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道德實踐報告【重建“道德”的路徑】

　　在過去一個多月里，有關廣電總局“限娛令”的熱鬧爭論中，有一條“整改措施”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廣電總局明確要求各大衛(wèi)視綜合頻道“開辦一個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節(jié)目。這可以看成是對執(zhí)政黨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落實。
　　人們往往只把這種行政命令看成是一種外在的道德說教，而很少討論為什么道德建設會成為與娛樂節(jié)目相對立的體現“政治”色彩的手段�；蛘哒f，鞏固執(zhí)政地位與重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什么要憑借道德/倫理的力量？事實上，這恰好呈現了當下“政治”敘述或言說的癥候所在。
　　
　　道德的力量
　　過去的30多年里，從不斷推進的市場化改革與共產黨執(zhí)政合法性之間的沖突到形成一種主流價值觀或社會共識，很大程度上不是沿著經濟崛起和政治民主化的臺灣、韓國等亞洲四小龍之路來實現的，而是依靠執(zhí)政理念的不斷調整和去意識形態(tài)化。
　　關于“政黨政治”的想象也由階級斗爭的工具變成了一種位于不同階層利益的居間“調解”者，暫且不管這種“調解員”的角色是否足夠“中性化”，“政治”的手段已經逐漸變成一種“依法治國”框架下的行政“管理”。
　　在這個意義上，詢喚或重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于此，曾經在“五四”、50~70年代以及80年代都受到激烈批判的“傳統文化”，在新世紀以來不僅成為重塑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告別1840年以來的百年悲情、回歸“復興之路”的文化基礎。
　　面對1990年代激進市場化所帶來的階級分化、社會矛盾加劇等執(zhí)政危機，新世紀以來，執(zhí)政黨新一屆領導人陸續(xù)提出“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帶有儒家倫理色彩的治國理念，并大力提倡“八榮八恥”、“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孝道和感恩文化”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來改善社會風氣，甚至有些地區(qū)把孝道作為公務員考核的重要組成部分。
　　于是，道德建設成為“政治”去意識形態(tài)化之后的重要填充物，在媒體傳播領域，這種道德化的倫理訴求尤為體現在每年歲末中央電視臺都要舉辦的《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和《法治的力量》“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頒獎典禮。有趣的是，“十大法治人物”并非都是法律工作者，而是具有農民工、醫(yī)生、志愿者、好心人、網友等多重身份，如2010年評出的“10年法治人物”中有討工錢的進城農民工、幫父親償還債務的老人和“打虎網友”等，這些獲獎者多帶有“道德悲情”的色彩。也就是說，無論是《感動中國》，還是《法治的力量》都籠罩在一種道德苦情的氛圍中，經常達成臺上、臺下哭成一片的“催人淚下”的效果。
　　在這個意義上，“破鏡重圓”、“匡扶正義”、“人間正道”的實現與其說來自于“法治的力量”，不如說更借重于一種個人化的道德自覺和倫理規(guī)范。這種把社會議題、分歧轉化為一種道德/倫理失序的巧妙做法，確實呼應了多重社會訴求。
　　在最具傳播力和表現力的電視舞臺上，“道德的力量”在暴露社會不公、時代創(chuàng)傷的同時，更如同一�！叭f靈丹”般試圖醫(yī)治、彌合、協調、償還諸種社會留下的傷口、矛盾、縫隙和債務，雖然這并不能從根本上彌合裂痕，卻通過對受眾美好情感的激發(fā)，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治愈傷口的心理作用。而主流意識形態(tài)通過褒獎、彰顯這些道德“勞模”，也找到了一種自我圓滿的言說方式。
　　
　　電視的路徑
　　不過，這種運行的邏輯從位于中國電視體制塔尖的中央電視臺轉移到底部的廣大地方電視臺時，卻不會是順理成章的，對于地方衛(wèi)視而言，多年的殘酷競爭早已鍛造了一個又一個堅定而龐大的以收視率為導向的電視節(jié)目生產制作機制。
　　從1990年代以來電視媒體一直都承擔著雙重角色，外在的政治要求與內里的經濟訴求，這也與六中全會對文化的定位一脈相承，既要“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大力發(fā)展公益性文化事業(yè)”，又要“推動文化產業(yè)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yè)”。
　　也就是說，既要能掙錢，又要政治正確。雖然在嚴肅的精英文化作品創(chuàng)造中，二者存在著深刻的沖突，但在大眾文化領域，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與市場化的大眾文化之間的沖突、錯位卻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過去幾年里，電視劇領域的情形就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相比八九十年代官方推動的主旋律往往不具有市場效應，如1990年代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通常需要下達紅頭文件來組織觀看，或者說無法獲得在市場經濟內部以都市小資、白領、中產為主的主流消費群體的認可，近幾年來最大的變化在于，外在的政治要求和內在的市場需求“并軌”了，也就是說主流消費群體與主流論述之間達成了某種共識。
　　如新世紀以來最為重要的文化現象就是紅色題材影視劇的熱播，不僅有《激情燃燒的歲月》、《歷史的天空》、《亮劍》等講述“泥腿子將軍”傳奇經歷的新革命歷史劇，又有《暗算》、《潛伏》、《黎明之前》等講述“無名英雄”堅持信仰的諜戰(zhàn)劇。與政府投資扶持的主旋律不同，這些熱播劇大多是民營公司根據市場需求投資拍攝的。從這些電視劇中可以看出英雄情懷、個人奮斗、國家認同、信仰忠貞等主流價值觀或共識的形成。這種既講述了主旋律故事，又實現了市場價值的影視劇，也被認為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當然，與這些虛構的電視劇不一樣的是，諸如《非誠勿擾》之類的紀實性節(jié)目追求市場效益和政治正確的統一，顯然有更大的難度，但卻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過去的30多年里，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政治”與“市場”的關系從來都是相互支撐、互為利益的共同體，而“限娛令”、禁播令等行政干預不過是兩者之間微妙的分歧，并非實質性的矛盾。這種“行政資源”與“市場機制”的相結合正是闡釋當下中國經濟崛起的“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
　　也因此，對于中國的電視業(yè)來說，從某種程度上講，“限娛令”更像經濟領域的“宏觀調控”，用“看得見的手”對“看不見的手”進行行政干預，這雖讓人煩惱，影響掙錢，卻也很可能會有利于電視媒體從收視率的緊箍咒中抽身半步，用心去探索一條嶄新的道路，而其成功者，也就會成長為真正一流的擁有公共權威的電視傳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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