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技藝

歷史學家的技藝篇一：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講稿》1

歷史學家的技藝（為歷史學辯護）

這節(jié)課我們來介紹一下馬克布洛赫的最后一部作品《歷史學家的技藝》。布洛赫的這部作品比較特殊，直到布洛赫離開人世，這部作品一直停留在書稿狀態(tài)，并未正式出版。因為正在布洛赫撰寫此書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了，開戰(zhàn)后法國節(jié)節(jié)敗退，作為一個有著高度歷史責任感和愛國熱情的歷史學家，已近花甲之年的布洛赫毅然投筆從戎，此后一直到1944年被納粹殺害，布洛赫一直在為法國的解放事業(yè)而奔走，因此他的這部遺作直到他去世為止也未能整理出版。直到1949年與布洛赫共事多年的呂西安費弗爾終于將布洛赫的遺稿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然后出版成書，這部作品的法文原版書名應譯為《為歷史學辯護或歷史學家的技藝》。該書出版后隨著年鑒學派在國際史學界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這部集中體現年鑒學派史學思想的作品也受到各國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先后出現了多種文字的譯本。1989年和1992年臺灣和中國大陸先后出版了該書的中文譯本，考慮到這部作品的主要內容和書名的簡潔通順，海峽兩岸的譯者都將此書的中文譯本定名為《歷史學家的技藝》。但實際上，該書的另一個名字《為歷史學辯護》也許更能反映布洛赫撰寫此書的主旨和寫作時的心境。因為布洛赫寫此書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反駁當時社會上一個對歷史學相當不利的觀點，這個觀點甚至在當今社會也不時沉渣泛起，即所謂歷史無用論。

布洛赫在此書卷首談到自己撰寫本書的原因時說到，本書的創(chuàng)作靈感源于多年前他年幼的兒子向他提出的一個問題：歷史有什么用？在當時，他并未立即回答兒子的這個問題。然而他并非不屑于回答，并不是認為兒子的這個問題幼稚無聊，而是感受到了這一問題的沉重。他在書中寫道：“在我看來，這個質問切中了要害，童言無忌，他的發(fā)問恰恰是針對歷史學存在的理由而言的”。果不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僅僅20多年，歐洲就再次陷入戰(zhàn)亂浩劫。面對歷史悲劇的一再重演，人們不禁要問，歷史學家所做的研究有何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這門學科存在的價值和依據都開始遭到社會的質疑。因此可以說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不僅將整個歐洲卷入災難，同時也使歷史學陷入了一場社會信任危機。在這樣一個危急存亡之秋，布洛赫感到作為一個受社會尊重和信任的學者決不能對國家、民族，以及個人所從事的學科的艱難前景置若罔聞，自己必須站出來做點什么。于是他一面拿起槍為法蘭西民族的解放而戰(zhàn)，同時也拿起筆來為歷史學的生存而吶喊。在這部作品的開篇，布洛赫這樣寫道：“國難當頭，誰不感時傷世，草此小書，聊以排遣胸中的憂憤”。所以這部作品既是一部憂國憂民的憤世之作，同時也是一部歷史學的辯護書。以上就是《歷史學家的技藝》這部作品的寫作背景。

作為一部旨在為歷史學辯護的作品，《歷史學家的技藝》闡述了歷史學存在的意義。但布

洛赫的思緒并未僅限于這一目的。他在書中還詳細地闡述了歷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具體問題，可以說這部作品是布洛赫一生史學思想和治史心得的總結，后來年鑒學派的一些代表性的理論方法如總體史思想、長時段方法等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體現，因此后來有人稱《歷史學家的技藝》為“年鑒派史學的宣言書”。

