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均勢政策 重建均衡：中國政策新走向

　　這幾年，中國最流行的政治抒情歌曲無疑是《走進新時代》。我們正在走進一個新時代，新千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歷２０余年滄桑之變，在新的時空背景下也開始面臨許多新問題、新頭緒。中國社會的進步正在遭遇新的矛盾和約束，無論是發(fā)展資源方面的，利益分配方面的，制度規(guī)則方面的，還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為了突破約束，必須尋找新的動力。
　　經過８０年代的逐步探索，９０年代的高歌猛進和治理整頓，中國經濟正在一個大的調整期里尋求新發(fā)展。借用一些經濟學家的判斷，中國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１９７８到１９９３年是“雙贏階段”，所有社會群體都從改革中得到了實惠，區(qū)別只在于實惠的多少不同；從１９９４年左右開始是“零和游戲階段”，即一部分社會群體的獲益和另一部分群體的受害，同時發(fā)生。其顯著表現(xiàn)是失業(yè)問題的惡化和日益增加的分配不公，農民和國企工人則是受害者的代表。
　　這樣的劃分也許太過絕對，因為很多現(xiàn)實的“果”和過去的“因”是連在一起的。但問題本身卻不容回避：在“改革與發(fā)展”的名義下，大量的社會不公正現(xiàn)象發(fā)生著，并已開始危害改革的民意基礎。從愈演愈烈的官員腐敗，到資本積累的不擇手段；從官商勾結的“權力經濟”，到國有資產的化公為私；從社會分配的巨大懸殊，到底層百姓的生計維艱……問題帶來相應的民怨，而民怨積累到一定地步，就會觸發(fā)社會的動蕩與危機。改革發(fā)展必須和社會公正原則相結合。這事關國家穩(wěn)定之大局，亦關乎改革自身之走向。重建民眾心理的均衡，重建經濟發(fā)展的秩序，重建社會分配的公正，也就成為近年中國政策的新走向。
　　
　　哪里是腐敗的前沿？
　　
　　中央反腐敗的力度是越來越大了。地方反，軍隊也反。７月，北京的《經濟參考報》證實，外交元老姬鵬飛的兒子、原解放軍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姬勝德因貪污腐敗將被正式起訴，其“貪污公款、受賄和瀆職”涉及１２５０
　　萬美元。報道說，姬勝德涉嫌經濟犯罪所涉的款項主要有：私自挪用總參謀部下屬公司違紀炒股的收益２５０萬美元；收受廈門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賄賂３６５萬美元；用自己的司機在香港及海外為自己斂財。除此之外，姬勝德還涉及多項銀行貸款無法收回，成為呆壞賬等問題。
　　軍隊高級干部的腐敗很少見諸報端。姬勝德案的查處和曝光，應該視為軍隊反腐工作的一次突破。自１９９８年夏天中央決定軍辦企業(yè)和部隊脫鉤后，軍方在地方的許多經營特權已被大大削弱，而其插手走私等等問題則開始浮出水面。
　　地方的反腐敗工作，近年的勢頭更為猛烈。如果說過去是“抓一個，教育一批”，多是
　　“點的突破”，現(xiàn)在則是“一抓一批”，“一抓一片”，是“面的攻堅”。而且“一抓到底”，毫不手軟。湛江走私案如是，廈門遠華案如是，接下來恐怕是汕頭和深圳。深圳主管國土和城建工作多年的前副市長王炬被拘留接受調查，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有消息說，王的非法收入估計超過２億元，將創(chuàng)下新的“官員腐敗金額記錄”。
　　這么多大案出現(xiàn)在經濟特區(qū)和沿海開放城市，以致有評論稱“沿海是腐敗的前沿”。改革前沿與走私前沿，開放前沿與腐敗前沿，其間當然不能劃等號，但至少說明，這些地方的經濟繁榮和資本積累，遠不像他們吹噓的那么干凈。在官員腐敗方面，那些窮地方其實并不比特區(qū)落后多少。江西的胡長清是一例，湖北的孟慶平是一例，而成克杰帶頭的“廣西現(xiàn)象”更說明，越窮的地方，貪官可能越多。越窮的地方，中央政府就會撥更多的資金給地方建設，地方官員“拿好處”的機會更多。以三峽工程為例，目前審計出來的違法挪用資金便超過１０億元人民幣。專家指出，中央每年支持地方建設的低息貸款超過１０００億元人民幣、支出扶貧款１００多億元，但分別產生效益或到窮人手里的，各自不到８０％和６０％。所以說，比較沿海和內地官員的腐敗，很難說“誰是前沿”，“誰的腐敗基礎更好”，只能說“各有所長”罷了。當然，從具體的腐敗形式看，可以作些比較。如“走私型腐敗”無疑沿海占“地利”，而“買官賣官”的腐敗，恐怕窮地方更厲害，因為那里其它的斂財機會比較少，“官位”是收益比最高的投資之一。如果說高層官員的腐敗與斂財，對于平民百姓的傷害還并不那么直接的話，某些地方基層官員的行為，就更讓人憤慨。