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同性

歷史同性篇一：國內(nèi)外同性戀發(fā)展史

國內(nèi)外同性戀的歷史

《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歷史》的作者張在舟把中國古代同性戀的由來與發(fā)展作了一個詳細的記載。但由于關于中國遠古初民社會的狀況文獻缺乏，對于同性戀的發(fā)展情況只能進行推測，他認為“中國初民社會的同性戀是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內(nèi)興盛的同性戀�！备鶕�(jù)張在舟的分析，在中國，一直以來，對同性戀既不予于重視也不多加評論。我本人很同意這種看法，史料記載為我們所知的那些同性戀者多類似于當今的名人緋聞，大多被曝光的是一種以攀附當權者的不對等關系的“同性戀者”，如佞幸，男寵，斷袖之類的稱謂；而且從古文獻中大多對女同性戀者記載文獻較少可以看出，我們所研究的古代的男風大多被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所以我覺著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很難對研究我們現(xiàn)在真正意義上的同性戀行為起到很大的利用價值，而真正的同性戀者實然處于一種被忽視的地位。這種態(tài)度是因為受到先秦文化的影響，先秦諸子的基本態(tài)度是同性戀問題處于社會問題的末要位置，不必用系統(tǒng)而高深的理論去加以研究，做出規(guī)范。而且，同性戀既然屬于道德問題，然而大談道德建設的儒家也沒把同性戀放在重要的位置。這可能就是因為儒家作為當權者統(tǒng)治的圣經(jīng)，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只需關注那些忠孝的道德素養(yǎng)，對于無關緊要的方面他們無暇顧及，所以推斷認為“在儒家看來，同性戀在整個道德體系中無關緊要，無足輕重”。而且“思想家不談，社會大眾也不公開去談，表面上好像男風并不存在，可暗中卻又時時去加以防嫌，結果就造成了同性戀的曖昧狀態(tài)�！痹趪揽恋姆饨▽Ｖ平y(tǒng)治下，其實并不缺乏同性

戀者，只是他們隱秘的很好，在朝代更替，自然災害泛濫的年代里，他們不知道所謂的社會認同，加之缺乏西方人所謂的信仰，他們?nèi)狈�對自由的追求，他們不會張口閉口個人主義，他們很少會站出來，表現(xiàn)出來；再者思想禁錮的周圍的人們不會關心這些奇怪的行為和想法。筆者認為，這種曖昧狀態(tài)一直較為穩(wěn)定地持續(xù)到解放前。這種曖昧看似在一種寬容的環(huán)境中生存著，但是比起西方被關注而經(jīng)歷的去著歷史，哪一種現(xiàn)象才是一種進步呢？在中國傳統(tǒng)的影響下，近現(xiàn)代中國法對同性戀在法學領域里的“失語”，部分地同中國法并沒有把同性性行為“問題化”有關。法律對同性戀這一“存在”僅僅“存而不論”已不能應對現(xiàn)今社會生活需求。漸漸地似乎是歷史的必經(jīng)階段，人們開始不再逃避，開始正視這個問題，當然和很多的歷史一樣批判首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從解放后到1990年代中期這近50年的時間，同性戀被當作腐朽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而受到嚴格控制，甚至被明令禁止。針對發(fā)生在兩個男人之間的性行為，法律有明確的雞奸罪進行懲處。學者李銀河認為，對同性戀強硬的壓制態(tài)度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頂峰，“凡是被揭露出來的同性戀者，所受待遇都很嚴酷，輕者批判審查，重者毆打致死”。這種打壓看似不利于同性戀群體的存在，但是更深層次的思考，這種打壓比起冷漠不關注著實是一種進步，而亞文化被接受的過程本身就是需要經(jīng)歷一種不理解的一面，就如同西方中世紀時期的嚴厲的規(guī)定一樣。文革之后，各方面不管是政治還是經(jīng)濟都選擇了開放的態(tài)度，而最重要的是隨著思想的開放，我們的社會對同性戀的態(tài)度也漸漸寬容起來。根據(jù)資料分析，中國法在

