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民宰相”_平民宰相

　　2010年6月4日，曾擔任鳩山內閣副首相的菅直人接替鳩山由紀夫出任民主黨新黨首并就任日本戰(zhàn)后第94任、第61位首相。在日本政壇摸爬滾打整整30年的菅直人終于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頂峰。菅直人是民主黨實現(xiàn)歷史性政權更替后推出的第二位首相，也是日本國民在連續(xù)經歷14年的“世襲議員首相”時代后迎來的又一位“平民宰相”。
　　
　　出身“草根”的平民政治家
　　
　　戰(zhàn)后日本政治“世襲”現(xiàn)象嚴重，首相多出自政治世家，“子承父業(yè)”、“兄終弟及”屢見不鮮。菅直人則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他1946年10月10日出生于山口縣一個普通工薪家庭，其父任職于一家玻璃公司，后因工作調動而遷往東京都三鷹市落戶。平民出身沒有給菅直人提供優(yōu)于他人的“起跑線”，但在日本國民日益厭倦“世襲”政治的情況下，卻成為他獲取民意支持的“金字招牌”。菅直人一向強調自身的“草根”屬性以獲取普通民眾的認同和支持。在當選黨首、首相的前夜，菅直人在競選演講中強調，“我生長在一個普通工薪家庭，沒有特殊社會關系，如果像我這樣背景普通的人能擔負起首相的重大職責，對日本政治來說將是件相當積極的事”。在奧巴馬成為“美國夢”傳奇人物的今天，菅直人的身份背景和宣傳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日本國民的胃口，為其贏得了高支持率的“開門紅”。
　　
　　曲折的從政之路
　　
　　菅直人的從政之路并非一帆風順，“草根”之謂確有來由。20世紀70年代正是日本經濟高速發(fā)展的瓶頸期，社會分配不公，環(huán)境破壞嚴重，不同階層尖銳對立，學生運動也接連不斷。就讀東京工業(yè)大學的菅直人表現(xiàn)出高度的政治熱情和才能。他參與組織了“全國學校改革推進會議”并成為其主要領導人。大學畢業(yè)后，菅直人曾經歷了短期的職業(yè)徘徊。他考取了專利代理律師資格，幫別人辦理各種專利手續(xù)。他本人也發(fā)明了一種計算麻將分數(shù)的計算器并獲得專利。菅直人曾將此專利提交給任天堂等電子游戲制造商，但未獲企業(yè)投資。他后來笑稱，如當年一切順利，自己很可能已成為像比爾?蓋茨那樣的富翁，但發(fā)明無人問津，只好決定從政。盡管沒有可利用的家庭資源，但頗具政治天賦的菅直人深諳如何化劣勢為優(yōu)勢，他出身平民，從政起點也從市民運動開始。菅直人參與了改善居住環(huán)境的市民權利運動，并從中積累了最初的從政經驗。1974年第十屆參院選舉之際，28歲的菅直人出任著名婦女運動活動家市川房枝的選舉事務局長并成功助其當選參議員。小試牛刀獲得成功后，菅直人顯示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毅然決定角逐眾議院議員席位。1976年，30歲的菅直人在沒有任何政黨支持的情況下首次競選眾議員即慘遭敗績。次年，菅直人與脫離社會黨的江田三郎一起組建“社會市民聯(lián)合”(后改為“社會民主聯(lián)合”)，但在1977年和1979年又兩度敗選。這些挫折并沒有澆滅菅直人的從政熱情，他憑著一股鍥而不舍的“草根精神”，終于在1980年如愿當選眾議員，正式開始了政治生涯。飽含挫折的從政經歷無疑是一筆寶貴財富，它令菅直人能以更大的韌性與耐心去應對此后的政治變動和起落沉浮，最終使他一步步登上政壇中心并站穩(wěn)腳跟。
　　
　　“反官僚”的政治明星
　　
　　1996年，橋本龍?zhí)�郎�?lián)合政權誕生，50歲的菅直人被任命為厚生大臣。當時，因使用不潔血液制劑感染艾滋病毒的問題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該事件的起因是1976年日本政府允許來自美國的某血清制劑上市，但由于該制劑帶有艾滋病毒，使許多白血病患者受到感染。1982年，在美國媒體廣泛報道出現(xiàn)死亡病例后，日本政府及有關藥廠卻堅稱此事與制劑無關，延誤了制劑回收，導致日本1600多人感染艾滋病毒，至今有400多人死亡。剛上任的菅直人與試圖撇清行政責任的厚生省官僚展開拉鋸戰(zhàn)，搜查并公開了官員們敷衍塞責的證據，并宣布政府為此負責，向受害者道歉。由此全國嘩然，日本政府和藥廠成為被告，并在和解之后向受害者支付了高額賠償。菅直人面對死者遺像下跪合掌、公開謝罪的鏡頭出現(xiàn)在全國觀眾面前，不僅令國民首次看到了“民告官”的勝利，也給為民請命的菅直人帶來了極高聲譽和重要政治資本，使其一躍成為日本版的“包青天”，在民調中多次被評為“最理想的首相人選”。這一政治經歷也為菅直人在政治活動中貫徹“反官僚”姿態(tài)和堅持平民立場奠定了基礎。
　　
　　民主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領導者
　　
