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郁夫于敦煌_平山郁夫:最愛敦煌的日本人

　　 “作為畫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則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國的敦煌,為我準備了非同尋常的人生畫廊�！� 　　2009年12月2日,79歲的日本畫家平山郁夫先生因腦梗塞在東京去世。消息傳至中國,許多熟悉平山先生的人都深感悲慟。尤其是在戈壁大漠之中的敦煌,人們更是沉浸在悲傷之中。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平山先生從敦煌的癡迷者到敦煌的保護者,寫就了一段傳奇。有人說,世界上最愛敦煌的人,除了張大千、于右任、常書鴻,還有一位日本人,他就是平山郁夫。
　　
　　敦煌的啟迪
　　
　　眾所周知,平山先生的成名作是《佛教傳來》。1959年,深受核輻射后遺癥之苦、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又一時找不到突破而苦惱的平山郁夫,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說,1964年將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18屆奧運會,其圣火在從希臘雅典傳遞到東京的途中,如果能經(jīng)過天山以南的絲綢之路就好了。
　　讀到這篇文章的平山郁夫忽然靈感閃現(xiàn)。他想到,絲綢之路正是中國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為拯救眾生而西行印度的求法之路。被玄奘求法精神所感動的平山,創(chuàng)作出了《佛教傳來》,這幅畫當時引起了日本美術(shù)界的關(guān)注,也因此成為平山郁夫藝術(shù)道路的一個標志。平山郁夫由此一舉成名,他改變了日本畫以花鳥風月為題材的傳統(tǒng),代之以厚重的歷史感,開創(chuàng)了日本畫一代畫風。
　　實際上,促成平山郁夫這次藝術(shù)飛躍的另一個重要事件出現(xiàn)在此前的一年多之前。1958年,“中國敦煌藝術(shù)展覽會”在日本東京開展,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及其弟子所臨摹的三百幅敦煌壁畫吸引了無數(shù)的日本觀眾,而平山郁夫就在其中。氣勢磅礴、充滿生命的敦煌藝術(shù),讓平山深受震撼。雖然這次展覽沒有立刻改變當時仍以風景畫為主的平山的畫風,但當他一年多之后創(chuàng)作出《佛教傳來》的時候,我們從這幅畫作上可以明顯感受到濃厚的敦煌壁畫風格。
　　成名之后,平山郁夫舉辦過多次個人畫展,而他的繪畫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敦煌與絲綢之路。環(huán)繞在莫高窟周邊的漫漫沙漠、穿行于吐魯番戈壁中的悠悠駝隊,被平山郁夫用金色和藍色渲染得壯麗而神秘,淡泊而悠遠。
　　平山郁夫在對自己的藝術(shù)生涯進行總結(jié)時說道:“作為畫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則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國的敦煌,為我準備了非同尋常的人生畫廊�！�
　　成名后的平山郁夫一直想到敦煌去親眼看看,但當時中日尚未恢復(fù)邦交,歷史條件使得他未能成行。直至20年后,平山才終于如愿以償。
　　1979年,平山在第一次訪問敦煌時,敦煌縣城所有的招待所都被洪水沖毀了,接待單位因此拒絕了他的訪問要求。平山只好向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求助。常書鴻在與外事部門協(xié)商之后,特別安排將辦公室改成接待室,迎接平山的到來。
　　平山郁夫后來回憶自己這次敦煌之行時說:自從在東京邂逅“敦煌壁畫摹寫展”,20年過后能如愿以償走近敦煌,別提多興奮。從北京坐火車到蘭州,又從蘭州經(jīng)酒泉、嘉峪關(guān),到敦煌用了五天時間。在沙漠上沿著祁連山,向敦煌日夜馳行。到莫高窟時常書鴻先生不在,我馬上開始寫生,捕捉莫高窟那令人激動的氛圍,……在敦煌待了三天,常書鴻先生親自帶著我參觀洞窟,歷代洞窟的壁畫和彩塑令我目不暇接,如此壯觀的瑰寶使我非常驚訝。傍晚我又獨自在九層樓旁畫外景,聽見敲鐘才下來吃飯。
　　宏偉古老的敦煌藝術(shù)讓平山郁夫深感震撼,他覺得自己在這里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源泉,也找到了自己激情的源泉,他感嘆道:“我真沒有想到莫高窟壁畫如此精美。……毫無疑問,世界性名作都齊集于敦煌。”
　　在平山郁夫的一生中,他又多次重返敦煌。他甚至把敦煌藝術(shù)定為東京藝術(shù)大學美術(shù)學部的必修課,要求學生必須到敦煌去親眼看一看日本文化的原典。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山郁夫在敦煌莫高窟盛唐220窟的發(fā)現(xiàn)。當他在220窟中看到一幅題記為“貞觀十六年”的壁畫時,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幅壁畫竟然與他1976年在日本法隆寺金堂中所臨摹的6號壁畫極其相似�！皟商幈诋嫷挠^音像從畫風到肌膚的顏色、線條、衣紋、纓珞的顏色完全一樣�！逼缴皆隗@愕之余判斷,兩幅畫應(yīng)該是由同一幅底稿畫出,極有可能是在長安畫坊制作的原畫,一幅被唐朝畫師帶到了長安以西2000公里的敦煌,另一幅則通過日本的遣唐使被帶到了長安以東2000公里的奈良。
　　
　　對敦煌的保護
　　
