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往事劇情【辛亥往事:躲不過的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士兵程正瀛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封建帝制，在隨后的槍炮大作中逐漸崩潰，中國真正開啟了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100年來，每到紀念日，辛亥年的這場革命和那些被歷史淹沒了的人物和細節(jié)總會被人們不斷拿出來重新解讀和反思。這些解讀也總能讓我們更加全面地認知歷史，感知當下。
　　近日，記者訪問了中山大學教授、廣東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林家有。
　　
　　能否不革命？
　　《南風窗》：一個看似偶然的士兵嘩變事件，最終卻讓清政府迅速垮臺。表象背后，辛亥革命發(fā)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林家有：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辛亥革命發(fā)生的主要淵源。不過，真正讓革命興起的要素，還是清政府自身統(tǒng)治政策的失誤。它的政策得罪了幾種人：
　　首先是知識分子。清末實施的新政，有很多致命失誤，其中之一就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這一舉措切斷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通道，又沒有建立新的辦法來吸納人才，無法處理科舉廢除之后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導致知識分子從政府體系內(nèi)游離出去了。滿腔報國熱情，成了反政府的怒氣。
　　其次是立憲派。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歷時數(shù)月，回來之后交了一份報告，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雖好，其前提是西方國家的民眾素質(zhì)比中國高很多，中國人的素質(zhì)還不能夠支持立憲，為此應(yīng)該先搞預(yù)備立憲。預(yù)備立憲是個空架子，期限又很拖拉，這就把立憲派得罪了，康有為代表的文化人士、張謇代表的地方士紳，都因此喪失希望。
　　再次是漢族官員。清政府迫于壓力組建內(nèi)閣，這是立憲的重要標志，卻被稱為“皇族內(nèi)閣”，主要成員都是滿族人，只有三四個閑職給了漢族人，國防、外交、財政等重要的權(quán)力全部握在代表皇族利益的滿人手中。這等于還是皇族集權(quán)的老一套，地方的漢族巡撫、總督都期望通過立憲實現(xiàn)分權(quán)，平衡中央和地方的權(quán)力，“皇族內(nèi)閣”這種不倫不類的敷衍，把廣大的漢族地方官員也得罪了。
　　然后是資本家，他們在保路運動中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清政府把道路收歸國有，不見得是一項錯誤的決策，問題在于此時本國資本家的勢力已經(jīng)成型，回收路權(quán)讓資本家損失很大，于是資本家也成了煽動革命的力量。
　　最后是普通百姓，帝國主義的侵略帶來了數(shù)額巨大的賠款，新政也要錢，沒有錢就通過攤派轉(zhuǎn)嫁到老百姓頭上，不斷地增加稅收，使得老百姓難以生存。
　　 《南風窗》：長期以來史學界和民間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不搞革命，而是讓清政府循序漸進推行改革，可能會建立一個更加成熟的共和政制，由此也可以避免革命巨大的破壞性，以及后來的各種“共和亂象”。您對此怎么理解？
　　林家有：我從不贊成假設(shè)歷史。如果在康乾年間的盛世里能夠接觸外界、自發(fā)改革，是可行的，但到了末期，政府成了帝國主義利益的維護者，一系列失誤又聚集了大量的社會不滿情緒，這時的清政府，本身就成為了矛盾的焦點，再想通過自身的改革來解決矛盾，已經(jīng)不可能了。
　　改革派在和革命派的論戰(zhàn)中敗北，正說明改革已喪盡人心。康梁代表的維新派和孫中山代表的新式知識分子，在流亡日本期間進行了一場大辯論，《民報》和《新民叢報》展開筆戰(zhàn)，各自闡述自己的主張。起初康梁占優(yōu)勢，但在八國聯(lián)軍入侵之后，革命派逐漸占據(jù)了上風，康梁的理論在辯論中失去了市場。
　　這場辯論影響了一大批清政府派到日本去的留學生。原本政府希望他們出國學習回來幫助政府扶大廈于將傾，但在論戰(zhàn)引導下卻成為了革命派，成了政府的掘墓人。
　　回到清政府本身去看，1908年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儀的父親載灃當國，把國家弄得更加烏煙瘴氣，此時的清政府已行將就木，沒有任何改革可以挽救。
　　
　　袁世凱的兩手
　　《南風窗》：辛亥之前的10余年間，革命黨人拋出了許多激烈的宣傳言論，極大調(diào)動了革命情緒。尤其是上海，成為了革命宣傳的橋頭堡。這樣赤裸裸的革命宣傳，竟能在封建帝制國家出現(xiàn)，想來很不可思議。這是否可以按有些人的理解，是清政府當時對言論的寬容？