歷史同性篇二：關于同性戀的歷史和文化

關于同性戀的歷史和文化

同性戀，在當今社會依然是個敏感的話題，雖然同性戀經(jīng)歷了從疾病到正�，F(xiàn)象觀念的轉變，世界上也有十幾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對同性戀的歧視與誤解仍普遍存在，對于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許多國家仍存在激烈的爭論與巨大的分歧。目前在中國關于同性戀的調(diào)查報告的研究都是基于異性戀眼光怎么看待同性戀的，卻缺少同性戀自己的聲音，由異性戀決定同性戀婚姻能否合法化是不是有失公允。

同性戀的研究歷史

同性戀在很多工業(yè)化國家經(jīng)歷了罪行化——病理化取代罪行化——正�；�的過程，同性戀研究的演變也與這個過程互為影響。

同性戀罪行化

古希臘崇尚男性美，愛慕同性被視為強烈男子氣概的表現(xiàn)，古羅馬帝國也寬容同性戀，但基督教的興起使同性戀開始受到嚴厲譴責。作為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礎，《圣經(jīng)》中的生殖崇拜是反對同性戀的最根本理由，至今如此。

目前已經(jīng)有一些歷史學家對《圣經(jīng)》中反對同性戀的條文提出質(zhì)疑。耶魯大學的約翰·波斯威爾博士對17種語言的歷史文獻進行詳盡考證后，得出結論：對于同性戀的強烈道德譴責是17世紀以后才出現(xiàn)的；教會人士反對同性戀的論據(jù)其實是基于對《圣經(jīng)》的誤解和誤譯。但教會的影響根深蒂固，新考據(jù)的社會影響相當有限。病理化取代罪行化

19世紀中期，隨著行為科學的產(chǎn)生，一些醫(yī)學專家開始關注人類性行為。1849年，瑞士醫(yī)生克洛德·弗朗索瓦·米基亞從對一例戀尸案的分析出發(fā)，發(fā)表了有史以來第一篇有關性變態(tài)的醫(yī)學論文，他在文中首次提出，同性戀是一種天生的生理缺陷。

奧地利精神病醫(yī)生理查·馮·克拉夫特一埃賓根據(jù)臨床經(jīng)驗寫成了《性心理疾病》一書，第一部分《性倒錯》致力于論述同性戀。此書認為同性戀者來自父母一方或者雙方都有疾病的家庭。當時同性戀被列為犯罪或受到道德譴責，而此書獨樹一幟地堅持道德中立的態(tài)度，提倡以治療來代替監(jiān)禁，被視為進步。不過克拉夫特一埃賓同時指出：同性戀者被“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世紀初，奧地利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弗洛依德創(chuàng)立的精神分析學認為，如果男孩來自強母弱父的家庭，他與母親的關系必然過于親密，與父親相對疏遠，長大后勢必缺乏應有的男性氣質(zhì)，因此他試圖尋找一名男性伴侶來做彌補——“戀母情結”是男同性戀的情感起源。雖然弗洛依德步人晚年時傾向于贊同同性戀非病的觀點，但此時精神分析學已經(jīng)在精神衛(wèi)生行業(yè)中占據(jù)了主導地位，“轉變療法”成為治療同性戀的盛行方法。正常性研究的發(fā)展

在同性戀病理化的過程中，西歐部分學者斷斷續(xù)續(xù)提出過同性戀正�；�的倡議。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正常性研究最早始于18世紀的社會改革思想家杰洛米·本森。本森從效用主義的原則出發(fā)，將社會福利視為個人福利的總和；同性戀行為互惠雙方，且沒有對他人造成傷害，因此禁止同性戀只會降低社會福利——同性戀不應該被列為犯罪。雖然本森的這些文稿到20世紀中期才見天日，但效用主義原則成為拿破侖時期法律改革的理論依據(jù)，使法國、意大利等國和德意志部分地區(qū)率先擯棄了將《圣經(jīng)》作為立法依據(jù)的慣例，在刑法改革中取締了對同性戀行為的懲罰。