基層政權關系著共產黨的為政基礎，基層官員是聯(lián)系黨和群眾的最直接的紐帶。然而，相當多基層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可以說非常惡劣，愚弄百姓乃至魚肉百姓的事層出不窮。光新聞媒體每天收到的良民和良家婦女無辜受欺卻舉告無門的投訴，想管都管不完。不少地方官員無心服務百姓，卻熱衷于和“大款”、“情婦”乃至地方惡勢力混在一起，邪氣壓倒正氣。最近披露的沈陽黑社會頭子劉涌案，令人不能不震驚，這樣一個與多起命案牽連、橫霸一方、民怨如沸的私企老板，竟長期無人敢動能動，還當上沈陽市人大代表，和其所在地方的官員難道沒有什么關系嗎？地方官員究竟在忙什么？答案很簡單，私利。前幾年，廣東某縣境內修國道，縣委常委們是在“包工頭”主持下開會的，討論的結果是“誰也別吃獨食”，每人分５公里干干，走“共同富裕”之路。不少有良知的干部感嘆，現(xiàn)在，在一些地方的領導班子里，當清官要大大難于當貪官。你不想同流合污，硬要當“清流”的話，其他人會集體把你拖下水。更險惡的是，你要還不識相、“屢教不改”的話，他們甚至會買兇把你干掉。在改革的“雙贏階段”，盡管也存在官員腐敗，但民怨遠不如今天這般強烈。今日的民怨，實在是和經濟資源的不公正分配、創(chuàng)富機會的不平等分配以及由此所至的貧富懸殊分不開的�！安换脊讯�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公”，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是任何年代的執(zhí)政者都無法回避的。朱●基在今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講，我退休后，要是老百姓說這是個清官，不是個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偫硎巧钪�民情也深知官情的。
　　
　　腐敗可以贖買嗎？
　　
　　近期以來，中央在打擊官員腐敗問題上的鮮明態(tài)度和堅決措施，顯示中央已經把腐敗看成危害執(zhí)政黨基礎的嚴峻問題來對待，決不會聽之任之，更不會“不算舊賬”。官員腐敗的代價正越來越高。一時的“撈一把”，可能毀掉一生，遺恨全家。打擊腐敗，已成為當前緩解民怨、重建社會大眾心理均衡狀態(tài)的重要手段。
　　對于反腐敗，前幾年曾經有些“新穎”的說法。一是，反腐敗打擊面太寬、牽涉太廣的話，會影響整個干部隊伍的精神狀態(tài)，所以要適可而止。二是，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一定的腐敗，硬要追本溯源的話，反而使這些資本外流，不如讓腐敗者用一定的經濟代價“贖買”其“罪惡”，贖買以后不再追究了。有人還建議，可以定一個期限，以前的“既往不咎”，以后誰敢腐敗，一定嚴懲。這些建議不能說都是惡意。但共產黨的立場決定了它必須和腐敗戰(zhàn)斗到底，絕不可能坐視不管。北京一位經濟學家說得很通俗：“共產黨連‘三陪小姐’都不承認其合法性，可能容忍腐敗的合法性嗎？”江澤民總書記今年在中紀委會議上講，“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他們中發(fā)生的違紀違法事件越要嚴肅查處”，“不論是誰，不論職務多高，該受什么處分就給什么處分，該重判的堅決重判，決不手軟。否則，腐敗之風剎不住，也難以服眾。”此語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對腐敗者不依不饒的嚴正態(tài)度�！胺�眾”就是讓人民大眾信服，人民大眾能夠允許腐敗者“贖買自己”嗎？至于說反腐敗“影響整個干部隊伍”和“引發(fā)資本外逃”，實屬無稽之談。且不說干部隊伍中大多數是擁護反腐敗、其自身也是經得起考驗的，如果干部隊伍真的因為反腐敗就“軍心動搖”的話，那只能說明我們更應該早點反腐敗了，否則干部隊伍豈不成了“腐敗隊伍”，“中國共產黨”豈不成了“中國腐敗黨”了？誰會歡迎這樣的黨繼續(xù)執(zhí)政呢？說到“資本外逃”，就算共產黨不嚴打腐敗，那些腐敗者敢在眾目睽睽之下拿出積累的資本投資嗎？也不敢。這種不用來投資的躲躲藏藏的資本，真想外流就讓它外流去吧。近年來的許多反腐跡象已經表明，中國的反腐敗將是一個長期的嚴肅過程，不是“走過場”，不是兒戲。只要共產黨一天還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就不會對腐敗采取“贖買”政策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放任態(tài)度，而是“不容腐敗藏身”，“新賬舊賬一起算”。成克杰一審判處死刑，對那些還抱有豁免幻想的腐敗官員再次敲了重重的一記警鐘。