　　林家有：革命黨人對于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貢獻，正在于言論上的宣傳，宣傳使得革命的理念深植人心，民主共和的訴求成為大勢所趨。
　　宣傳革命很激烈，不是說清末在言論上、政治上有多大的自由度，而是因為上海存在大量的租界。沒有租界的保護，宣傳者一樣難以避免被捕的命運。正因為上海被分割得很零碎，反而讓輿論難以被封閉。
　　當然，清政府對政治反對者看似寬容的態(tài)度，也有現(xiàn)實的考量。比如汪精衛(wèi)，作為孫中山的左臂右膀，一直是充滿魅力的革命宣傳者， 當時一度在民眾中威望很高。在參與刺殺攝政王載灃被捕之后，仍然被放了出來，是因為清政府衡量之后認為，殺掉他的危害可能更大，更加會激起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怒氣。
　　政府對于革命黨人或者煽動革命的人，動不動就殺的情況不算太多，這也是清政府的策略。
　　 《南風窗》：袁世凱是清政府倒臺的決定性力量之一，應(yīng)該怎樣看待革命黨與他的合作？
　　林家有：辛亥革命最大的阻力和變數(shù)不是來自滿人，而是袁世凱和他手下的北洋軍。武昌起義之后，袁世凱大兵壓境，完全有實力一鼓作氣消滅革命軍，但袁世凱沒有這么做，而是邊打邊談，在兩邊都凸顯自己的重要性。
　　革命黨很清楚當時的形勢，對于他們而言，最急切的事情就是讓清政府垮臺，所以決定南北和談，爭取袁世凱倒向革命一邊。袁世凱很聰明，但他沒有任何共和思想，革命黨人過分相信他了。
　　他一上臺，就和梁啟超一同把孫中山邊緣化。梁啟超組織了一個進步黨，控制著國會，行政大權(quán)則握在袁世凱的手里。孫中山組建國民黨贏得國會選舉，但袁世凱不惜用暴力壓制，殺害了宋教仁。
　　二次革命的失敗，孫中山等人再次流亡海外，袁世凱完全掌控了權(quán)力。之后廢除約法，廢除國會，一步一步將民主共和的因素逐漸從國家機器中剔除，最終走向了復(fù)辟帝制。
　　
　　孫中山的偉大與局限
　　《南風窗》：應(yīng)該如何評價孫中山呢？對孫中山的贊美和質(zhì)疑，百年來從來都是相伴相生。
　　林家有：孫中山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從事革命沒有多少自利的因素，都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去考慮。他的妥協(xié)，是因為他認為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建設(shè)，而不是一直破壞。
　　革命了一輩子，事實上他沒有得到多少東西，去世的時候也沒有余財，在上海的住所還是加拿大的華僑買下來送給他的，否則他連房子都買不起�？梢哉f孫中山致力于革命之后，沒有過過一天的好日子，的的確確一生清廉，為了國家民族去搞革命，這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他本人也有局限。作為一個領(lǐng)導人，他的霸氣不夠。南北和談上，他的決策也不夠慎重，有些時候顯得太天真了。后來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一輩子搞革命，到頭來連權(quán)力都不要了，是無法進一步建設(shè)的。所以他自己也說，讓權(quán)給袁世凱，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敗筆。
　　說他在黨內(nèi)搞個人崇拜，這是不客觀的。同盟會本來是一個松散的聯(lián)盟，只能算是初級階段的一個政黨。它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fù)會等留學生組織構(gòu)成，沒有組織、紀律，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辛亥革命后無法駕馭形勢，和同盟會本身的缺點是有關(guān)系的。內(nèi)部有矛盾，也沒有有序解決的規(guī)則和機構(gòu)，演變出來許多宗派，互相不服氣。
　　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孫中山認識到，之所以屢戰(zhàn)屢敗，正是因為同盟會內(nèi)部太過松散，自己的意志得不到貫徹執(zhí)行。因此在他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就要求參加者一定要支持自己，表示效忠，不效忠就不要入黨，這是孫中山總結(jié)以往之后的一種情緒宣示。
　　至于說出讓東北的權(quán)益換取中日同盟，讓日本出兵對抗袁世凱，從而得出孫中山有“賣國”傾向，這是過度解釋的結(jié)果。我去日本看過那些文件的原件，孫中山是希望通過民間與日方接洽，共同搞垮袁世凱，成功之后聘用日本人當軍事顧問，甚至把遼寧、山東等一些地方的開發(fā)權(quán)首先讓給日本。你支持我，我優(yōu)先讓你來參與開發(fā)，這只是一種政治的合作，但主權(quán)并不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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