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來福士廣場_“廣場”的聯想

　　“你們中國自古沒有古希臘那樣的小廣場,很可惜,到現在也沒有……” 　　 　　Place誘發(fā)的滑稽感 　　 　　旅居巴黎多年,對法語中的一個空間名詞――“廣場”(Place),覺得有點蹊蹺。法國人不僅把闊大的八公頃面積的協(xié)和廣場叫Place,還把只有幾十平方米的彈丸之地也叫Place,滑稽!
　　有一次我與法國漢學家朋友索菲相聚,向她請教,她說:“Place,沒有廣袤的意思,也沒有窄小的含義,是你們翻譯有問題。歐洲人把周圍由建筑圍出來的城市中的空曠場地都稱之為Place。你們中國在皇帝統(tǒng)治的幾千年中,城市里從來沒有建造過紀念性的大廣場,尤其沒有供市民一起談天說地的小廣場,因此漢語就沒有造出 ‘廣場’這個名詞來。不信你去查,你們過去的《康熙詞典》和當代出版的《辭海》根本就沒有‘廣場’這個條目�！�
　　
　　歐洲文明的“祖父”是邏輯學
　　
　　真正覺得“廣場”這個詞有著耐人尋味的豐盈感,那是我?guī)啄旰蟮搅讼ＥD之后。
　　我去希臘雅典參加一個文學會議,在雅典古跡衛(wèi)城偶遇了一位早就認識的希臘朋友。他叫保羅,是雅典一所大學的希臘史教授。我喊他時,他正熱情似火地給身邊一位女朋友講解神廟。保羅見到我把我的手都握疼了�？善婀�,當我伸手向保羅身邊的女朋友致意問好時,她居然“嚴重失禮”,拒絕和我握手!她“冷冷”地摘下墨鏡――哈,原來是巴黎的老朋友――漢學家索菲!啊,他倆原來是……
　　朋友邂逅,似水分子在微波爐中,立即會被熱振蕩出異常的熱情來。我毅然決然離開會議的觀光隊伍,跟著保羅、索菲他們去了。
　　這時正好快到用午餐的時間,保羅邀請我們去吃地道的希臘佳肴,以盡地主之誼。
　　保羅邊喝著希臘特產Retsina酒邊對我說,他昨天在課堂上被中國來的一位女留學生的提問問住了,很有點難堪,下不了臺,到現在也還沒有答案呢。
　　我很好奇:“還有什么問題能把保羅教授難住?快說來聽聽。”
　　保羅對我說:“貴國女學生根據我講課提到的一個數字――在建造帕特農神廟時期的天才輩出的古希臘盛世,雅典城邦人口是30萬人,除去沒有公民權的20萬奴隸、5萬不準參加創(chuàng)造活動的婦女以及沒有創(chuàng)造能力的男孩與老頭,真正有資格參與智能型創(chuàng)造的人至多只有3萬男士。中國女留學生講到這里大為驚嘆,她大聲發(fā)問:太不可思議了,在3萬多的小小人群中,怎么能在短時間內一下涌現出那么多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雕塑家、戲劇家、地理學家、自然科學家、歷史學家、醫(yī)學家?正是因為這些,史稱古希臘是歐洲文明之父�！�
　　索菲也興趣盎然:“有意思!這確實是世界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我發(fā)呆了一會兒,腦子里忽然閃過一道亮光,說:“哦,有了!我好像找到歐洲文明的‘祖父’了!我有個大膽的猜想:可能是因為你們古代希臘人首先發(fā)明了當時最先進的思維工具――邏輯學,所以才快速孵化出一批開創(chuàng)各個學科的學科之父,即‘歐洲文明之父’來。”
　　索菲好像聽出了些門道:“你詳細說說你的猜想。”
　　“眾所周知,思維方法的先進與否,決定著人類的智能。古希臘人首先發(fā)明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思維方法――邏輯學,那是人類由混沌思維進入具有嚴格學理性的‘學’的必要條件。有了它這個成‘學’之父,才可能迅速繁衍出一大群古希臘的各個學科和‘學科之父’。這么一推算,邏輯學豈不就成了歐洲文明的‘祖父’了?”
　　保羅對希臘史如數家珍,他心有靈犀一點通,說:“啊,有道理!不錯,邏輯是做學術的基礎工具,因此集邏輯學大成的亞里士多德才會把他的邏輯學著作叫《工具論》!”