　　第一次訪問敦煌的短短幾天中,平山郁夫不僅創(chuàng)作出了一百多幅寫生作品,更產(chǎn)生出了保護敦煌的想法。這既是出于對敦煌的熱愛,更是出于對常書鴻先生的敬佩。
　　常書鴻先生被尊為敦煌的保護神,他在荒蕪的沙漠里呆了40余年,為保護敦煌耗盡了畢生的心血。在1958年東京的敦煌藝術(shù)展覽會上,平山郁夫得以結(jié)識常書鴻。兩位藝術(shù)家因敦煌而結(jié)緣,后來又共同承擔起保護敦煌的歷史使命。1979年平山郁夫訪問敦煌時,常書鴻談起了敦煌的保護問題,平山答應(yīng)提供幫助。
　　回到日本后,平山郁夫開始為敦煌的保護工作而奔走。他首先組織了東京藝術(shù)大學敦煌學術(shù)調(diào)查團,三次前往敦煌進行調(diào)查,提出合作保護項目。項目需要得到兩國政府的批準,平山郁夫就向中國方面了解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努力解決各種困難。當從日本駐華大使那里得知,中國文物法第一條就規(guī)定重點文物由中國人自己來保護的時候,意志堅定的平山回答說:法律條文可以根據(jù)需要修改。在平山看來,敦煌的文物是中國的瑰寶,同時也是東亞的、世界的文化遺產(chǎn),所以人人都有保護責任。他曾經(jīng)利用一次午餐會的機會,直接向坐在他旁邊的中國外長錢其琛申述:中國保護文物的法律我知道,但為了保護作為全人類財產(chǎn)的敦煌文物,能否網(wǎng)開一面。錢其琛外長馬上答應(yīng),找文物局長等相關(guān)人員來協(xié)調(diào)此事。
　　1988年,在平山的倡導(dǎo)下,“文化遺產(chǎn)保護振興財團”(現(xiàn)“文化遺產(chǎn)保護•藝術(shù)研究資助財團”)在東京成立,準備籌集資金用于敦煌的保護。
　　同年,時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采納了平山的建議,在訪問北京之后,專程前往敦煌莫高窟參觀。親身感受到敦煌藝術(shù)魅力的竹下登首相決定,由日本政府無償援助,在莫高窟建設(shè)“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陳列中心”。當時,日本首相在這類項目上能動用的金額是100萬美元,而平山郁夫一人就捐贈了200萬美元,在他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最終援助了1000萬美元。這座象征著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流的建筑在每一個細節(jié)上都凝結(jié)著平山先生的心血。中心于1994年正式竣工開放,為敦煌石窟文物的保護研究工作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平山郁夫還頗有遠見地意識到人才對于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他就開始為敦煌研究院培養(yǎng)保護研究人才。敦煌研究院的第一個文物保護博士李最雄,便出自東京藝術(shù)大學。
　　1988年,平山郁夫成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親善大使,承擔起了更多的搶救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工作。20多年來,他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地的歷史文物保護,提出了“文物紅十字”構(gòu)想。而對敦煌石窟的保護,則始終是讓平山郁夫投入最多時間和精力的一項事業(yè)。
　　1989年,平山先生通過舉辦個人畫展的方式籌集到兩億日元,并全部捐贈給敦煌研究院,用于進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敦煌研究院為此成立了“平山郁夫?qū)W術(shù)基金”。90年代中期,又在此基礎(chǔ)上成立了“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如今,這個基金會仍然在為保護和研究敦煌石窟不斷地做著貢獻。
　　1990年,平山先生又捐贈100萬美元,設(shè)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基金”,資助敦煌學研究。
　　在大英博物館,平山先生捐助設(shè)立了“平山郁夫敦煌文物修復(fù)室”。 在平山先生的推動下,美國、法國及其他較大的國立博物館也都設(shè)立了專門的敦煌文物修復(fù)室等項目。
　　平山先生多年對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的貢獻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感激。敦煌研究院授予他該院名譽研究員的榮譽,并于1994年8月 “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陳列中心”開放的同時,在莫高窟前為平山先生建起了一座紀念幢。2000年8月,為表彰平山先生對敦煌石窟保護研究的巨大貢獻,中國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政府向他頒發(fā)了“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2002年,中國政府向平山先生頒發(fā)了“文化交流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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