19世紀后期，德國律師卡爾·亨利�！�烏爾利克斯借助當時胚胎學的研究成果，認為存在著一個介于男女之間的“第三性”，男同性戀者是“陷于男性身體中的女性”，女同性戀者則正好相反�？死�夫特一埃賓就是受此啟發(fā)后，開始研究同性戀。

在克拉夫特一埃賓竭力將同性戀病理化的同時，英國心理學家靄理士寫就《性倒錯》一書，首次在英語世界里提出了同性戀非罪非病的觀點。雖然此書被禁止在英國本土發(fā)行，但外文譯本陸續(xù)傳人了其它國家(包括中國)。文史學者約翰·艾丁頓·西蒙茲將自己的一生經(jīng)歷寫入了《回憶錄》，是迄今為止所發(fā)現(xiàn)的第一本同性戀自傳。同時期的英國學者兼詩人愛德華·卡賓特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開始為婦女和同性戀者的平等權益而呼吁。

德國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費爾德于19世紀末成立了科學人道委員會，致力于性健康研究。他在學生和礦工中展開社會調(diào)查，結果發(fā)現(xiàn)約1%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這是首次有關同性戀者占人口比例的社會調(diào)查。除此之外，赫希費爾德還征集到愛因斯坦、弗洛依德、肖伯納和托爾斯泰等人的簽名，敦促德國政府廢除刑法中懲罰同性戀行為的條款。然而，這些努力因納粹上臺而受到阻撓和中止，德國同性戀者被斥“辱沒民族”而被關人了集中營，囚徒們佩戴的粉紅三角后來成為同性戀權益運動的象征。

至20世紀50年代之前，同性戀研究由于國別與語言差異使交流缺乏，年代的斷層也使其缺乏系統(tǒng)性和連續(xù)性，難以對病理化學說造成有效沖擊�！皬娔溉醺浮奔彝ツＪ揭欢瘸蔀橥�性戀起源的標準解釋，但它受到各學科的猛烈沖擊，并最終淡出了醫(yī)學舞臺。

1948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阿爾弗萊德·金賽博士的研究小組發(fā)表了《男性性行為研究》。該小組通過對5300名男子的詳細調(diào)查表明，有37%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時期有過同性性行為，1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從事單純的同性性行為。這項統(tǒng)計數(shù)字表明同性戀者是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群體，這對于懲罰同性戀的法律依據(jù)提出了質(zhì)疑：同性戀行為的普遍存在并沒有產(chǎn)生什么不良社會影響，可見它并非洪水猛獸。研究報告還指出，同性戀是人類的基本能力之一，不應該將異性戀當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導向，而將同性戀列為病態(tài)；即使將同性戀列為病態(tài)而加以壓制，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戀者的產(chǎn)生。

50年代初，人類學家克利夫蘭·福特和弗蘭克·比奇發(fā)表了《性行為模式》一書，通過對跨文化人類性行為的研究，發(fā)現(xiàn)同性戀不僅在大多數(shù)文化中被視為正常，而且有些社會還特許某些成員如此行為；靈長類動物中也存在同性戀行為；同性戀和異性戀都是文化訓練的產(chǎn)物，人類原始的模糊狀態(tài)中包含了同性戀和異性戀兩種性傾向的能力。福特和比奇在暗

示同性戀先天性的同時，將它視為與異性戀并行的正常性愛表達方式，并對精神病醫(yī)生具有的干涉權力提出了質(zhì)疑。

從精神衛(wèi)生角度研究同性戀正常性的先鋒是心理學家艾弗倫·胡克博士。胡克比較了30名已經(jīng)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性傾向的同性戀者和30名在職業(yè)背景和智力狀況方面條件相近的異性戀者的心理狀態(tài)，發(fā)現(xiàn)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程度絲毫不亞于異性戀者，老練的精神病學家根本無法將兩者區(qū)分開來。