布洛赫在本書的開篇論述了歷史學存在的意義�？梢哉f這是對當年他的兒子所提的問題的回答，也是針對當時社會上對歷史學學科地位的質疑之聲所做的回應。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布洛赫并未一開始就將歷史學與某個崇高的目標聯系起來。而是從最直接的主觀選擇因素談起。他這樣寫道:“即便不能證明歷史的其他用途，至少還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歷史無疑具有娛樂的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至少人們確實對歷史感興趣，我本人就多年樂此不疲。我想，所有的史學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們?yōu)槭裁匆�選擇歷史為職業(yè)呢? 一般來說，任何人都會對所學的東西產生興趣，然而，每個學者必然對某一門學科特別感興趣，他們選中這門學科，以便為此奉獻自己的一生，這就是所謂‘使命’和‘天職’�！庇谑遣悸搴帐紫瓤隙�了“歷史”的自我娛樂價值，承認從事歷史研究是一種基于興趣而選擇的職業(yè)，應該說不 失為純真之言。實際上看看從古到今人類的各種娛樂形式中，與歷史有關的內容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對于普通人來說，歷史從來都是茶余飯后娛人娛己的必不可少的內容。歷史上的各種軼聞掌故，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都能引起人們的興趣。這些內容也正是文學、藝術、影視等文化娛樂形式的重要素材。例如文學，許多文學作品都是以某段歷史為題材，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東周列國志》都是專門演繹一段歷史。即使不是如此，文學作品往往也要有某個歷史背景。如《西游記》是以唐朝玄奘和尚赴印度取經為時代背景�！端疂G傳》以北宋徽宗年間山東梁山起義軍的活動為時代背景�！斗馍裱萘x》以上古商周兩個朝代的更替為時代背景。當然(轉載于:www.zuancaijixie.com 蒲 公 英 文 摘:歷史學家的技藝)這種情況在古代尤其是古代中國還不是很普遍。因為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的高峰是在明清兩代，但這兩個朝代都是文字獄十分猖獗的時代，統治者以文字罪人，文人也就不敢亂說亂動，寫作的時候往往也不敢給作品設定一個時代背景。因為不僅當朝的事情不敢寫，即使是寫前朝之事，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落得個借古諷今的罪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就是模糊的。這一情況就是由當時的政治狀況決定的，因為曹雪芹生活于乾隆年間，而乾隆朝正是清朝文字獄最嚴重的時期，因此曹雪芹也就不敢給自己的作品設定一個時代背景。到了近、現代，隨著封建專制王朝的衰亡，政治環(huán)境日漸寬松，歷史才真正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題材。尤其是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處于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所以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緊扣當時的歷史，于是涌現出許多與這一時期的時代背景、歷史事件緊密相關的文學類型，如抗戰(zhàn)文學、革命文學等。外國文學同樣以歷史為重要題材。

例如雨果的《悲慘世界》是以法國大革命后的動蕩時代為背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是以1812年拿破侖侵俄戰(zhàn)爭為時代背景和主線�，敻覃愄孛浊袪柕摹讹h》（亂世佳人）是以美國內戰(zhàn)為時代背景。到電影、電視等多媒體娛樂形式出現后，歷史題材同樣在其中占有一個重要位置。一方面，大量歷史題材文學作品被拍成電影、電視劇或制作成電視評書，使得人們得以立體、直觀地感受它們的魅力。例如當年田連元在電視臺播講第一部電視評書《楊家將》的時候引起觀眾的強烈反響。當然，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畢竟不是建立在客觀的史料基礎之上，存在較多的虛構成分，因此是不能通過它們來了解歷史的真實面貌的。然而影視技術的出現卻使得在屏幕上再現歷史成為可能，這就是歷史紀錄片。早期的歷史紀錄片較為簡陋，通常只是展示靜態(tài)的圖片，在加上旁白解說。如果是講述現代歷史的紀錄片，還能有些影像展示。近些年來隨著科學技術和制片理念及拍攝手法的進步，許多電視臺和制片公司開始按照歷史原貌進行復原性的拍攝，以實景再現的方式將歷史細節(jié)展示給觀眾。如法國第三電視臺的《人類進化史詩》三部曲、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中世紀生活》。這些紀錄片并不是簡單、僵化的說教，而是全景展示相關的風俗習慣、社會生活、政治狀況，可看性和趣味性都很強。除紀錄片外，近年來許多優(yōu)秀的歷史學工作者也走出書齋，坐到電視鏡頭前和大眾聊歷史。如東北師范大學的李曉東在百家講壇播講的《失落的古埃及》，北京大學朱孝遠播講的《西方文化史》。這些學者長期從事某一歷史學領域的研究，功底深厚，知識全面，對所研究的問題有較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駕馭，既能深入，又能淺出。觀眾從他們播講的節(jié)目中既能收獲知識，又能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傊畾v史學絕不是自絕于社會的，對于并不專門從事歷史學工作的人而言，它至少能起到娛樂身心的作用。

