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車事故:時間已到,請給民眾一個說法_溫州動車事故

　　11月21日是溫州7?23動車事故發(fā)生120天，也是國務院《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規(guī)定的公布事故調查結果的基本時限。有媒體據此采訪了國務院事故調查組專家組副組長王夢恕，報道了事故調查進展。報道沿引王夢恕的話稱“經過調查和實驗，動車信號技術和設備可以說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人員和管理的問題”。
　　
　　王夢恕的上述說法，明顯與8月22日國家安監(jiān)總局發(fā)言人黃毅“這起車事故既暴露出信號系統(tǒng)設計的缺陷，導致雷擊后的故障問題，同時也反映出故障發(fā)生之后，應急處理不力以及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的“定調”有所差異。
　　
　　事故原因關系到事故責任，是事故調查的最主要的目標，也是達成避免鐵路事故、列車安全運行終極目的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容不得絲毫的輕佻和草率。報道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可見事關重大，也折射出全社會對事故調查結果的關切和期待。事情云譎波詭。而更令人頓感吃驚和疑惑的是，11月21日報道出街當晚，王夢恕出人意料地通過安監(jiān)總局網站和CCTV發(fā)表了對媒體報道的回應。在國家安監(jiān)總局網站，他表示自己因工作繁忙并未全程參加事故調查，對事故調查的全面情況尤其是最終結論及事故調查報告是否上報的情況并不掌握，“我與記者的電話談話并未經調查組及專家組授權，有關內容只代表我個人看法，并不代表專家組及事故調查組的意見�！彼�還說，看到媒體的報道和網上相關消息后，感到吃驚和不安，“因所報道內容與我個人看法不一致，也不屬實�！蓖ㄟ^CCTV播報的同一回應中，還多出一句“他本人對此深表遺憾”。
　　
　　王夢恕身為院士、教授、專家、事故調查組專家組副組長，在必須慎之又慎的事故調查問題上，言行竟然如此輕率粗疏，招致出爾反爾之譏，引得輿論大嘩勢所必然。然而僅有譏嘲顯然不夠，事情何以至此，以至于王夢恕在采訪通常有錄音為證的情況下，非但矢口否認，竟然還要反噬報道內容不實？聯(lián)系到此前安監(jiān)總局曾因對事故調查進展的有關報道不滿，聲稱要追究媒體責任的說法，以及這次也有安監(jiān)總局官員“媒體斷章取義”斷言。王夢恕的反訴顯然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威脅著刊載該報道的媒體的公信力，以及采寫該報道記者的職業(yè)操守甚至飯碗。
　　
　　蹊蹺的是，王夢恕甚至沒有盡起碼的本分，在回應中具體指出報道內容和他“個人看法不一致”之處，同時提供“屬實”的內容，澄清報道的“不屬實”，消除“媒體斷章取義”可能導致的不良影響。王夢恕理當明白，缺乏理據的指控，不僅有食言而肥嫌疑，難以服人，而且可能誣記者于險境，陷自己于不義。
　　
　　同時，王夢恕的這一回應，還讓人不禁要質疑他是否嚴肅認真地對待了事故調查工作，是否勝任事故調查組專家組副組長這一職位，是否盡職盡責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終極之問當然是他是否影響了調查質量。王夢恕“因工作繁忙而未全程參加事故調查”或許可以原諒，但他對事故調查的全面情況和關鍵環(huán)節(jié)“并不掌握”，也“未獲授權”，卻不止一次地對媒體侃侃而談，公眾是不是應該得到一個更滿意解釋？
　　
　　回顧王夢恕過往就事故調查進展接受媒體采訪的報道內容，與本次媒體報道引述他的話并無矛盾之處，都一致強調事故原因是“管理問題，責任不清導致事故出現(xiàn)，不是技術問題”。也一直給人以他深諳內情和了解全局的印象。如此一來，他的這一回應就顯得格外突兀，莫衷一是，就讓人不禁想問，其中是否另有奧妙？
　　
　　事實上，雖然9月21日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發(fā)布的事故調查進展情況通報稱“事故調查報告的形成仍需要一段時間”。但是，早在8月22日，安監(jiān)總局發(fā)言人黃毅就已經表示，“目前已經掌握了對這起事故進行原因分析、責任認定的大量的、有價值的證據和信息�！薄按篌w上計劃到9月份，事故調查組要正式向國務院提交事故調查處理的報告。”
　　