她因此得出結論：同性戀的“病態(tài)”其實是社會壓制的結果。

金賽、福特、比奇和胡克等人從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出發(fā)，嚴厲質(zhì)疑了同性戀病理化的醫(yī)學根據(jù)，但精神病學的理論基礎也同時受到了嚴重挑戰(zhàn)。具有醫(yī)科學歷的法國思想家米歇(轉 載于:www.zuancaijixie.com 蒲公 英文摘:歷史同性)爾·�？略凇动偘d與文明》一書中指出，醫(yī)學賦予醫(yī)生定義疾病的權力，精神病家從自己所處的正常狀態(tài)出發(fā)，將偏離這種狀態(tài)的人定為患者；殊不知，常人世界從“患者”看來也是偏離正常的。所謂“正�！钡臉藴适窍鄬Φ模�而不一定是對事實的客觀反映。福柯在《性史》中指出，歷史上本來只有與同性發(fā)生性行為的人，醫(yī)學專家人為建構起來“同性戀”概念，并貼上情緒不穩(wěn)、墮落等特征標簽。這樣一來，人們用這些不良特征來看同性戀，產(chǎn)生反感甚至仇恨，從而導致了對同性戀人群的壓制與迫害。薩斯認為，醫(yī)生治療同性戀，貌似人道，實質(zhì)上承襲了牧師和警察的衣缽，同性戀者卸下道德和法律枷鎖的同時，卻被套上了科學的鐐銬。社會建構主義對于正統(tǒng)理論的顛覆和反叛也成為酷兒理論的基礎。

1968年，美國社會學學會發(fā)布聲明，要求社會消除對同性戀者的歧視，這是第一個為同性戀者權益呼吁的學術團體。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經(jīng)過對有關同性戀病理化/正常性研究的仔細審查與比較，做出將同性戀剔除出疾病分類的決定，美國心理學會也于次年做出了類似決定。當時的《疾病分類與統(tǒng)計手冊》僅保留“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條款，仍將心理狀態(tài)不佳的同性戀者視為醫(yī)療對象，但這一分類后來也被取消。

1992年，聯(lián)合國衛(wèi)生組織將同性戀剔除出疾病分類，標志著同性戀正常性完全受到了國際醫(yī)學界的確認，美國精神病學會、美國心理學會、英國心理學會和澳大利亞心理學會等還發(fā)表公開聲明，反對“治療”同性戀。90年代初，生物與醫(yī)學研究技術的進步將同性戀先天性研究提上了日程。其中有關前下丘腦間隙核的大小和染色體研究直接探求同性戀的生物成因，針對女同性戀者的耳波研究和手指長短比較則通過相關性探討來試圖為同性戀先天性提供佐證。為了排除后天環(huán)境對性傾向形成的可能影響，英國學者比較了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在驚愕反應方面存在的差異。雖然這些研究的結論還需受到重復實驗的確認�？梢哉f，有關同性戀先天性的研究仍處于起步。

隨著同性戀者的日益曝光和同性戀研究的發(fā)展，原被視為恐同主義大本營的精神分析學界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根本變革。1998年底，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召開研討會，全面檢討了精神分析學界近百年來對于同性戀病態(tài)說的促成和在歧視同性戀方面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這標志著精神分析學與同性戀病理說的徹底決裂。

正常性的確立為同性戀研究打開了大門，而80年代中期爆發(fā)的艾滋病使同性戀人群加緊了社區(qū)與學術界的聯(lián)系，探討行為、健康、伴侶關系以至法律權益和同性婚姻等議題。實事求是和不為陳見左右的科學道德使學術界成為同性戀人群的堅定支持者。最近幾年來，美國佛蒙特州和加州開始承認同性伴侶關系，美國最高法院全面取締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懲罰，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卑詩省實施，歐盟議會要求各國法律承認同性伴侶，這些進展與學術界人士的支持性參與是分不開的。