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決心亦再次昭告民眾與世界。反腐敗一時的觸動會大一些，但長期收益無限：凝聚民氣，利于穩(wěn)定，建設清廉的政府運作體系，降低投資和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保衛(wèi)社會公正。近日，湖南省紀委、省監(jiān)察廳推出一項規(guī)定：今年１０月１日以后，黨政領導干部違規(guī)收受禮金、有價證券和貴重物品不按規(guī)定登記、上交的，一律以貪污論處�？铑~不滿１０００元的，給予教育批評，責令寫出檢討，記入廉政檔案。款額在１０００元以上不滿２０００元的，一律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款額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含２０００元）的，一律先行免職，再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這樣的信號，相信不少地方也都會陸續(xù)出來。要真正實現(xiàn)共產黨政權的長治久安，黨、政府和群眾之間應該是“魚水關系”。而腐敗之惡，不僅在于一部分官員“罪惡的原始積累”，更在于它破壞了“魚水”間的均衡，使共產黨在群眾中的信任基礎受到動搖。在中國重建社會均衡的過程中，過去的“畸形”和“失衡”一定要逐步校正過來。無論他們過去多么風光，高枕無憂，腐敗者的命運注定將是悲慘的。除非僥幸逃脫，但終身心驚肉跳，或遠走高飛銷聲匿跡，否則，“怎么吃進去的，怎么吐出來”。由于中央鐵腕的反腐敗政策，加上越來越嚴密的制度監(jiān)管、政務日趨透明化以及官員本身支配經濟資源權力的弱化，事實上，中國官員的腐敗高潮已開始大大回落。一個清算腐敗者的高潮期倒是正在來臨。
　　
　　重建發(fā)展秩序
　　
　　與東部沿海一浪接一浪的打走私反腐敗行動相比，西部則沉浸在大開發(fā)的喜悅和向中央要資金、要項目、要政策的緊張爭奪里。西部與東部的差距是中國的一大隱憂，西部的資源又孕育著中國經濟新的潛力。西部大開發(fā)，是中國重建地區(qū)發(fā)展均衡、縮小東西部差距的一大決策。不管實際的進程將來是否如愿，但西部至少贏得了一次巨大的發(fā)展機會，并且贏得了相應的政策資源。
　　與西部的“開發(fā)”主題比，今年沿海地區(qū)的思考主題似乎是“雙思”，“致富思源，富而思進”�！半p思”是大框架，“富而思過”其實也在其中�！八歼^”，就是反思問題。而不少問題，很大程度上和８０、９０年代的發(fā)展思路是有關系的。
　　由于深受前一個時代的“斗爭哲學”之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fā)展是硬道理”的“發(fā)展哲學”理所當然成為８０、９０年代中國的選擇。改革與發(fā)展是我們時代最閃亮的名詞。為了發(fā)展，中央不斷向地方放權，地方的發(fā)展積極性、經濟實力和向中央的“說話權”與日俱增。從大方向來說，這種利益主體多元化的趨勢無疑是對的，但在整個制度建設沒有相應跟上的前提下，不少地方的發(fā)展很可能演變成一種無論經濟和社會代價都很高昂的“畸形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觀的實質就是：經濟目標（產值目標）永遠排第一，為了經濟發(fā)展（哪怕是表面化的發(fā)展，甚至弄虛作假的、自我欺騙的、以鄰為壑的、不顧長遠的發(fā)展），不惜犧牲一切代價。這種發(fā)展觀和地方官員追求任期政績的強烈沖動相結合，造成中國經濟中發(fā)展和秩序的嚴重不對稱、不均衡。發(fā)展超前，秩序滯后；“發(fā)展”成了一種更受歡迎、官員更愛聽、比“秩序”二字優(yōu)越得多的“話語權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看到“繁榮娼盛”的“發(fā)展”，走私經濟肆無忌憚的“發(fā)展”，假冒偽劣橫行卻有地方保護的“發(fā)展”，坑蒙拐騙絲毫不講信用的“發(fā)展”，逃避銀行債務招數疊出的“發(fā)展”，名目翻新的“圈錢游戲”的“發(fā)展”，嚴重犧牲環(huán)境資源的“發(fā)展”，為求政績硬堆出來的“長官項目”和“吹牛經濟”的“發(fā)展”，大量擠占耕地、非法出讓土地的“發(fā)展”，挪用政府專項資金炒股蓋辦公樓的“發(fā)展”，各個部門爭相設法收費斂財的“發(fā)展”，透支國家信用的所謂“窗口公司”的“發(fā)展”……這些“成果”，不但不是人民心目中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阻礙真正的社會發(fā)展。以為播下的是“龍種”，實際收獲的是“跳蚤”。廣東、福建在發(fā)展中的問題這兩年已陸續(xù)暴露。就是江蘇，大名鼎鼎的“蘇南模式”現(xiàn)在也備受質疑。