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一種原罪_革命不是原罪

　　黃萬盛先生是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研究員、著名學者，也是《革命不是原罪》一書的作者。2007年10月，本刊記者在第二屆中歐論壇期間，與黃萬盛先生數次長談。所涉話題與中國今日社會轉型及思想交鋒關系甚密，故而以對話形式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改革年代的革命
　　
　　《南風窗》：我們還是從您最近出版的《革命不是原罪》一書說起吧。18世紀以來，從柏克到托克雛爾，從奧威爾到庫斯圖里卡，有關革命的反思已經很多。在中國，上世1680年代有“告別革命”，此后又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一說。您是如何想到寫《革命不是原罪》的?
　　黃萬盛：“革命不是原罪”最初是我為法國思想家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中文版寫的序。傅勒是法蘭西學院院士，也是“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托克維爾研究專家。而《思考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
　　法國大革命無疑是近200年間最重大的事件，其影響廣大久遠，分歧也尖銳激烈。最近十幾年來，英、美的政治學說在中國政治學界占了壓倒性的影響，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的學術資源主要都來自英語世界，法國的學術思想除了所謂后現(xiàn)代主義被不恰當地放在文學評論領域中引介以外，很少有政治學的討論。這種主觀l生的偏愛當然是有原因的，但同樣也是不健康的。這也是我當時極力推介傅勒這本書的一個原因。
　　《南風窗》：國家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只是社會發(fā)明的一個工具。但是，有時候國家太過強勢，就會反噬其主。如何調整這種關系，人們談得最多的是革命與改良，仿佛這是截然兩分的兩條道路，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法國大革命，卻發(fā)現(xiàn)這場革命是發(fā)生在改革進行當中，是一場發(fā)生在改革年代的革命。其背景是，改革停滯或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上面不做(改革)，就輪到下面做了(革命)。
　　
　　黃萬盛：的確，17世紀歐洲各國并非革命發(fā)生的典型時代，人們生活并不窮困，統(tǒng)治者與下層社會的矛盾沒有激化到非改朝換代不可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對開明，民間擁有一定的自由度，各國王室?guī)缀醵荚诓痪o不慢地改革。托克維爾甚至也認為，法國大革命其實是路易十六改革的繼續(xù)和必然結果。
　　為什么這場看來不是必須的革命終于出現(xiàn)了，而且席卷歐洲?我想，這是因為從文藝復興以來，有一個新的因素日益成長起來，使得原來的權力秩序逐漸失去了它的古老的基礎。這個因素就是“社會”。法國革命以前，國家從來都是君主或國王的，路易十四可以大言不慚而毋庸置疑地宣稱“朕即國家”。但后來社會開始蘇醒并迅速成長，人際關系日益復雜、橫向組織越來越多，國王的國家已經無法全面地包容整個社會了，“國家”和“社會”的對立成了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危機。這就是我說的，國家到了必須重新定義的時代。當社會不斷要求自己的權力時，權力危機使得整個歐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由此，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們似乎都在談權力問題，談論他們共同的敵人，所有尋找自由和平等的新型權力的人們親如一家。比如，美國早期的民主思想家們此時都在歐洲接受啟蒙的熏陶、革命前夜的洗禮。華盛頓總統(tǒng)準備制定美國憲法時，就從巴黎請回了杰弗遜和他的同伴，他們帶回了法國關于自由、人權、平等的理念；而他們起草的“獨立宣言”，不久又傳回了法國，成為法國“人權宣言”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這方面，英國與法國同樣是相互影響的。
　　
　　曖昧的中產階層
　　
　　《南風窗》：近年來，尤其是海外知識分子談到中國知識分子時多有批評，認為他們少有責任心，紛紛信了拜物教和犬儒主義。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中產階層的確在慢慢生長，給人慰藉。對這個群體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將要扮演的角色人們也多有熱望。在這方面，您有什么見解?