我國各地區(qū)、各個年齡層次、各個職業(yè)人群都普遍存在同性戀人群，近一半以上居住在大城市，可能是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大城市普遍有更多的機遇，而且大城市相對于農(nóng)村思想觀念更加開放，更加能包容同性戀人群。邊遠地區(qū)的同性戀因為所在地區(qū)交往不便，更容易感到家里、周邊環(huán)境的壓力，跑到城市來。80%的同性戀發(fā)現(xiàn)自己是同性戀就能接受自己，而超過10%的同性戀者本身也會因為社會與家庭的觀念影響，無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戀的現(xiàn)實，選擇逃避或接受心理輔導。正因為網(wǎng)絡是超過60%同性戀者結交同性戀朋友的方式，因此本文引用目前網(wǎng)絡微博的部分內(nèi)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在一些國家或地區(qū)已經(jīng)批準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同性伴侶民事結合，它們是荷蘭、丹麥、比利時、加拿大、芬蘭、德國、法國、英國、挪威、冰島、瑞典、格陵蘭、巴西、捷克、斯洛伐克、烏拉圭、美國等國家。而在中國，同性戀目前面對困難的處境：一方面，由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特別強調(diào)生育，而同性戀不可能生育，就被這些人視為沒有價值或者是一種不幸。我國學術界認為崇尚生育的傳統(tǒng)文化是我國社會歧視或反對同性愛現(xiàn)象/人群的淵源和基礎�！安恍⒂腥�，無后為大”、“多子多�！钡葌鹘y(tǒng)思想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但是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子孫的繁衍？還是平等的自由感情和一生的結合？如果同性戀因為無法繁衍后代而不允許結婚的話，那么超過50歲以上的老年人的男女異性婚姻是不是也被禁止呢？其次，由于大眾普遍對同性戀的無知和誤解，往往同性戀關系被視為道德敗壞。甚至有孫海英等名人站出來公開反對同性戀，認為同性戀是犯罪。近一半同性戀的性觀念還是中間的，近五成同性戀從來沒有一夜情，八成多同性戀與異性交往無障礙。可見，同性戀并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是受西方性解放思想的影響，思想道德敗壞，或者是被異性傷害拋棄而產(chǎn)生的變態(tài)心理，并非社會上所說的一夜情泛濫，甚至說是犯罪。再次，中國人普遍有從眾心理，努力使自己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是不能接受有人會跟自己不一樣。但是每個人都是唯一的獨特的不同的，不只在同性戀這個問題上，在很多事情上每個人看法都是不一致的。雖然同性戀對于主流文化說是少數(shù)人群，但是少數(shù)人群就要受到排擠打壓甚至歧視嗎？同性戀人群雖然在人數(shù)上占一小部分(3%~5%)，但是他們其實就可能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的子女、同事、朋友，他們同樣在你身邊為這個家庭、國家做著自己的貢獻。

在中國，同性戀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同性戀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遭受歧視，調(diào)查中總共有八成多同性戀認為中國同性戀的處境是弱勢群體，嚴重的歧視與不公。面對現(xiàn)實的壓力，同性戀往往隱藏自己的性取向，有的甚至走入異性婚姻。據(jù)張北川教授估計約有1000萬中國女性嫁給了男同性戀者，并且有80%~90%的男同性戀者正在打算結婚或已經(jīng)結婚。目前保守的估計，國內(nèi)的“同妻”(注：因社會文化壓力等原因，許多性取向為同性戀的男人與異性結婚，他們的妻子被稱為同妻)人數(shù)不少于1000萬。同性戀者違背自身性取向，違背“夫妻相互忠實的義務”，背著“欺騙”、“不忠誠”的罵名走入異性婚姻，不僅對自己造