　　1996年，為打破自民黨主導聯(lián)合政權、小型政黨前景不妙的局面，聲望如日中天的菅直人果斷脫離先驅新黨，與鳩山由紀夫一起創(chuàng)建民主黨并共同擔任黨首。鳩山主管黨務，菅直人主管政務并一度留任厚生大臣。民主黨由此一躍成為僅次于自民黨和新進黨的第三大黨，菅直人也進入其政治生涯的“黃金時期”。菅直人同鳩山在黨的發(fā)展方面有不同看法。鳩山認為民主黨不應簡單合并原有政黨，更強調政治家個人參與的重要性，而菅直人更重視將民主黨打造為日本兩大政黨格局中的一極，表示“前10年致力于發(fā)展反自民黨勢力，后10年要奪取政權”。1998年，民主黨兼并民政黨、新黨友愛等小黨，成立了新的民主黨，在眾參兩院擁有136個議席，成為僅次于自民黨的第二大黨，菅直人任黨首。之后，菅直人在黨內職務幾經變更，但他始終以飽滿的斗志投入與自民黨的國會斗爭，并積極開展黨內斡旋，化解派系矛盾，成為民主黨的政治旗手之一。這一時期菅直人政治活動活躍，始終處在日本政壇的中心位置。他于2003年作為黨首策劃促成了民主黨與小澤一郎的自由黨的合并，為民主黨最終奪取政權奠定了組織基礎。合并后的民主黨實力大增，當年即在眾院選舉中斬獲177個議席，與自民黨力量差距進一步縮小，日本社會驚呼“兩大政黨”時代已經到來。菅直人還在2003年眾院選舉時主導確立了“目標數(shù)值明確、事后可具體驗證”的“政權公約”，為民主黨勝選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為日本確立以政策為中心的選舉作出了重要貢獻。菅直人盡管于2004年由于被誤指漏繳養(yǎng)老金而被迫辭去黨首職務，但作為黨內“三駕馬車”之一，始終為民主黨的內部穩(wěn)定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有志者事竟成
　　
　　2009年8月，民主黨在眾院大選中一舉奪下三分之二席位，終于在成立13年之后實現(xiàn)了“政權更替”的夙愿，菅直人作為黨內元老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鳩山內閣成立后，菅直人成為副首相并兼任國家戰(zhàn)略大臣，主管預算及經濟財政政策、科技政策等，并負責政權公約的落實，在首相臨時代理資格排序中位列第一。但由于民主黨新政權政治改革遭遇阻力，國家戰(zhàn)略機構職責不清，與之有關的立法進展緩慢，菅直人一度處境尷尬，在內閣中缺乏足夠的“存在感”。在他兼任財務大臣后，情形也沒有明顯改觀。這一階段，小澤、鳩山一直深陷金錢政治丑聞，遭到國民輿論強烈批判；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令新政權進退失據、焦頭爛額，民主黨支持率一路下跌，執(zhí)政前景堪憂。此時的菅直人刻意保持低調和沉默。這一方面是由于他自身在客觀上被邊緣化，同時也不排除他有意置身事外、靜 觀待變的可能。事實證明菅直人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在多次民調中支持率領先，并在鳩山、小澤兩巨頭雙雙辭職后，受少壯派的擁戴而成為新任黨首、首相。
　　
　　內政走“第三條道路”，外交回歸現(xiàn)實路線
　　
　　首先，改革官僚政治，建立市民社會。菅直人可謂“從市民運動起家，靠打擊官僚發(fā)家”，對政、官、財勾結的“鐵三角”關系以及官僚主導政策制定、民選政治家被架空的決策體系痛加批判，主張擺脫官僚掣肘，確立“政治主導”原則。2009年6月，菅直人還專程赴倫敦考察英國的政治制度，提出“黨政決策一體化”原則并寫人民主黨政權公約。民主黨上臺后，菅直人明確表示，政權交替后最大目標是要改變政府受官僚支配的不合理政治結構。在擔任鳩山內閣副首相兼財政大臣時，他表示“我不是去做機關領導，而是去做機關中的百姓代表”，并主持壓縮行政開支，選派政治家擔任政府部門前三把手，大力削減官僚權力。由于“菅”在日語中發(fā)音與“官”相同，民間因此戲稱民主黨要上演“草官打真官”。接任首相后，菅直人從現(xiàn)實出發(fā)對官僚的態(tài)度有所緩和，但仍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方針，明確表示將進一步強化“政治主導”，推進行政透明，甄別行政預算，改革行政組織機構和國家公務員制度，打破行政部門各自為政的弊端，禁止官僚退休后到利益團體和企業(yè)任職，打造清廉政治，建立“以市民為中心的社會”。
　　其次，提出新時期經濟發(fā)展的“第三條道路”。菅直人的強項不是經濟，但兼任財務大臣后發(fā)奮學習，潛心研讀經濟學論著并制定了鳩山內閣“經濟增長戰(zhàn)略”，在擔任首相后，他的思路進一步清晰。菅直人認為，以投資公共設施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條道路”在泡沫經濟破滅后已不再適應時代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試圖走以放寬對企業(yè)的限制、鼓勵自由競爭為中心的“第二條道路”。盡管企業(yè)通過大幅裁員從中獲益匪淺，但導致失業(yè)人口增加、民眾生活水平下降、貧富差距拉大、通貨緊縮嚴重。持續(xù)低迷的經濟、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令人日益失去信心的社會保障導致日本社會充滿“閉塞感”。