　　黃萬盛：還是從法國大革命講起。為什么法國沒有選擇一個溫和但并不徹底的“代議制”模式?顯然，“代議制”的成功需要一個階層，需要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且二者必須是一體的。在英國，能把兩方面合在一起的只有一個實體，叫做“貴族自由主義”，因為是貴族，有不同于大眾的身份，可以相對合法地挑戰(zhàn)君主的權力，有“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侵犯”的自由主義傾向，并借著這個旗號吸引中產階級成為他的社會基礎。所以，在我看來，那種以為發(fā)展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社會力量是中產階級，只要發(fā)展出中產階級，現(xiàn)代民主政治便水到渠成的樂觀是有些一廂情愿的。至少在當時的英國，中產階級并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中產階級是典型的首鼠兩端的機會主義群體，它們渴望暴利，而拒絕任何風險，他們寧可通過行賄來交換一些局部的利益，而決不會冒險成為改革的中堅。中國當代的情況似乎正在印證這一點。
　　《南風窗》：如此說來，英國貴族實際上更像是一個可以對抗王權的組織，所以中產階級可以依附其上，搭改天換地的便車。否則，中產階級也是有可能像馬克思批評的東方農民一樣，成為一袋互不相干的馬鈴薯，表面上扎得挺緊，實際上是一盤散沙，
　　黃萬盛：不過。也要承認的是，革命時期的中產階級對于革命意義的理解甚至遠遠超過貧困階層，例如法國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中的那些中產階級。當然，盡管法國大革命殺了很多人，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國是個嗜血如命的民族。他們沒有理由不接受一個溫和而又可以促成法國改變的改良政治。痛苦的是，他們不像英國有貴族自由主義。法國大革命前，從“三級會議”、“網球場宣言”，一直到后來成為法國國慶節(jié)的1789的“聯(lián)盟節(jié)”，法國人希望能和國王聯(lián)手推動法國的改革，但國王一再地反悔他與大眾的契約，終于使得任何“代議制”形式的變革都不可能了。
　　
　　革命不是原罪
　　
　　《南風窗》：在《革命不是原罪》里您談到：“中國現(xiàn)代性尋找的過程是個非常感人的當代故事，它的每一個片斷都無比生動，令人震驚。它是那樣執(zhí)著地尋找現(xiàn)代性，近乎瘋狂地渴望現(xiàn)代化，像一個多情的戀人，幾乎和西方的每一種現(xiàn)代化都有一段真誠的苦戀，然而，這個不幸的情人卻一再地失戀，一再地被拒絕，現(xiàn)代化始終是一個不能相擁的夢中王子，即使是那個長著一臉胡子的馬克思和它的巴黎公社的伙伴們，留給中國的也是五味雜陳的復雜體會�！睂Υ�，費正清也不無感慨――“這是一個不屈不撓、令人感動的真正的人的故事�！蔽蚁�，為完成這次大轉型，今天中國各界的努力也算是在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了。
　　黃萬盛：每一次挫折后中國人都能重整旗鼓、繼續(xù)尋求。每當我重回巴黎時，心中總是有這樣一份惆悵，以及與這份惆悵相關的網惑，那個法國革命所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性到底是什么?中國究竟走了什么路?為什么法國大革命如今淪落為一個“怪物”：它看起來是個整體，可是它的不同部分卻能相互搏擊。
　　對“革命”的聲討已經成為中國學界的 一個潮流，各種立場似乎都對“革命”棄而遠之。早些年有《告別革命》，后來又有把法國革命和中國“文化革命”串起來一并清理。這種對“革命”的厭惡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在經過了以革命的名義進行了那么多與革命許諾截然相反的慘痛歷程之后，急于擺脫革命的魔咒，告別革命的圖騰，是能夠接受的心情。我本人對雅各賓派以革命的名義妄殺無辜的暴行也極為憎恨，對那種濫用道德的權威肆意地摧殘人的身心靈肉深惡痛絕。但是，我并不同意用道德主義的立場來對待革命，那會消解革命所擁有的合理性。
　　革命有兩種，一種是以革命為意義本身，人為地追求革命；另一種革命是各種復雜社會因素交互作用的客觀結果，不取決于少數精英的主觀意志。前者是作為目的的革命，后者是作為手段的革命。我反對那種以革命為目的的“革命狂熱”，但主張保留作為手段的革命。
　　舉個例子來說革命的必要。哈佛的羅爾斯在課堂上講“無知之幕”這個公正理論的邏輯起點時，突然有個學生提問說：老師，你講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這套理論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辦?羅爾斯愣了，他說，讓我想一想，這是個重要的問題。在課堂上沉思了10分鐘后，羅爾斯抬起頭來，嚴肅而平和地給出了一個答復：我們只有殺了他，才能討論建設公正的問題。
　　
　　為盧梭辯護
　　