對于以歷史學作為自己職業(yè)的人，歷史學同樣能起到娛樂作用。當然這種娛樂作用與對其他人的作用有所不同。歷史學工作者從歷史學研究中獲得的快樂更加深刻，也更激動人心。這種快樂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從歷史本身獲得的快樂。布洛赫在書中認為，一般來說，單純的愛好往往先于對知識的渴求，歷史自身的魅力引起人們的興趣，繼而激發(fā)人們進行深入的探討，而系統嚴謹的研究展開之后，其魅力也并不會因此大為遜色。真正的史學家都能證明，無論研究進行到何種深度，都可以感受到歷史的魅力。歷史是人的活動，歷史上人類創(chuàng)造的輝煌璀璨的文明成果、風云激蕩的政治斗爭、宏大慘烈的戰(zhàn)爭場面、歷史人物的傳奇人生構成了一幅幅宏偉壯麗的歷史畫卷。我們在欣賞這幅歷史畫卷的時候怎能不贊嘆它的美麗。而在我們合上這幅畫卷，細細回味的時候，又能獲益良多，這就是歷史的魅力。另一種快樂是從自身的歷史學研究工作成果中獲得的快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曾提出一個需求層次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5個層次，由低到高依次為生理需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

理平衡、分泌、性）、安全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資源所有性、財產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職位保障、家庭安全）、情感和歸屬需要（友情、愛情、性親密）、尊重的需要（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對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自我實現的需要（道德、創(chuàng)造力、自覺性、問題解決能力、公正度、接受現實能力）。自我實現的需要是最高層次的需要，是指實現個人理想、抱負，發(fā)揮個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達到了自我實現境界的人，能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決問題能力增強，自覺性高，善于獨立處事，能夠完成與自己的能力相稱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說，人必須干稱職的工作，這樣才會使他們感到最大的快樂。馬斯洛提出，為滿足自我實現需要所采取的途徑是因人而異的。自我實現的需要是在努力實現自己的潛力，使自己越來越成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傊�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人們希望自己能在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上取得成就，實現理想。在需求層次理論基礎上，馬斯洛又提出一個“高峰體驗”的概念。馬斯洛在對許多成功人士進行心理調查時，發(fā)現他們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過的一種特殊經歷，這種特殊經歷是一種從未體驗過的興奮與歡愉的感覺。這種感覺出現時，人感受到一種發(fā)自心靈深處的顫栗、愉快和滿足感。這種感覺猶如站在高山之顛，感受到的愉悅雖然短暫，但卻十分深刻，由此而獲得的人性解放，心靈自由，激勵他們去更積極樂觀地工作、生活，使其一生受益。馬斯洛把這種感受稱為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結合此前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高峰體驗就是人在自我實現的需要得到滿足時產生的一種成就感。實際上中國古代就有類似于高峰體驗的說法，如古人總結的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鄉(xiāng)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最后一喜就是人的自我實現需要得到滿足時產生的一種高峰體驗。具體到歷史學領域。當我們通過努力寫出一篇高質量的文章、創(chuàng)作出一部被同行所認可的作品、乃至在某個歷史學問題上提出一個獨到的觀點時，自我實現的需要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滿足，在喜悅之余，看到自己的努力沒有白廢，自然會對自己的能力和毅力產生更大的信心，從而對自己將來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一種更為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當然并不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歷史學家，都能在這個領域功成名就，大家畢業(yè)后也不一定就繼續(xù)跟歷史學打交道。但我覺得同學們將來無論做什么，都應該通過努力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中爭取成功，使自我實現的需要盡量得到滿足。常言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人生就這么幾十年，是籍籍無名的過此一生，還是在有限的人生中努力獲得幾次高峰體驗，我希望大家在沒事的時候還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歷史學家的技藝篇二：歷史學家的技藝讀感

“為歷史學辯護”——讀《歷史學家的技藝》

“歷史有什么用？”法國年鑒派史學的一代宗師馬克·布洛赫被他的幼子質問道。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布洛赫撰寫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歷史學家的技藝》。

這部著作原名為《為歷史學辯護》。一門學科到了需要為自己辯護的地步，說明它的存在價值確已引起了眾多的懷疑。對這門學科來說，這無疑是極為糟糕的事情。

持續(xù)不斷的技術革命不但擴大了幾代人之間的生產力差距，同時也擴大了他們之間的心理差距，人們頭腦中產生了很多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觀念，許多前輩們想也不敢想的事，現在都成為了事實。人們感到自己與祖先離得更遠了，有些人甚至認為，祖先對我們已無影響可言。試想，在發(fā)明了火柴之后，我們又何必繼承鉆木取火的方法？多少代人之后，人類社會已發(fā)生總體性的巨變，于是人們自然而然地相信，先輩的歷史絲毫無助于了解和解決當前人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在古代，學者們還能夠追求“溫故知新”、“通古今之變”的學術理想；近代以來，由于經濟、科技等領域落后于西方，我們常常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人們更是干脆拋開老祖宗的“子曰詩云”，轉而學習西方科學以富國強民。這時，歷史看上去似乎更沒有多大用處，一時間，歷史無用論甚囂塵上。