以“干部經濟”、“政績經濟”和“對地方第一把手的個人崇拜”為重要特點的“蘇南模式”，幾年前已經困難重重。由于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債太多、官員太多，從而造成普通百姓家底不實，相對貧困。很多鄉(xiāng)鎮(zhèn)所辦企業(yè)都虧損累累，資不抵債。一位學者指出，蘇南一些企業(yè)的領導做人、做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邊討好上面、一邊收獲個人利益上。搞企業(yè)是為了撈政績、謀位子。為了爭取“發(fā)展”，拍腦袋上項目，搞假合資假引資，夸大產值，亂吹牛皮，都成為當地的“時髦”。至于不顧地方財力、大興土木、互相攀比、大作表面文章的城市建設，更給各地留下許多難卸的包袱。所有這些不義之富或短期行為造成的“發(fā)展繁榮”不可能持久（想想許多地方積壓的房地產和廢墟般的開發(fā)區(qū)吧），相反會成為后續(xù)發(fā)展的障礙，甚至經濟社會危機的潛在誘因（想想各地那些高息攬存行為的后果吧，在廣東恩平，老百姓竟抬著棺材找政府要錢）。９０年代中期以來，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重建宏觀上的調控體系，成為中央政策的一個顯著走向。從分稅制的推行，到加強金融、工商、海關的垂直管理，都是明證。中央要求更多的“話事權”，表明其對過去那種“（計劃經濟）籠子已破，（各地諸侯）群鳥亂飛”的發(fā)展態(tài)勢不再滿意，開始調整。事實上，各地“亂飛”的很多苦果還是要中央背起來，中央給地方“擦屁股”，救急。當中央財力嚴重不足時，也不可能為那么多地方伸過來的屁股擦來擦去。除了在經濟政策上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的關系，作為執(zhí)政黨，干部的調整也是一種對地方施加影響的有力手段。在近年的中國政壇上，一些地方“封疆大吏”的更換和接踵而至的反腐地震，是頗有對應關系的。從向地方傾斜到重建中央政府權威，在中央和地方間的這一新均衡建立之后，中央才有可能再向某些地方傾斜，如西部，從而解決地方和地方間的發(fā)展不均衡問題。中國近年重建經濟和社會均衡的舉措是多方面的。如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之間的均衡（清理污染，退耕還林，水土保護），對外開放和搞好國企之間的均衡（有學者指出，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１９９５年就超過４５％，外資成為中國投資和擴大再生產能力增加的重要來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動增長的壓力下不斷讓步。但同時，中央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的努力一直在持續(xù)，近期起色明顯）。而在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方面，尋求人大這一“中國式的議會”和政府間的均衡，則是一個顯著的新突破（注：本刊７月號對此有詳細報道）。以廣東省為例，人大近日已經通過了《廣東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規(guī)定》，將于今年１０月１日起實施。該規(guī)定界定了１１類應當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由它作出相應決議、決定的重大事項，以及１７類應當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常委會可以提出意見、建議的重大事項。其出臺背景正是要“監(jiān)督政府行為”，不能聽任公用事業(yè)收費政府說漲就漲，社會保險金、住房公積金處理的“灰箱操作”，和社會重要事項決策由于缺乏民主、科學程序和必要監(jiān)督屢屢造成重大失誤和損失。昔日的“弱人大”倘若能夠真正發(fā)揮作用，對節(jié)制政府官員隨心所欲的“全能主義傾向”，促使高效清廉的“有限政府”的產生，無疑會有重要作用。
　　
　　國際關系中的均衡觀
　　
　　在美國超強、多極并存的國際環(huán)境中，經歷了近年來和美國忽而伙伴相稱、忽而怒目而視的恩恩怨怨，中國對美國的認識，恐怕不會再走那么多極端和彎路。近期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深度交往，以及雙方在反對美國國家導彈防御體系計劃等方面的諸多共識，顯現(xiàn)出中國在國際關系舞臺上，試圖擁有更多和美國周旋的籌碼，實現(xiàn)中美之間的更多均衡。