　　《南風窗》：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清算”從羅伯斯庇爾一直追溯到盧梭。這兩個人都被看作與“暴政”有關，一個產生暴民專政的思想，一個助長了暴民專政的行為。甚至有人拿法國大革命與中國的“文革”相提并論。
　　黃萬盛：顯然，這些人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與法國革命的政治理想的區(qū)別，把英美民主當作現(xiàn)代典范，忽視法國革命對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影響。因為突出“革命”，所以“雅各賓專政”成了法國革命最重要的象征事件；因為盧梭倡導自由平等被路易十六驅逐國外，而羅伯斯比爾的所作所為需要一個思想來源，因此盧梭就必須為羅伯斯比爾負責，盧梭也必須為法國革命種種負面的暴行負責，盧梭必須承擔發(fā)動一切現(xiàn)代革命和現(xiàn)代暴行的原罪，國外甚至有人宣稱盧梭必須為納粹背書……
　　在中國，根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有人就把俄國革命看作中國革命之母。在這個譜系上，法國革命就成了中國革命的祖母，因此，對中國革命的種種反思，也就可以像個兒孫撒嬌般將自己的郁悶撒在法國祖母身上，向法國革命聲討“文化革命”的孽債。但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時候，這賬找誰算?那時候還沒有法蘭西呢。
　　當然，我并不否認法國、俄國、中國的革命有聯(lián)系，但是不應當夸大這種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大規(guī)模革命的本土原因遠大于外來思想的影響，假如法國革命的思想傳到俄國，就出現(xiàn)了俄國革命，傳到中國，就出了中國革命，那這思想就成了點石成金的法寶了。這種做法的危險在于很容易誤導歷史研究，把經驗教訓推諉到外部原因，反而影響了對一些歷史教訓的深刻反思。
　　對盧梭的不同立場絕大部分都圍繞關于“公意”的問題。這里面有深刻的含義，由于世界目前所處的困境，我相信對盧梭“公意”的探討會更加熱烈。
　　顯然，法國大革命的出現(xiàn)，使政治權力從王室的深墻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間。人民成為政治權力唯一的源泉，這是民主政治的實質，也是法國革命最重大的貢獻，而這不是英國的貢獻。英國不僅在克倫威爾時代沒有理解權力來自人民，克倫威爾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僅僅因為教派的不同，拒絕天主教徒參加對王權的討伐。
　　當然英國對現(xiàn)代民主也有很大貢獻，如選民政治、程序政治，這些都是現(xiàn)代民主的基本方面，但這仍不同于法國革命的意義，法國革命使民主政治成為一個基本的政治信仰。如果沒有這個根本的權力屬性的規(guī)定，程序政治也會成為民主的敵人。
　　
　　要社會契約，也要歷史契約
　　
　　《南風窗》：看得出您也欣賞毛姆的名言：“法國人死了，靈魂上天堂；美國人死了，靈魂到巴黎�！痹诜▏�我感受最深的是歐洲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以及對美國化和消費主義的抵制與反感。如你在上面所說，中國學界引進了過多的英語資源而出現(xiàn)失衡。事實上美國文化并非只有消費主義，美國同樣有梭羅和他倡導的簡樸。但中國引進的許多美國文化的確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在極力反對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在中國已經患上了美國式的物欲癥。
　　黃萬盛：有人算過，如果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得有20個地球才行。杜維明教授曾經給我講過一句非洲格言：地球不是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而是子孫托付我們保管的財富。如何改變這種狀況，靠美國、英國的政治學是不行的。那可是把個人財產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布什為了美國人的汽車就是不同意在“京都協(xié)議”上簽字。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是要消解功利主義的世界觀，就是要抑制人對財富的無限追求，就是要提倡人過一種有責任的合理的生活。所以我反復講，盧梭的“公意”不是過時了，相反還要加以發(fā)展。
　　但是，在這里我更要強調的是，盧梭的“公意”還只是“社會公意”，這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未來考慮進去，尚未來到這個世界的子孫后代也要成為“歷史契約”(而不僅是“社會契約”)的簽約者。
　　《南風窗》：也就是說要在空間與時間上同時立約，這也是您反復強調道德與價值不能覆滅的原因所在吧?