為適應產業(yè)結構調整需要，打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沉悶局面，日本需要探索一攬子解決經濟、財政及社保問題的“第三條道路”，通過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和就業(yè)機會，推動經濟實現(xiàn)正增長。具體而言，通過推動產業(yè)創(chuàng)新，實施科技立國及人才、就業(yè)戰(zhàn)略等擴大內外需求，實現(xiàn)“強大經濟”，到2020財年實現(xiàn)GDP名義增長3％以上、實際增長2％以上；通過收支、財稅改革恢復財政平衡，實現(xiàn)“強大財政”；通過拓展、充實社保事業(yè)拉動內需和經濟增長，并構建“強大社�！�。
　　再次，深化日美同盟關系，積極開展亞洲外交。菅認為日本具有“海洋國家”和“亞洲國家”雙重屬性，應在這一基礎上開展“現(xiàn)實外交”。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一是繼續(xù)深化日美同盟關系。菅表示，日美同盟是支撐日本防衛(wèi)及亞太地區(qū)穩(wěn)定與繁榮的“國際社會公共財產”，新內閣將履行鳩山內閣5月在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上同美方達成的共識，并繼續(xù)致力于減輕沖繩負擔。營直人就任首相后立即同奧巴馬通電話，并選擇加拿大G8峰會為其首次出訪，體現(xiàn)了對日美關系的重視。這表明，在吸取了鳩山內閣時期對美關系“碰壁”的教訓后，民主黨政權的對美政策由“對等”理想開始向現(xiàn)實回調。二是加強同亞洲國家的關系。菅直人主張強化與亞洲鄰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致力于構筑東亞共同體。深化日中戰(zhàn)略互惠關系；構筑日韓面向未來的伙伴關系；從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推進日俄關系，在解決北方領土問題的基礎上締結日俄和平友好條約；進一步擴展與東南亞國家和印度的合作等。三是積極應對全球及地區(qū)性問題。菅直人主張在應對氣候變化、保持生物多樣性、實現(xiàn)無核世界、援助阿富汗及推動非洲發(fā)展、實現(xiàn)千年發(fā)展目標等全球性課題上發(fā)揮主導作用。在涉朝問題上，全面支持韓國政府在“天安”號事件上的立場，并與國際社會一道妥善應對。一攬子解決日朝綁架、核及導彈等問題，清算不幸歷史，致力于日朝關系正�；�。在伊核問題上，尋求通過和平方式和外交途徑妥善解決。
　　
　　積極推動日中友好交流
　　
　　菅直人重視發(fā)展中日關系，與中國交流的歷史較長。早在1984年中國國慶35周年之際，菅直人即作為3000名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團的一員訪華，并與時任全國青聯(lián)主席的胡錦濤總書記見面。在擔任民主黨領導人后，菅直人多次來訪并受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1999年來訪時還專程赴盧溝橋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敬獻花籃，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提議中日雙方就歷史問題進行共同研究，爭取達成共識并發(fā)展面向未來的友好合作關系。在2003年“非典”肆虐時，菅直人率民主黨代表團訪華，并表示中日應放眼長遠，求同存異，加強交流與互信，并共同推進東亞合作。菅直人認為黨際交流對推動中日合作意義重大，兩黨除政治交流外，還應在東北亞安全、節(jié)能環(huán)保、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方面加強對話與合作。在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于2006年建立交流機制后，菅直人出任日方召集人，并積極籌劃和參與了前兩次會議。菅直人當選首相后即表示將繼承鳩山內閣外交路線，繼續(xù)推進日中戰(zhàn)略互惠關系，并在國會質詢中明確表示任內不參拜靖國神社。另一方面，盡管菅直人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表示希望中國盡早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但他也曾表示大陸應允許臺灣應加入聯(lián)合國，還在卸任民主黨領導人期間訪臺灣并會見陳水扁。菅直人日前還稱在日美軍基地可對中國軍力形成遏制，也表明其對中國發(fā)展還有疑慮。
　　
　　(責任編輯：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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