總的說來，歷史無用論者的攻擊不外是：歷史研究的內容是“過去”，那些支離破碎的事件和變換不定的觀點對現實問題的解決無多大用處。事實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布洛赫這部著作恰恰反擊了這種觀點，他的論述不僅可以糾正人們對歷史學的偏見，而且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歷史學研究的內容不是“過去”，“過去”只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時間過程，怎能作為研究對象呢？我們稍稍思考一下就會發(fā)現，真正支配歷史演進的是人類。因此，從本質上說，史學研究的對象就是人類及其活動。在各種工具、制度、文件甚至地形地貌的形成和變遷背后，人類無處不在。布洛赫將史學家喻為神話中捕捉人類蹤跡的巨人，“人，才是他追尋的目標�！庇捎谑穼W家希望掌握的是整個人類社會及其活動，他就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些支離破碎的東西而放棄對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的興趣。在歷史學家手中，時間不是一種單純的計量單位，而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現實，脫離特定的時間坐標，很難理解任何歷史現象，只有在時間的流動中，一切事件才變得清晰可辨。愷撒用了八年時間才征服高盧，只有將其放入歐洲社會大變遷的背景下，才能確定它在編年史中的地位；萬戶首倡“飛天”之舉，只有將他的冒險放在人類航天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發(fā)現它的偉大之處。否則，我們所看到的，不過是一場歷史上比比皆是的血腥征服和一個自取滅亡的瘋子而已。

歷史學研究的是人，史學家緊跟著人類的蹤跡，從已知的近現代追溯到未知的遠古（這種由遠及近的研究方法是每個學科都必需的），來研究人類的成長過程。他必然要接觸到現代，現代人類的活動自然就成了史學家研究的起點和終點。同時，現實對歷史研究也有深刻的影響，作為生活在一個時代中的人，歷史學家會自覺不自覺地借用日常生活經驗，加以必要的取舍，賦予新的色彩來再現歷史。史學家是溝通歷史和現實的橋梁，因此，布洛赫建議將史學的范圍延伸到當代。一個古董迷可能沉湎于故紙堆，癡迷于古代，不聞世事，但是一個真正的史學家最重要的素質，卻是具有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歷史與現實無論在時間上還是承繼關系上都是不可分的，“繼往”是為了“開來”，同樣只有“繼往”才能“開來”。密芝勒說過：“誰把思想局限于現在，誰就不能了解當今的現實。”

史學家從未見過他要研究的東西，有人據此就斷定史學不過是一些空談，可是要知道，分子物理學家也根本沒有見過分子運動，為什么沒有人將分子物理學也視為空談呢？物理學家根據布朗運動的原理研究分子在懸浮狀態(tài)中的反應，他們未必比史學家掌握了更為直接的事實，史學家們的工作卻遠不如他們那樣被人信任。

確實，史學家們主要研究已成為過去的事件和人物，研究事物的起源及其發(fā)展過程。但在歷史學家的辭典上，“起源”并不是“開始”，而是“原因”，“歷史”這個詞原意也不過是“探索”

罷了。但是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歷史學家，常認為“起源”即“開始”，更糟的是，他們認為找到“開始”就是對問題作出了完滿的解決，于是，追尋歷史的起源幾乎成為歷史學的主要任務。這種對“起源”的偏愛，布洛赫戲稱之為“史學家部落的偶像崇拜”，指出它其實是真正的歷史研究的死敵。歷史學應該研究的并非耶穌是否被處死而后又復活了，而是從古至今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受難”和“復活”。我們也根本不必為上古神話中的人物有無存在的可能性爭論得死去活來，因為這些神話產生的原因更值得我們去探討。乾嘉學派的工作為后人提供了許多細致入微的答案，卻只能充當真正的史學研究的案引和參考。還有一些所謂的“史學家”，企圖以簡單的修辭手段闡釋人類歷史過程中無法預測的偶然性作用。偶然性的計算是以虛構為基礎的，憑借已經發(fā)生而且無可置疑的事件去猜測它是否可能發(fā)生，無非是玄學游戲。庫爾曼說：“所謂不可能的事，無非是指該事發(fā)生的概率極低�！碑斎淮_定性也不是絕對的，但這種計量統計的方法只能用于沒有受到人為因素影響而且尚未確定的事件。對這些以猜測為能事的“史學家”，布洛赫不無幽默地諷刺道：“《君士坦丁的贈予》并非絕對不可能是真品，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也可能是偽造的。從同等意義上來說，猴子也并非絕對?不可能?在打字機上碰巧打出《君士坦丁的贈予》或《日耳曼尼亞志》來。”這些無用的“考據”不是真正的歷史，充其量不過是一些人的狹隘的判斷癖罷了。