　　溫州7?23動車事故，特別是事故處理和善后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在公眾心中都留下了隆重的陰影，郁結著失望、憤怒和焦慮，亟待及時、公正、詳實的事故調查結果予以紓緩和化解。公眾對這樣一起公共事件，理當擁有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jiān)督權。公眾迫切盼知調查結果，以告慰死難者在天之靈，平復自己的不安之心，卻也體諒動車事故調查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對調查結果隨關切催促，但并未硬要強索。而媒體體察民意，尊重相關法規(guī)，依據國務院條例，踩準相關時間，采集信息公之于眾，可謂盡責盡職，更是無可厚非。現(xiàn)在，本以為馬上水落石出的調查結論，卻以調查組專家組副組長的“個人意見”和報道內容“不屬實”收場，院士專家顏面掃地，公眾得到的自然也只能是一個讓人深感失望和遺憾的結果。
　　
　　[輿論頭條]我們需要怎樣的意見表達？
　　
　　宋石男
　　
　　近日，兩起關于意見表達的事件引發(fā)廣泛關注。
　　
　　首先，網傳一些“愛國群眾”在報亭購買南方某報，公開焚毀，同時打出橫幅表達訴求。
　　
　　與這些“愛國群眾”咄咄逼人的火光相比，廣東某地村民的意見表達更加溫和。數(shù)千人上街游行，事先向政府申請許可（有無通過未知），游行中，村民還成立了“維安隊”以維持秩序。游行全程平和克制，民眾訴求清晰明確。
　　
　　我個人更贊賞烏坎村民的意見表達方式，對山西愛國群眾則充滿警惕―盡管我認為他們有焚燒報紙的權利，但有權利這么做，不代表這么做就是妥當?shù)摹⒚髦堑�，因為焚燒報紙，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單方面判決對手意見死刑，這與自由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格格不入。
　　
　　意見表達是社會最重要的調節(jié)器和穩(wěn)定器之一，如果沒有意見表達，社會將如墳墓般寂靜，如果意見表達趨于極端、狂熱和失控，社會將如活火山般可怖。只有充分且有效的民意表達，才能保證整個社會擁有“獲救之舌”；只有表達者與傾聽者充分交流溝通，才能保證各階層在紛擾變化乃至震蕩搖晃中達成黃金樣珍貴的價值共識與利益平衡。
　　
　　粗略劃分，意見表達大概有三種：個人意見表達、群體意見表達、社會運動的意見表達。而無論哪種表達，要做到充分有效，大約需要包含如下五種要素。
　　
　　一是理性。我們應該用思想而非暴力來加強意見表達，用對話而非對抗來完成意見表達。理性并非僅指意見表達的方式是溫和、非暴力的，理性是指意見表達的內核，有鐵一樣的事實證據和足以自洽的觀點邏輯。語無倫次的意見表達只是小孩撒嬌，歇斯底里的意見表達只是大媽吵架，誹謗中傷的意見表達只是流氓鬧事，都不是充分且有效的意見表達。
　　
　　理性的意見表達，建立在充分的信息之上，進而提出清晰明確的訴求：我們要什么？我們憑什么要它？我們如何才能得到它？如果不能得到，我們又會如何應對？或者是：我們反對什么？我們?yōu)槭裁捶磳�？我們希望得到怎樣的結果？如果反對無效，我們又會如何應對？
　　
　　理性的意見表達是建設性的，即使它表現(xiàn)的形式有破壞性，但最終一定指向新的地平線，而非僅僅是泄憤的破壞。建設性的意見表達必然要求對話而非對抗，以論證和溝通來代替暴力和專政。因此，國家、社會、個人必須攜手建立一種對話機制。表達意見的人們，可以公開地展現(xiàn)查爾斯?蒂利提出的WUNC（價值、統(tǒng)一、數(shù)量和承諾），迫使當政者配合，使其正視國家缺乏信任度和失意者充滿暴力傾向的社會及政治原因，然后坐下來跟意見表達者們談談。
　　
　　二是堅定。堅定的意見表達是持續(xù)的、可落地的。意見表達如不能持續(xù)，定將軟弱無力。瞬間即逝的圍觀無法導向健康社會。永遠停留在言說層面而從不嘗試落地，同樣是蒼白的。堅定，還來自于對權威的不卑不亢。民主之所以未能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很大一個原因是人們在數(shù)百年來，未能轉變對權威的忠誠觀念。面對權威，溫和的意見表達者需要更大的勇氣，過于激進的分子則必須變得更加聰明。
　　
　　三是拓展性。所有的表達空間都是自己爭取的，而不是別人給的。被賜予自由的人只是奴隸。但我們也要知道，在所有平臺中，沒有平臺是最壞的平臺。所以，我們必須努力爭取表達空間，但決不赤膊上陣。
　　
　　拓展性還意味著，意見表達的路徑是多選而非單選題。如果可以健康投票，那我們就用投票來表達，如果不能健康投票，那我們就就像復旦大學的學生做的那樣，投給“蒼井空”。
　　
　　四是想象力。我們不投擲石頭，但可以投擲玫瑰。我們甚至可以用燃放煙花來表示反對，而不是只會豎起中指。想象力對應的是創(chuàng)造力，是幽默感。意見表達可以是有趣的，而不該僅僅是憤怒的。有趣一定可以抵抗無趣。
　　
　　還有，表達要注意美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美能拯救世界。意見表達如是美的，那就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富含美學的意見表達，是情感的高度凝聚，是高尚情懷的自然流露。有時你不能依靠講大道理說服對手，卻可以用喚起審美的方式來說服。