　　黃萬盛：我想信，道德的政治、良知的政治可以風雨不摧、時間不朽，耶穌和孔子們，被打倒、被批判、被清算，每一次風暴過后，他們依然從從容容，用那恒久的道德智慧笑對古往今來，道德理想主義的王國始終矗立著，真正覆滅了的到底是什么?正因為這套標準的存在，這個世界才有關于真?zhèn)�、美丑、善惡、是非，正邪的永遠的較量，才有了趨向合理和完美的動力，才變得不那么俗氣污濁。這種道德難道不是一種更有生命的政治嗎?
　　如我在上面說的，其實我很能理解中國人對“道德”的憤恨，因為“絕對平均主義”曾經導致了普遍貧困，那是以道德理想的名義完成的，中國歷代的統(tǒng)治者有濫用道德權威的習慣傳統(tǒng)，因此一些人會對道德的名義有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敏感。但是為什么僅僅因為統(tǒng)治者喜歡用它就非要反對它呢?所以我說這是一種“愚蠢的賭氣”。你不能因為市面上有人賣假茅臺，就說茅臺都是假的，從此不喝茅臺吧。茅臺還是茅臺，假貨還是假貨。
　　《南風窗》：所以您說在這樣一個全球性的“兵荒馬亂”的時代要尋找意義，并且常常有一種“童話般的感情”，遺憾自己沒有生活在追求道德理想的激情年代，“卻必須與今天功利主義的濁水同流合污，這是一個化神奇為腐朽、變高尚為卑鄙的時代，巨人的過錯沒有被糾正，小人卻滿世界偷著樂……”
　　黃萬盛：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蘇格拉底認為，不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度過的；猶太的先知提倡，活著的每一天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海德格爾講，人無論如 何難逃一死，因此人得憂慮如何活著�？上У氖牵�現(xiàn)在的“精英們”忘記了自己是如何擁有精英的身份，不遺余力地解構這個社會的意義世界�！俺燥垺钡恼軐W、馬桶的文化、“痞子”的文學、放棄“崇高”、顛覆“道德”，加上“政治精英”的貪婪腐化，這個社會出現(xiàn)了千古奇觀，靈魂的塑造者出賣靈魂，意義的創(chuàng)造者嘲笑意義，怎么惡俗怎么光彩。
　　
　　羅爾斯難題
　　
　　《南風窗》：近年來，中國關于民主的討論日漸增多。當然，民主也不是萬能藥。去年的采訪中，卡藍默也談到“破碎的民主”。作為一種“最不壞的制度”，民主最需要解決什么難題?
　　黃萬盛：在福柯之后，法國的學者特別注意“觀念暴力”對人的消極影響，因為強勢的觀念會造成人對世界認識的錯位。但是，這套思想原則在中國很少有積極反響。中國所謂的新左派也只是用這種方法建立起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優(yōu)勢。
　　當代政治哲學和政治學最大的觀念是專制和民主，但它們就像兩個探照燈，人們只能看到它們照到的地方，而其他地方看不到。對民主探照燈沒有照到的地方，西方學者已經有了好的反思。比如羅爾斯，他去世后我在哈佛參加了他的一個追思會。會上他的學生賈世瓦?庫恩講了個我以前不知道的情況。他說在20世紀60年代困惑羅爾斯的是三個問題：一是假如民主是一種合理的制度，為什么美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二是假如民主是一種具有人性、能夠反映平等愿望的制度，美國種族沖突為什么那么嚴重?三是如果民主是一種有希望、可以面向未來的制度，為什么美國的年輕人如此絕望?第一個問題，顯然今天美國貧富分化更加嚴重，10％的富人與30％的窮人之間的收入能相差1000倍。第二個問題，當時美國正處于馬丁?路德?金的時代，到處是種族歧視紛爭。第三個問題，60年代同樣出現(xiàn)了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由此出發(fā)，羅爾斯得到的答案是：在民主后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更深刻的價值，那就是公正。所以羅爾斯希望通過公正去發(fā)展民主，讓公正不被民主的程序遮蔽。
　　同樣，專制的探照燈照不到的地方也有不專制的地方。中國被認為是個專制社會，但是，中國社會在2005年的歷史當中成功管理世界最多人口的經驗在近百年來卻被忽略，從今天的角度看中西是不同的，但是這種差別是建立在近代價值體系和現(xiàn)代性基礎之上的。如果從自由、平等、博愛等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社會，會有很不同的價值景觀，像馬克思?韋伯那樣認為中國沒有建立民主的條件。但是，現(xiàn)在看來，進入現(xiàn)代性的途經是多種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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