　　 “不,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 索菲反駁,開始顯現她在漢學方面的功底:“邏輯學并不是古希臘人的發(fā)明專利,你們中國古代學者墨子,比亞里士多德年長約100歲左右,他就有了邏輯學方面的研究著作,可為什么古代中國沒有發(fā)端出古希臘那樣的各個學科呢?”
　　我畢竟是中國人,對自己家的事總還是要知道得精細些。我說:“索菲,你是過分抬舉墨子了。中國的墨子,以及后來的名辯學派中的惠施與公孫龍,還有再后來的荀子,他們確實接觸到了邏輯方面的問題。但很惋惜,只是東鱗西爪,沒有進入邏輯的系統(tǒng)研究,根本不成其為邏輯學。他們主要是在名(概念)與實(對應的事物)的關系上發(fā)表了各種看法。老實說,他們連概念的定義、概念的外延和內涵、概念的分類等都沒有鬧清楚,更談不上對判斷、推理、證明、反駁等邏輯問題的研究了�！�
　　“是嗎?”索菲半信半疑,但也沒有新的理由反駁我。
　　我繼續(xù)說:“假如有人對你說,索菲你那雙美麗動人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你會做何反應?”
　　索菲抿嘴一笑,問我:“你是想說中國古代‘白馬非馬’的著名邏輯命題吧?”
　　我說正是。然后轉向保羅:“剛才索菲說了,‘白馬非馬’是中國古代很有名的邏輯命題。有位叫公孫龍的說:‘白’是事物的顏色,‘馬’是一物的形體,兩者不同,因此白馬不是馬。這就等于說,索菲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這個命題,說明公孫龍已經發(fā)現‘白馬’和‘馬’這兩個概念要加以區(qū)分了,開始進入邏輯范疇的思考了;但是,很可惜,他沒有能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分清‘白馬’是外延較小的種概念,而‘馬’是其外延涵蓋了‘白馬’的類概念,因而‘白馬’是屬于‘馬’的一種。公孫龍卻把概念不同,說成兩者不是一回事,于是得出了‘白馬非馬’,得出了‘索菲的褐色眼睛不是眼睛’!”
　　大情圣保羅開懷大笑。
　　我轉向索菲:“索菲,你一定知道《莊子•天下》中記述的名辯學家惠施等天下辯士的21個邏輯命題�！�
　　索菲點頭。
　　“這些命題,說明名辨家們在探討演繹推理的問題了。其中第一個命題就是‘卵有毛’。我們來聽聽中國古代辯士們是如何進行邏輯推理的:既然雞蛋能孵出小雞來,而小雞是有毛的,所以,也可以說雞蛋就有毛。哈,中國辯士們居然推理出‘雞蛋有毛’的結論來了!由此可見,古代中國沒能發(fā)明出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來。”
　　索菲感嘆:“哦,太有意思了,我從你這里為我的一個多年的困惑找到了解釋。我在讀中國古代典籍時一直有個難以解釋的困惑,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通篇都是結論,為什么沒有任何邏輯證明?現在明白了,原來是你說的,因為中國古代學者沒有發(fā)明三段論�！�
　　我進一步發(fā)揮,侃侃而談。古希臘發(fā)明了邏輯學,才可能有歐幾里德幾何學。中國雖然也懂得了直角三角形三邊的所謂“勾股弦”的經驗性比例關系,但上升不到“兩直角邊平方之和等于斜邊的平方”的畢達哥拉斯定理。中國古代有經驗性的偉大的“四大發(fā)明”,但是很可惜,沒有能建立起西方那樣的自然科學的各個學科來。究其源頭性的原因,那就是中國沒有誕生歐洲文明的“祖父”――邏輯學。
　　保羅突然雀躍起來,說:“告訴二位,如果邏輯學是歐羅巴文明的祖父的話,那么,我現在宣布,我已經發(fā)現它的曾祖父了!”
　　啊?!
　　
　　曾祖父與精神助產士
　　
　　保羅高高聳起眉頭,問:“倘若那位中國女留學生接著追問: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為什么唯有古希臘人發(fā)明了邏輯學?你們二位又將怎樣回答呢?”
　　我和索菲無以為答,冷了場。
　　保羅起身,臉上綻開了狡黠的微笑,說:“想知道古希臘邏輯學的發(fā)生機制――歐洲文明的曾祖父是誰嗎?好,請跟我來!”
　　保羅把我們領到離雅典衛(wèi)城不遠的一個很不起眼的普通街區(qū),說:“據考證,這里就是古希臘的一個著名的廣場的所在地。用蘇格拉底的話說,這是偉大的精神助產士;用我的話說,它是歐洲文明,當然包括你們法國文明的‘曾祖父’!”