歷史長河奔騰而過，一去不返。對待歷史，我們應該持什么態(tài)度？評判，還是理解？！長期以來，史學家就象閻王手下的判官，對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貶�！敖裰畬W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弈喻》）這種態(tài)度可以滿足人們內心的某種欲望，帕斯卡就曾說過：“我們都愿意象上帝那樣，判定此為善彼為惡�！钡�是這種評判要受很多因素的干擾。我們知道，價值判斷只有在作為行為的準備并與公認的自覺的道德規(guī)范有所聯系之時，才有存在的理由。各個時代、各個地區(qū)的道德規(guī)范不同，評判的標準自然不盡相同。史料上有意無意的偽造也給評判帶來不少麻煩，縱觀整個人類史學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作偽史和反偽史。中國春秋時期，孔子這個“天生圣人”就打著“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招牌作偽，后代徒孫有恃無恐，爭相效仿。歐洲從中世紀以來，偽造更是層出不窮，“每個謊言的背后都可以引出一串謊言”，尤其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前浪漫主義和浪漫主義盛行的時期，布洛赫稱之為全歐洲都在奏響一支“謊言交響曲”。無意的偽造更是防不勝防，因為每個人的觀念和水平都不一樣，人的思想受世俗成見及個人水平的束縛，視線就會模糊，證詞也會失真，“他所說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他那個時代想當然的東西”，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史學家自身頑固的偏愛也是正確評判的一大障礙……種種因素使歷史學天然地蒙上一層反復無常地外表：空洞的責難，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史學家一直帶著天使的面具，站在歷史的評判席上，而他的評判極易受集體意向和反復無常的個人愛好的影響，也就沒有什么比它更容易變化了。難怪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見，我們的評判是不準確的。要窺見前人的思想，我們自己的思想就得讓位，好去體驗人類千變萬化的差異和人們之間不斷進行的交往。莫泊桑在《論小說》一文中寫道：“批評家只應該根據所作努力的性質來評論這種努力的結果，他沒有權利過問藝術傾向�！睔v史學家又何嘗不應該這樣呢？錢大昕所說的“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正是這種“理解”的思想。

不以今之標準和個人愛憎評論歷史，是歷史研究最基本的條件，只有懷著理解的態(tài)度，才能更好地認識歷史；只有更好地認識了歷史，認清了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才能更好地面對現實。面對現實，認識現實，正是歷史研究的目的�！皩�歷史無知不僅使當代科學產生混亂，而且導致當前行為的困惑�！笔聦嵰岩辉僮C實了布洛赫的論斷，證明了歷史學無與倫比的價值和歷史無用論的破產。

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人類必將更重視自己的歷史，從而去構筑我們輝煌的未來！

歷史學家的技藝篇三：歷史學家的修養(yǎng)與技藝讀書報告

《歷史學家的修養(yǎng)與技藝》讀書報告

《歷史學家的修養(yǎng)與技藝》是李劍鳴教授寫著的一本關于史學理論的著述，本書于2007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是一部四十余萬字的歷史研究方法類專著，類似的著述有國內嚴耕望先生的《治史三書》，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和英國學者愛德華·霍列特·卡爾的著作《歷史是什么》等。《歷史學家的修養(yǎng)與技藝》一書大量考察了國內外史學家對歷史的理解和論述，書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到嚴耕望先生的治史思想，也能追尋到馬克·布洛赫等前輩思想的印記。但內容上較更加廣泛，也更加本土化，對國內世界史學習和研究入門起到了很好地指導。相對于《歷史學家的技藝》那么薄薄的一本，該書在體積上算是有了劇增。雖然長達40余萬字，但是整書結構明了，章節(jié)邏輯嚴密，論述條理清晰，不冗不雜，讀起來容易上手，毫不乏味。早在本科入學時，老師為啟發(fā)我們對歷史和歷史學的看法，就向我們推薦過這幾本書。而今再讀李劍鳴老師這本時，又有了更深的體會。

