似雞毛蒜皮，但也是干部形象的綜合反映。到底是“老板”形象、“鐵哥們兒”形象，還是群眾貼心人形象，是官本位。還是以人為本、黨員主體本位，是黨內人人平等，還是分三六九等，一聽稱呼便知是怎么回事。
　　
　　“臭貨”――“俏貨”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沒想到在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又是大學畢業(yè)生的我，要找個對象難于上青天。
　　當時，西南局宣傳部的女同志要給我介紹對象，先后介紹了3個都吹了。第一個見了一次面，先問我是什么成份。我老實告訴她。一直填的是“小土地出租”，但分配到西南局之前，組織部的同志說我的成份應為職員，因為我的父親是革命干部。她一聽，反問了一句：“不就是小地主嘛!”一切就此了結。
　　第二個是個女工，見面后她回家征求她母親意見，她母親訓斥她道：“你撞到鬼了!怎么去找個雙料臭貨?”原來，我一是“臭老九”，名列“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后的“黑九類”――知識分子，二是“文革”中“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中西南局的“臭干部”，豈不是“雙料臭貨”?當時，我等的形象之差、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第三個是個小學教師，處了幾個月后，莫名其妙地要和我停止交往。一打聽，說是她被學校的工宣隊長看上了。
　　后來，我們這批劉少奇、李井泉的“黑苗子”被下放到企業(yè)去，我到了重慶山溝溝里兵器工業(yè)部的一個三線企業(yè)，真是高興得很。在企業(yè)果了10年后，又回到黨政機關，沒想到現在公務員這么吃香，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金飯碗”，考公務員比考大學、考研還難，真是讓人感慨萬千。
　　
　　發(fā)展――形象
　　
　　200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77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劃分標準，我國已經由長期以來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就有句描寫群眾解決溫飽后的心態(tài)的話：“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當時，有人對這一現象感到不好理解，其實，這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必然反映�！岸似鹜雭沓匀狻�，說明老百姓生活好了。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最刻骨銘心的就是餓肚子。別說吃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因為家里負擔重，我?guī)缀鯖]吃過一頓飽飯。1958年大煉鋼鐵，我當時就讀的宜賓一中組織學生到宜賓縣觀音公社燒杠炭，每天伐木精疲力竭不說，一雙赤腳被樹刺扎得滿是小膿泡，更難受的是忍饑挨餓。過中秋節(jié)了，我就是一堆煮紅苕填肚子。什么時候有肉吃?大約只有過大年�！胺畔驴曜恿R娘”，說明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種自由基本上是沒有的，“輿論一律”，只能說一種話，弄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誅連全家“永世不得翻身”�！拔幕�大革命”初期，和我一起分配到西南局的2名大學畢業(yè)生，因為和被打成“黑幫”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領導干部一起搞過四清，就收繳了他們的日記，從中查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行批判斗爭。我本來從1957年起就開始記日記，一天也沒中斷過。從那件事以后，為了自保，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日記付之一炬，而且從此不再記日記。
　　可以說，現在不僅我們的物質生活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而且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但是，為什么還有老百姓意見那么大?主要還是官員的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的公平 公正問題。由此看來，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對干部的形象要求更高。不僅要有一心一意抓發(fā)展的形象，改革創(chuàng)新的形象，還要有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形象、清正廉潔的形象。為什么上世紀60年代初群眾那么苦那么窮，意見還沒有現在大?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因為那時干部和群眾一塊苦，沒有什么距離感，群眾從干部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愿景。
　　
　　“黑臉”――“紅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我便一直在紀檢監(jiān)察機關工作。紀委恢復重建之初，各級黨委為紀委充實了一大批黨性強、作風實、資歷老、威望高的干部，但與此同時，也存在紀檢干部年紀偏大、學歷偏低、思想解放不夠等問題。當時，有人把紀檢干部的形象概括為“黑臉”，以全國優(yōu)秀紀檢干部姜瑞峰為原型拍攝的電視劇，名字就叫《黑臉》。我雖然只見過姜瑞峰一面，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因公來川，應邀向四川省紀委的全體干部做過一次報告。我感到“黑臉”只是他形象的一個側面，那就是對腐敗分子和消極腐敗現象堅決斗爭的一面。他的形象是豐富的、多層面的、立體的。我感到他還是一個非�？捎H可敬的干部，對老百姓、對同志包括犯錯誤的同志，愛得深沉，工作中政策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對送禮的態(tài)度，哪些要收，比如老百姓為感謝你送了一籃子雞蛋，你能拒絕嗎?只能以后找機會加倍奉還；哪些不能收，拒絕不了要付款或上交組織；哪些要堅決頂回去，還要批評，區(qū)分得清清楚楚，又很講究處理的藝術。在姜瑞峰、王瑛等許多優(yōu)秀紀檢監(jiān)察干部身上，完整全面地體現出紀檢監(jiān)察千部的形象。
　　經過3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在總結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做黨的忠誠衛(wèi)士、當群眾的貼心人”的自身建設主題和可親、可信、可敬的形象要求。后來又對這一要求深化、拓展和具體化為對黨和國家無限忠誠、對腐敗分子和消極腐敗現象堅決斗爭、對廣大干部和群眾關心愛護、對自己和親屬嚴格要求�！八膫�對”抓住了紀檢監(jiān)察機關自身建設的根本、關鍵和要害，從紀檢監(jiān)察千部應當具備的基本政治品格，應當擔負的基本職責，到工作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以及自身行為都進行了規(guī)范。
　　由此，也為干部形象設計提出了一個思路：各行各業(yè)的干部，是否也應結合自己的職業(yè)特點，提出具體的可操作的內在要求和形象要求，把干部的一般形象和具體形象融為一體，變成干部的自覺追求和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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