　　保羅帶著我們在這個街區(qū)遛達。他指點著遠處一棟五層樓的住宅樓說,那里是廣場的外圍,原是一座酒神神廟。他又指著近處的幾排房子說,那是廣場最為核心的建筑――圍著廣場的三面獨立柱廊的所在地。那時的柱廊是由多里克柱式或愛奧尼亞柱式的雙排柱子構成的,上面蓋有頂棚,以遮陽避雨。廣場有三邊或四邊式的平面布局,沒有柱廊圍著的那一邊是店鋪,賣些吃吃喝喝的東西。廣場中央有雕塑、祭壇、樹木、水池等景觀。面積有幾十到幾百平方米不等。這是歐洲廣場的母型,后來歐洲各城市的廣場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布局,只不過是將柱廊演變成了咖啡館罷了。保羅停了下來,指著他腳下的地方說,這里是當年蘇格拉底經常沉思發(fā)呆或拉著過往廣場的人提各種問題的地方。蘇格拉底非常喜歡拿困惑自己的問題去困惑別人,這是他一生做學問最特別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
　　保羅說:“我來鄭重解釋廣場上為什么會發(fā)明邏輯學。古希臘人憑借著廣場進行面對面的爭論,當爭論雙方出現莫衷一是或詭辯時,人們必然會從具體的爭論中跳出來,讓思維向形式化(邏輯化)方向提升,以求解決。這個提升過程就是邏輯學誕生的過程。剛才你們倆議論的中國古代‘雞蛋有毛’的命題,如果在古希臘廣場面對面地爭論,又正好遇到蘇格拉底,就會出現這樣的向邏輯化逼近的場景。蘇格拉底首先拿來雞蛋實證無毛,然后指出‘卵有毛’那般推理是違背邏輯的詭辯。那么怎樣推理才是正確的呢?蘇格拉底舉了一個例子:
　　凡是人都是要死的(大前提),
　　蘇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蘇格拉底必然會死的(結論)。
　　蘇格拉底接著說,毫無疑問,上面的三段論推理模式是正確的。那么,要套用上面正確的三段論推理,以得到‘卵有毛’的結論,其推理必須是這樣的:
　　凡是能孵出小雞的雞蛋都有毛(大前提),
　　這個雞蛋能孵小雞(小前提),
　　所以這個雞蛋有毛(結論)。
　　蘇格拉底馬上指出:‘凡是孵化出小雞的雞蛋都有毛’這個大前提不能成立,那么,推理出來的結論肯定是錯誤的。這就在邏輯層面上把‘卵有毛’的詭辯完全給駁倒了。由此可見,廣場式的面對面的辯論,會導向思維的形式化。這就是古希臘邏輯學的發(fā)生機制。如果說邏輯學是歐洲文明的‘祖父’的話,那么廣場的的確確就是‘曾祖父’�！�
　　“不,不對�！� 索菲否定,繼而轉向我問:“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不也是一樣在爭鳴論戰(zhàn)不休嗎?為什么沒有爭出個邏輯學來?”
　　我若有所悟,說: “不,不同。中國諸子百家都是各自在書齋里著書立說,或者是在各自游說各國君主時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同觀點者不在同一現場。即使是專門好辯論的‘名辯派’也是如此。在書面論戰(zhàn)中,可能會激發(fā)出一些邏輯問題,但是,由于沒有面對面的不斷逼問,因此沒有建立起古希臘的邏輯學。對吧?”
　　“對!說得好!”保羅高聲為我叫好。
　　索菲也有所悟:“是的,面對面很重要,只有面對面的爭論才可能催生形式邏輯。歐洲一直在傳承著古希臘小廣場的‘精神助產士’的神韻。在巴黎一個小廣場的‘雙叟咖啡館’里,爭論出了薩特的存在主義,發(fā)端出現代主義藝術的許多流派。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的一個小廣場的‘奧林匹亞咖啡館’,爭論出了愛因斯坦改寫物理史的相對論。因此,歐洲一直是全球的文化重鎮(zhèn)�！�
　　保羅看表,笑瞇瞇地對索菲說:“親愛的索菲,我們該出發(fā)去拜訪你激賞的拉斐爾了�！�
　　哦,他們今晚要一道飛去羅馬度假。
　　我在送他們上車時心里卻老在重復著索菲的一句話:“你們中國自古沒有古希臘那樣的小廣場,很可惜,到現在也沒有……”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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