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筆下的鄉(xiāng)村_莫言的鄉(xiāng)村經(jīng)驗

        發(fā)布時間:2020-03-17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他走出了山東高密,可故鄉(xiāng)卻總是在他的筆汨汨而出。他希望回歸到民間,以自己的家園為故事載體,從中國偉大的敘事文學傳統(tǒng)中汲取養(yǎng)分。      “索爾仁尼琴我覺得他依然是缺少自我拷問的精神,他一直在控訴,他有勇氣來向前蘇聯(lián)巨大的黨派和政治挑戰(zhàn),但他也沒有拷問他自己,他寫《古拉格群島》和《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都是如此。我們張賢亮的文學作品也是在索爾仁尼琴的水平上!睂τ谇疤K聯(lián)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敢直言批評。
          莫言有這樣的底氣,他總是精力超級旺盛,40多天寫出《生死疲勞》的傳奇讓人咋舌。長篇如此,中篇更不在話下。他在中篇小說中表現(xiàn)著不同方面的自己,或質(zhì)樸、或幽默、或殘酷、或悲壯,不過,你在他的作品中聞到最多的氣息還是來自鄉(xiāng)村。他走出了山東高密,可故鄉(xiāng)卻總是在他的筆端汩汩而出。他希望回歸民間,以自己的家園為故事載體,從中國偉大的敘事文學傳統(tǒng)中汲取養(yǎng)分。高密鄉(xiāng):中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
          《南風窗》:現(xiàn)在有多長時間住在高密?馬原對我說他一離開西藏基本上就寫不出來了,離開高密的話,您的寫作是否會受影響?
          奠言:主要住在北京,就是到春節(jié)的時候到高密住一會。原來夫人和孩子住在高密,在高密住的時間會長一些。
          《南風窗》:在高密,我知道您小時候,家里是上中農(nóng)成分,應該說家庭狀況是可以的。連領救濟糧的資格都沒有。可是,您曾在桌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別人家討餃子,為什么會這樣?是三年自然災害?
          莫言:是的,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特別困難。而且,當時60年代、70年代的農(nóng)村搞階級斗爭,中農(nóng)在理論上是團結(jié)的對象,但事實上中農(nóng)的孩子不太可能入黨。除此之外,中農(nóng)跟貧農(nóng)在生活上差不多,一起在人民公社、大隊里勞動,勞動工分的多少只占你分配額組成部分的30%,哪怕你一點工分沒掙,你也能拿到70%的分配額,其實也就是一種普遍的貧困。
          《南風窗》:12歲的時候“文革”爆發(fā)了,您以放牛割草為業(yè)?當時放牛的時候就開始閱讀中國古典小說?
          奠言:“文革”開始時我小學五年級,很小,也就十一二歲,參加集體勞動也不夠格,只能放羊、放牛。在勞動間隙時也看書,村子里多半還是古典文學,《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都有,這是每家每戶的個人財產(chǎn),也不可能把這些書都給燒了。在學校里,老師還有一些紅色經(jīng)典小說,像《林海雪原》、《紅巖》,也多多少少讀了一點。其實我讀得多的還是課本。我二哥上過中學,我大哥正在華東師范大學讀中文系,他們手上有中學6年全套的教材,我拿來后翻來覆去地讀,這些書對我?guī)椭艽蟆?
          《南風窗》:什么時候開始讀到美國作家威廉??思{和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并喜歡上他們的呢?是否從那時起,您定下了一個寫作目標:讓自己寫作的高密鄉(xiāng)成為中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
          莫言:1984年我第一次讀到福克納的小說,讀馬爾克斯的可能晚一些。1984年我考入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文學系,當時買過一套書,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作品選》,那里收了福克納的短篇《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1985年底左右讀到《喧嘩與騷動》。
          初學寫作的時候讀過不少作家的書,當然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福克納,?思{半真實半虛構(gòu)地刻畫了一個名叫“約克納帕塔法”的縣,這種由他開創(chuàng)的以一個半真半假的地域為核心創(chuàng)作系列小說的模式讓我深受啟發(fā)。?思{宣稱自己要終生寫“郵票大小的一塊地方”,后來我的小說里就出現(xiàn)了一個高密東北鄉(xiāng),算是向他偷師的結(jié)果。馬爾克斯實際上也是?思{的學生,他寫的馬貢多村莊顯然也受到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啟發(fā)。當然,馬爾克斯的魔幻、極度的夸張、超現(xiàn)實對我影響也很大,主要還是激活了過去的記憶,這是不可否認的。
          