全書分12章，從歷史學的源流發(fā)展到特征、性質，從歷史學家的素養(yǎng)到治史的方法，從史料的選擇和解讀到最后的史學寫作規(guī)范，作者都有詳盡的論述。而我們重點閱讀的是第七、八兩章。

第七章——史料與史學，作者首先對“史料”做了定義，并梳理了古今中外各家對史料的定義和看法，并向史家提出必須具備“泛史料意識”的要求。隨后，引用傅斯年、榮孟源等人的觀點，對史料類型做了劃分，進而對不同類型的史料的價值高低做了大體判斷。隨著文明的發(fā)展，史料日益擴充，對于歷史學家而言，這不僅意味著擁有了更多材料可以做出更多成果，同時也對辨別史料價值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除此作者在肯定史料在史學的基礎作用后，對史料的解讀——文本考辨和意義闡釋以及史料的運用也做了全面的敘述。

第八章內容主要圍繞歷史解釋的構建，從“解釋”的含義出發(fā)，指出歷史解釋就是讓過去的人和事變成可以理解的知識的過程。歷史解釋離不開材料的考辨，那么歷史解釋在歷史研究中有什么樣的地位？作者在司馬遷、嚴耕望等人觀點的基礎上，說明了建構歷史解釋是史學的核心任務。而在如何解釋，即解釋的模式一節(jié)中，作者認為解釋雖有各家的模式和理論，但都與實際操作有出入，更何況

那些固定的理論上的解釋模式也各有偏頗。所以，不必固守某種理論模式。解釋的前提是理解、理解先于評價也難于評價。對歷史的理解，作者推崇陳寅恪等人“同情”（西方學者的“心通意會”）的方法。即便是避免“后見之明”這一錯誤之后，心通意會也很難讓歷史學家完全還原歷史情境進而客觀地理解，但能夠通過各家多樣化的理解而不斷接近原意。構建歷史解釋不能也不可能局限在單一的歷史事件或人物上，而要在時間和空間關系上進行廣泛的關聯。

就這兩章而言，作者對史料的地位一節(jié)的論述邏輯嚴密、觀點清晰，層層分析，十分精彩。史料和史學的關系歷來有爭論，但不可否認，“史料是史學的基礎”，“沒有史料，就無從談及歷史”。作者一方面引據修昔底德、吉本等人的觀點，強調史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駁了后現代主義史學者極端地割裂史料是史實的關系的觀點。但也客觀肯定了后現代主義對考證史料的啟發(fā)作用。史料是史學的基礎，史料的發(fā)展一方面促進歷史研究的進步，另一方面，史料對史學也起到了制約作用。而這一原因就在于歷史是更重敘事，而稍輕議論的學科。一份材料說一分話，歷史研究中的每一個結論和判斷，都必須有據（史料）可考。過分重視議論的治史方法是不科學的，但相反的，對史料的過分重視又容易把歷史學引入另一個極端——為史料而史料。正因如此，盡可能多地占有史料，歷來是史學家們的愿望。

“論從史出”的觀點不是片面地意味著史料只是在歷史研究中起到證據作用，割裂史料和論點的關系，往往會帶來先定結論再來證明的錯誤研究范式。事實上，史料和觀點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始終是在活躍地互動。隨著史料的擴充，觀點也應該不斷地修訂。但是這也不意味著研究前的一切假說或主張都是錯的，作者提到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史學研究領域也并不少見，關鍵在于假設只能是出發(fā)點而不是研究的結論，求證若不成，假設也就不成立。萬萬不能一味牽強論證。

讀完該書，不僅在對史學認識和學習歷史的方法上，我得到了深刻的啟發(fā)，同時我也深深感到學習世界史的壓力。僅七八兩章，作者就兩處論述了在中國研究世界的困難。其一、在史料的占有程度上，國內外國史研究相對于國外是匱乏的。雖然現今網絡科技發(fā)達對改善史料貧乏的狀況有改善，但在史料的占有程度和解讀能力上的劣勢仍然存在，這無疑對外國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

在歷史的解釋和理解上，研究外國史不僅要面對時空的制約，還要突破文化的隔閡，沒有“跨文化的同情”，很難向理解前進。當然，有壓力才有動力，正因外國史研究困難重重，才更需要逆流而上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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