　　
　　寫到這里可以小結了，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意見表達？理性、堅定，可拓展、有想象力而且美的意見表達，就是我們需要的。
　　
　　作者系專欄作家
　　
　　潘采夫：對話精神為何可貴
　　
　　潘采夫
　　
　　前天晚上入睡前看圍脖，看到大家熱轉劉德華的一條視頻，原來他在成都開演唱會時，維持秩序的保安毆打前排亢奮的歌迷，劉德華跳下舞臺怒斥保安，并保護歌迷離開現(xiàn)場。圍觀群眾一邊譴責保安野蠻“維穩(wěn)”，一邊稱贊劉德華的素質確實高。
　　
　　這讓我想起幾天前朋友講的一件事，不久前梁朝偉去復旦大學，在活動期間，梁朝偉的幾個年輕隨從打聽校門在哪里，被詢問者不知他們要做什么，后來才知道，他們是要跑到校門外抽根煙。因為在香港，大學校園里抽煙是被禁止的，這幾個年輕人文明有禮的行為，讓圍觀者又感動了一把。
　　
　　這兩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至深，感慨幾乎所有人都在感嘆世風日下的時候，香港同胞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義勇和文明。無獨有偶，剛剛又看到一則消息，“因為香港藝人梁朝偉來訪，35名武警班學員被團委叫去維持秩序，哲學系教授張慶熊發(fā)現(xiàn)沒人上課，他感慨負擔的世道變了，學風日下。”而媒體評論也把矛頭對準學生，批評學生“熱衷修煉表面功夫，忘記了做學生的根本�！庇捎谟虚_頭兩件事情作為背景，我對張教授的感慨以及媒體批評頗不以為然。
　　
　　按說梁朝偉去復旦大學，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復旦的大學生是見過世面的，我相信他們完全能夠hold住，就像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遇到明星不靠譜發(fā)言，也是噓他沒商量。但校方不這樣想，團委、學生會這樣的機構，往往會趁機展示自己的存在，把這事整得像元首來訪。35名武警班學生就是被學生會拉去的。所以，在這件小風波里面，最應該受到指責的應該是校方，風聲鶴唳，大動干戈，連未來的“武警”都用上了，分明是不相信自己大學生的文明素質。第二，他們也許是忘記了，也許是根本沒在乎張慶熊教授的感受，認為明星來訪要比教授上課重要。
　　
　　這道是非題就是這么簡單。張慶熊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他最感到憤怒的，是“團委的相關領導分不清楚教學科研是第一位，還是娛樂追星是第一位”。在文中，張慶熊還感慨“復旦的世道變了”。這個態(tài)度是適當?shù)�。但他還說，他憤怒的原因，并不是“學校團委沒有經過教務處同意，沒有經過哲學學院的同意，就通過武警班的隊長讓這些學員不來上課而做與娛樂相關的事情”。我認為，他不憤怒的，才恰恰是他最應該憤怒的，對學校行政權力侵犯教學的行為不去重點指責，而去轉頭探究教學重要還是娛樂追星重要，并指責學生的學風日下，這顯然有點批錯了對象。
　　
　　拋開具體的對錯評判，在這件事情中，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一些值得探究的現(xiàn)象。首先，現(xiàn)在大學行政機構的權力太大了，一個團委和學生會，就可以隨意調動整個班的學生去當“保安”，而忘記了教授的存在，當然也許是無意，但這種超越學生和教師之上的氣概，正反映出了當下內地大學的“特殊校情”，這件小事的背后，是大學衙門化、行政化的大陰影。其次，上課權是大學生的“天賦人權”，但一道指令下來，全班學生乖乖就范，俯首于行政命令，自己的人權被侵犯而不自知，或知道而不反抗，這顯示了大學生雖然飽讀課本，但仍然沒有學會做一個公民。
　　
　　好在復旦大學學生會態(tài)度還算誠懇，向張教授道歉，那個班的武警生，也很快趕回班里向老師道歉，這場風波就過去了。但這件事情的爭執(zhí)，讓我想起了兩件類似的事情。
　　
　　今年8月，有領導人訪問香港大學，學校里拉起了百米警戒線，有港大學生過了“禁區(qū)線”而被安全保衛(wèi)人員控制，另外對學生的其他權利也有侵犯行為。這引起學生們的極大憤怒，港大千名學生發(fā)起聯(lián)署，要求警務處長下臺，敦促港大校方公開道歉，在校學生也發(fā)起抗議行動。結果，港大校長自費在報紙上刊登道歉聲明，向學生們一再道歉，并保證保障學生的各項權利，才算勉強過關。
　　
　　今年5月，我去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小住，發(fā)現(xiàn)那里的學生正舉著牌子抗議，原來，查爾斯王子的妹妹安妮公主，履新成了新一任愛丁堡大學校長，學生們認為不應該將校長位置私相授受，遂舉行抗議活動，表達他們的意見。雖然并沒有改變現(xiàn)狀，但至少學生們形使了他們表達立場的權利。