　　這是一種基于現(xiàn)實的理性的政策選擇，既不反美，亦不崇美，而是認真準備好自己手里的牌。中國的對美政策里，多了清醒，少了幻想。
　　正像南京大學的中美問題專家時殷弘描述的，許多美國人心目中的未來世界圖景極其偏狹，就是欠發(fā)達世界將以其毀滅性武器擴散、大規(guī)模內亂、人口爆炸、難民和移民巨潮、赤貧、瘟疫、生態(tài)污染和崩潰等等，去威脅甚或毀壞西方的安全、繁榮、種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寧。從歷史上看，美國缺乏真正容納非西方強國的經歷，對數百年的西方支配性優(yōu)勢習以為常。加上冷戰(zhàn)勝利引起的陶醉，其“權力的傲慢”更是變本加厲。與此同時，冷戰(zhàn)的終結，使“中國抗衡蘇聯(lián)霸權的價值下降，接著消失了”，中國“由地緣政治中的伙伴變成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敵人”。北京政治風波后，美國主流傳媒鼓吹的是“中國垮臺論”，認為共產黨很快就要垮臺。到中國不但不垮、發(fā)展還挺快后，“中國威脅論”又甚囂塵上。美國和中國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巨大分野，使得任何對中美關系的過分樂觀都是奢望。但是，不樂觀并不等于不去爭取一個更好的結果，更不等于放棄努力。時殷弘指出，由于美國是當今及今后長時期內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因而爭取同美國有較好的關系是中國必然做出的選擇。要盡可能創(chuàng)造條件，爭取美國公眾及其民選代表對華認識和態(tài)度的逐漸改善�！爸袊鴮χ忻狸P系要有耐心，沉得住氣，至少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盡可能不同美國對抗，更不去當頭，不去全面挑戰(zhàn)美國的霸權地位。要敢于并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協(xié)。力戒在受困心理或富強感的刺激下，形成狹隘和偏激的極端民族主義潮流，那會非常消極地影響中國的眼前和長遠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國完全應當在根本問題上堅持原則，捍衛(wèi)自己的核心利益，并做好為此抗爭的充分精神準備。一個在自身核心利益問題上懦弱的中國不可能得到美國的尊重，反而會使之得寸進尺�！闭J識的深化，促成政策的調整�？梢灶A言，中俄關系的密切，會幫助雙方都找到更多與美國對話的“資本”，以及更大的對美政策的彈性。美國對中、俄的強勢在一定程度上將會被削弱。
　　
　　“重建均衡”背后的辯證法
　　
　　中國當前政策中重建均衡的新走向，不是對過去發(fā)展的否定，而是為了更好的發(fā)展，符合可持續(xù)原則和社會公正原則、人民更加擁護的新發(fā)展。富而思進，共同富裕，更好進步，這是根本目的。重建均衡，不是走向“平均主義”和“大鍋飯”，而是一個在動態(tài)發(fā)展中實現(xiàn)的過程。解決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不是要拉住東部的發(fā)展步伐，而是要通過西部更快地開發(fā)。在此過程中，東部還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從長遠角度看，重建均衡，要逐漸從政策范疇走向制度范疇。從湛江到廈門的走私腐敗大案，如果不是最高當局斷然派員介入，靠下面地方查、省里查、自己查，要解決問題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恰恰說明，現(xiàn)有的監(jiān)督環(huán)境和司法制度極不健全。光靠政策去解決問題，能收一時之效，難收長遠和根本之效。真正持久的社會均衡，還必須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發(fā)達、崇尚法治、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權利、政府以民為本等基礎之上。要牢固建立這些基礎，我們需要優(yōu)化經濟的發(fā)展，更需要深化政經的改革。均衡的重建，肯定要打破許多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習慣的制度格局，因此是需要足夠勇氣的。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重建 均衡 重建均衡：中國政策新走向 重建均衡 中國政策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