          從小說到電影
          
          《南風窗》:您從1985年發(fā)表第一部中篇《透明的紅蘿卜》,到后來的《紅高粱》、《紅樹林》、《紅耳朵》、《紅蝗》,對紅色為什么情有獨鐘?
          莫言:最初的一部與紅色有關的小說是《透明的紅蘿卜》,直到寫到《紅蝗》的時候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用了那么多的紅色,后來我看到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叫《聲色犬馬》,分析了我小說中頻頻出現(xiàn)的紅色,反而讓我以后注意了不要老重復自己,重復紅色。
          《南風窗》:談到《紅高粱》不可能不談電影,我看到文章,說張藝謀找到您來談改編《紅高粱》的時候,您感覺這個人像個農(nóng)民,是這樣的嗎?
          莫言:那是1986年,我發(fā)表《紅高粱》之后不久,還在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上學,還沒有畢業(yè)。他剛從陜西的《老井》外景地回來,就跑到我學校的宿舍里來了,很樸實,現(xiàn)在張藝謀也比較樸實。
          《南風窗》;后來又給張藝謀寫了《幸福時光》,后來出版的就是中篇小說《師父越來越幽默》,這個故事和您的風格似乎不太一樣,是張藝謀定的題目嗎?
          奠言:小說和電影的關系你說反了。張藝謀是根據(jù)我的中篇小說《師父越來越幽默》改編的電影,小說和電影后來完全沒有關系。我沒參加改編。張藝謀看了我的小說又覺得不錯,廣西的作家鬼予擔任了編劇,所以后來他電影上寫的是“取材自莫言的小說”,實際上取材也算不上。我寫的是一個老工人即將退休的時候突然下崗,生活沒有著落,后來他的徒弟們想了一個特鬼的主意,在一個風景名勝區(qū),用―個公共汽車廢舊的車殼子做了一個休閑小屋,專門接待情侶,這是一個挺荒誕的故事。
          《南風窗》:真正幽默的可能是您的中篇《三十年前的一場長跑比賽》,格非也非常喜歡這篇小說。怎么會去寫這樣一個中篇的?
          奠言:那是《豐乳肥臀》受到批評之后,我擱筆兩年,重新拿起筆寫的一批作品中的一篇。生活經(jīng)驗當然也在里面起作用,我家那邊有一個解放初期成立的國營農(nóng)場,這個農(nóng)場把我們周圍的5個村莊都劃在里面。那里也是山東省右派改造的地方,某某日報的總編、醫(yī)學院學生中的;ㄓ遗伞⑹◇w操隊的跳高冠軍全都在那地方。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每年“五?一”都開農(nóng)場的運動會,所有的冠軍都會給農(nóng)場的孩子拿去。當時的跳高冠軍可以跳過一米八,在60年代,在那樣一個偏僻的鄉(xiāng)村,這是多么驚人的成績!余華寫一個鄉(xiāng)村教師可以扣籃,那是他瞎吹的,我們那兒農(nóng)場的人可是真能扣籃,因為他們原本都是省里的運動健將,等于是發(fā)配到這里來了。
          《南風窗》:除此之外,您還有好幾部小說給改編成電影,包括嚴浩的《太陽有耳》、霍建起的《暖》(改編自《白狗秋千架》),您有參與編劇嗎?您覺得他們的改編有沒有讓您滿意?
          奠言:《太陽有耳》我參與了編劇,當然香港方面也有幾個人一起參與,寫了好幾稿。我覺得也不成功,我的很多想法和導演差距太大,最后我就退出了。當然他基本上還是按照我原來的脈絡拍的。霍建起的《暖》我也參加討論了,編劇是霍建起的夫人,我參加了編劇,一些很關鍵的細節(jié)也幫他們想了,這個我也沒署名,但是不錯,基本上按照我原作來拍的。《幸福時光》和我的小說可以說一點沒關系。
          
          從民間文化里搜取資源
          
          《南風窗》:您的章回體小說《生死疲勞》采取了“輪曰”的形式,《四十一炮》里也是羅小通在五通神廟里向蘭大和尚講故事,佛教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莫言:佛教其實已經(jīng)在我們?nèi)粘I钪械奈幕蚶锪?即便你在農(nóng)村從來沒有進過廟,即便你―個字也不認識,觀念里還是有佛教的東西,這是從長輩的教育、戲曲里得來的。寫《生死疲勞》之前我也在想,我怎么結(jié)構(gòu)這個小說,像《艷陽天》、《創(chuàng)業(yè)史》這樣來寫?又會寫得非常非常的長。有一次我去承德,在一個廟里看,看到壁畫上有六道輪回的內(nèi)容,突然心里一亮,這是一個很好的結(jié)構(gòu)框架。而且我想到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動物出場來講話就覺得很有趣。
          《南風窗》:喜歡中國古典神魔小說嗎?小時候是不是也聽了大量的說書?
          奠富:早期在農(nóng)村的時候看《封神演義》、《聊齋志異》等等,這些小說并不僅僅在閱讀層面上對我有影響,它們是民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民間的故事也是《聊齋志異》等古典神魔小說的源頭。讀完《聊齋》,我會發(fā)現(xiàn),很多故事其實我很早以前就聽過了,可能在田間,也可能從―個說書先生的口中。
          《南風窗》:在一次演講時,您提到了自己要學會“撤退”,怎么個撤退法?
          莫言:我說“撤退”也是一種作家的術(shù)語,不是軍事術(shù)語理解的那樣。實際上我的意思是從民間文化里搜取資源,在個人經(jīng)驗里尋找創(chuàng)作的靈感,這是我從1987年開始非常明確的追求。到了《檀香刑》的時候,我是大踏步地直接把最通俗的戲曲樣式搬到小說中來了。其實,用“撤退”來描述我的立場也不準確,就像時尚一樣,什么叫前衛(wèi),什么叫后衛(wèi)?50年前的中山裝,現(xiàn)在穿就叫前衛(wèi)。如果我們現(xiàn)在穿―個“五四”時期年輕人穿的學生裝、長袍,又變得很后現(xiàn)代了。文學創(chuàng)作也是這樣,無所謂撤退,無所謂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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