成傷害，而且也侵犯了配偶的知情權、配偶權甚至健康權。著名性社會學家劉達臨教授等據(jù)其調(diào)查結果指出，中國90%以上的男同(含男雙性愛者等)已經(jīng)或?qū)�會與異性結婚，而他們的異性伴侶卻并不知道實情，這就形成了兩個情感畸形的婚姻家庭。當異性伴侶得知實情后，可能會引發(fā)悲劇的產(chǎn)生。2012年6月15日凌晨，成都某高校外國語學院韓語教師、剛考取博士研究生的羅某，因無法接受自己作為一個同妻的事實，從科華南路一座公寓的13樓墜下，當場身亡。這是同妻的極端例子。張北川說，當前中國有關性取向和性別弱勢人群的政治、法律環(huán)境，不僅與發(fā)達國家相距遙遠，也明顯不如南非、巴西等新興大國，甚至落后于古巴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同性愛者所處人權環(huán)境之惡劣，讓科學與博愛痛心和恥辱；而同妻遭遇的不幸，同樣讓平等與自由神傷和蒙羞。

李銀河說，我們不僅落后于歐美，而且落后于非洲國家了。春晚的“找力宏”事件之所以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臺灣電視連續(xù)劇《兩個爸爸》的熱播，都顯示出了同性戀這個群體廣泛的群眾基礎。2013年1月30日下午北京平谷，兩名老年男同性戀者在支持者的鑒證下舉行“婚禮”。兩人還在微博上積極發(fā)布信息，尋求網(wǎng)友支持，并反駁部分身邊人和網(wǎng)友的歧視看法：“我們兩個老頭相愛了�！�2013年2月25日北京有一對女同性戀欲結婚登記遭拒，隨后廣州女同性戀人欲登記結婚遭拒，此次調(diào)查顯示，84.69%的被調(diào)查者支持中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如果中國通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有50.43%的被調(diào)查者表明會立即注冊申請結婚。但是鑒于目前中國同性戀婚姻還未合法化現(xiàn)實，超過30%的同性戀者不會對任何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五成的同性戀目前最大的煩惱是社會和父母不能接受自己，49.89%會考慮形式婚姻，4.24%目前已經(jīng)是形式婚姻。形式婚姻是一個男同性戀與一個女同性戀結婚，給父母家人社會一個交代，雖然婚姻受國家法律保護，實際上就是一場戲，夫妻間沒有性關系，雙方在生理和人格上保持獨立，這樣的婚姻往往因為經(jīng)濟、孩子等諸多問題產(chǎn)生矛盾分歧。有42.56%調(diào)查者希望自己能和相愛的同性戀伴侶共度一生。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的今天，我們應該尊重每一個人，支持同性婚姻，這也是體現(xiàn)中國人權進步的標志。

近年來，作為社會學知名性學專家李銀河幾乎每屆兩會期間都會公開邀請人大代表能夠幫忙提交或吸收相關議案，卻始終沒有得到回應。李銀河在同性婚姻提案中提出，中國允許同性婚姻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可以使同性婚姻得到法律保障，并可以減少與其他同性間短期性關系，減少性病傳播幾率，同時也是控制人口的手段之一。2013年2月16日，李銀河曾公開呼吁今年兩會期間能有代表提交和附議該議案。此后，一直從事同性戀群體公益工作的梁文輝在微博上@了多位較為活躍的全國人大代表，但未有回復。最近，百余位同性戀父母又聯(lián)名公開致信全國人大代表呼吁修改《婚姻法》，希望同性戀者能擁有平等的婚姻權利。受此啟發(fā)，梁文輝決定通過寄信的方式“希望會有回音”，經(jīng)過一天一夜搜索，終于找到百名全國人大代表的辦公地址。對于寄信的回復率，梁文輝表示有一定的擔心，“有一封回復都是希望，我們主要還是希望通過行動讓人大代表對此問題給予關注�！毕＠�里說，同性戀人群“是完全平等的公民，享有公民權??包括婚姻權”。她表態(tài)，“從個人及政策法律角度”支持同性婚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也公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這體現(xiàn)一個公民基本的人權。指導AIDS防治工作反歧視的政策背景與人權理念有關。我國學術界已從反歧視和人權建設的角度明確提出這一問題。在當今這個自我權利早已推崇的社會，我們卻用著自己的力量去干涉別人的私人生活，而且不受法律制裁，我們認為這是有悖