　　
　　這兩件事情，都是學生們感受到權利被侵犯，而行動起來表達觀點，理性地捍衛(wèi)自己的權利，而校方也與學生平等對話，尊重學生的表達自由，這種具有公民精神的互動理念，以及和平理性地解決問題的方式，值得內地的大學生們借鑒。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回音
　　
　　陳及
　　
　　北京工商大學產業(yè)經濟研究所所長
　　
　　→回應：
　　
　　《CPI、PPI漲幅雙降通脹拐點確認？》
　　
　　中國經濟宏觀調控上面有個問題，即要么就過松，要么就過緊，2008年極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導致物價飛漲，緊接著又開始猛烈收縮，存款準備金率調高到世界上從未有過的高水平，現(xiàn)在來看有些緊縮過度了，因為小微企業(yè)的貸款極度緊張。所以，做某種程度的修復是必要的，但是要進行結構性的修復，在一個基本面上把貨幣的供求按穩(wěn)定物價的標準進行修復，不能一意孤行，要根據經濟數(shù)據所反映的緊縮過度的問題做一個補償和改善。
　　
　　汪彥玲
　　
　　時事評論員
　　
　　→回應：
　　
　　《聯(lián)防隊取舍兩難困境》
　　
　　其實，早在2004年的時候，媒體已經曝出，公安部向全國公安機關發(fā)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對聘用的治安員隊伍進行專項清理，從9月3日起，各級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從社會上招聘治安員。并且將有一個3年的過渡期，亦即2008年初，聯(lián)防隊將會退出歷史的舞臺。可是，數(shù)年之后，情況絲毫未改變，問題卻沒有人再提及，社會似乎也忘記了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李玉峰
　　
　　廣東紫金白溪省級自然保護區(qū)管理處職員
　　
　　→回應：
　　
　　《打工子弟學校的蒼涼現(xiàn)實》
　　
　　由于出自農村，知道求學的不易，因此，對于農民工子弟上學難情同此心，痛心卻又無奈。堅持這崇高理想的那些人，反倒落魄為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
　　
　　這不能不說是教育之殤，不能不說是每個國民心中隱秘的痛。內心深處，我不希望我的祖國有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存在；然而，面對現(xiàn)實，我向那些教育界的堂?吉訶德們致敬！有這些人的執(zhí)著，中國以后，或許就真的不需要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存在了。
　　
　　成云
　　
　　廣東博士俱樂部員工
　　
　　→回應：
　　
　　《深層次改革已刻不容緩》
　　
　　政府的本分應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員，而不是參與競爭的運動員，行政審批制度可以說是既無效率、又無公平，對其改革迫在眉睫。此番領導人關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的講話，的確是釋放了好的信號，但是希望不要又是雷聲大、雨點小。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容不得繼續(xù)折騰。
　　
　　李活妙
　　
　　華南農業(yè)大學大三學生
　　
　　→回應：
　　
　　《三周年特刊：世界中國我們》
　　
　　不知不覺，《時代周報》已經三周歲了。當我拿到報紙時，有點小驚訝，報紙的顏色居然變了。除卻依然極具思想深度的新聞報道，這期我最喜歡的就是特刊的最后一版。羌族人民一家三口幸福的合照給我以巨大的震撼，特別是細看文章后得知他們就是貴報創(chuàng)刊號封面主圖的主人翁。三年前還在哀痛之中的汶川地震災民，三年后已經組建了新家庭，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人民是堅強的，互助的力量是強大的，最可貴的還是他們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對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我覺得《時代周報》也是這樣的一份報紙，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始終堅持自己的終極職責與理想：做轉型時代的忠誠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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