歷史同性篇三：論中國古代同性戀書寫歷史發(fā)展

雖然同性戀現(xiàn)象在古代中國始終存在，但與其說它是與異性戀相對的性向選擇，倒不如說它（多數(shù)時候）是異性性生活的補充。因為在古代中國，同性戀者中主動方的社會地位、經(jīng)濟地位一般高于被動方，處于二者權力關系的上峰，對后者有絕對支配權。他們大多具有雙性戀傾向，如皇帝大臣、富商士人等。而被動者多是歌童伶人平民之流，在男子霸權社會中，實際扮演著受強勢男人性壓迫、性侵犯和性交易的角色�，F(xiàn)代意義上平等的同性戀在中國古代只占極少數(shù)，中國古代男風究其本質(zhì)而言實際上是一種“亞異性戀”。

因而自先秦《左傳》、《戰(zhàn)國策》到大漢《史記》、《漢書》以及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典籍中的同性戀記載多是皇親貴胄與男寵嬖臣間的故事，如衛(wèi)靈公與男寵彌子瑕、漢哀帝和董賢間后世用于指代同性戀的“分桃”“斷袖”的典故，此外還有漢武帝的嬖臣韓嫣、李延年等。在這些作品中，被動方的命運大多是由受寵到顯貴，最后卻只得橫死的下場，他們大多不過是是指控君王荒淫無道的陪襯或?qū)ω�臣借君主寵愛干預朝政的警示。

相較于正統(tǒng)史籍，純文學創(chuàng)作里的同性戀書寫則旖旎許多。從《越人歌》和詩經(jīng)中《狡童》的朦朧情愫到魏晉《世說新語》中對男色之美的不吝贊美，可以得知人們對男性的審美意識已經(jīng)蘇醒。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那個唯美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人們不僅陶醉于山水、花鳥、田園之美，更傾心于大自然最杰出的的造物——人之美，于是“人物品藻”之風盛行，具體可見于《世說新語》中比比皆是的對名士的儀容評議。以致梁朝全勝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做棋子方褥，憑斑絲隠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任情率性的時風和對男子審美風氣的流行，為同性間由相互欣賞到相互愛憐提供了絕好的溫床。在梁朝詩人徐陵所編的《玉臺新詠》就收錄了許多吟詠孌童之美的艷詩，如阮籍的《詠懷》、張翰的《周小史》等，里面極近對男色描繪的柔靡之詞，如《詠懷》中出現(xiàn)的后世廣泛用于修飾嬖人的“繁華”一詞等。除了嬖童，士人群體間的同性戀現(xiàn)象也有不少，如南朝詩人庾信就曾因忍受不了同性情人王紹對他的冷淡怒不可遏，當眾羞辱那薄情之人。不過這種男風之好其實并未被當做一種愛情取向認真對待，在時人看來，不過是類似于嗜竹狎梅的君子的雅癖罷了。

由于“自咸寧、太康之后，男寵大興，甚于女色”，魏晉迎來了同性戀書寫的第一個高潮，可是在唐宋兩代卻進入了斷裂期，同性戀現(xiàn)象很少見諸于史料記載和文學作品的描寫。也許是忙于建功立業(yè)的大唐士人們不屑于寫，又或是陽剛奮發(fā)、恢弘的時代風氣抑制了這些柔靡的愛好，不過我們還是能從浩如煙海的詩山文海中找到同性愛的隱秘蹤跡，如唐代最著名的歌詠孌童的詩歌李賀的《秦宮詩并序》，對人、物、景的情態(tài)色彩極近描繪渲染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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