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夢里和死人說話 [文潔若:我經(jīng)常在夢里和蕭乾說話兒]

        發(fā)布時間:2020-03-20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今年6月中旬,上海召開了《尤利西斯》國際研討會。翻譯者之一的蕭乾先生,已經(jīng)故去五載,這個研討會只有文潔若獨自前往了。我去采訪的前一天,她剛剛從上海歸來。   77歲的文潔若,看上去也就五六十歲,起碼比實際年齡要小20歲。那天她穿了一件旗袍,頭發(fā)梳得很整齊,還化了淡妝,給人一種雍容華貴的感覺。
          文老祖籍貴州,1927年生于北京,是國民政府駐日本大使文宗海的女兒。7歲那年,她隨家人東渡扶桑,兩年后回到祖國。這位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外文系的高才生,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三聯(lián)書店。50年代初被調(diào)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這里,她認識了和她共度了47個春秋的丈夫蕭乾。
          這次采訪,我想請文老談談她的老伴,談談她心目中的、目光中的、懷念中的丈夫,談談他們相濡以沫近半個世紀的夫妻情。
          我的提問讓文老的思考又回到了47年前,回到了她的少女時代。
          
          沒有賓朋、沒有筵席只有一盆月季花的婚禮
          
          我調(diào)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后,蕭乾也調(diào)到了出版社。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已經(jīng)有些謝頂了,肚子也特別大,做工間操時就因為肚子大,連腰都彎不下去了。他畢竟已經(jīng)43歲了,我當時才26歲。我19歲那年也就是1946年,考入了清華大學外文系。大學四年,我對男歡女愛的事一點兒也不放在心上。有人說大學時代是戀愛季節(jié),可我好像和戀愛這類事沒有任何關系,因此同學們給我起了個“修女”的綽號。
          愛,有時來得特別奇怪,好像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東西。當年僅有26歲的我,見到當時已經(jīng)43歲的蕭乾時,以前的想法發(fā)生了徹底的轉(zhuǎn)變。他不僅年齡比我大17歲,而且第三次婚姻剛剛結(jié)束。我到底是怎么愛上他的呢?我到現(xiàn)在也說不清楚。
          有一次我們倆去北海劃船,他給我照了一張像。照片上的我梳了兩條大辮子,一副天真浪漫的樣子。他說他最喜歡我這張照片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被出版社的同事看到了,這下全社人都知道了我們在談戀愛。
          我和他約定好了,咱們彼此考驗對方7個月。我對蕭乾說,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適的,你就結(jié)婚,我繼續(xù)譯我的書。后來他真的找了一個對象,那個人是共產(chǎn)黨員。他們眼看就要結(jié)婚了,但黨委不批準,原因很簡單,因為蕭乾的歷史太復雜了。沒辦法,命運還是把蕭乾留給我了。
          我為什么7個月不見蕭乾,我當然有我自己的想法。他剛剛離婚不久,我怎么可能馬上就和他結(jié)婚呢?那樣社里人更懷疑我介入他們的生活了,再說他剛剛離婚的那位妻子我也認識,我們還合譯過一部書呢。我當時和蕭乾談戀愛,我身邊的朋友,還有出版社的一些同事,不少人極力反對我們走到一起,理由自然很充足,兩個人之間年齡都快相差20歲了,再加上他又離過三次婚。我當時的心情也是挺亂的,想讓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也沉淀一下。如果他在這7個月之內(nèi)結(jié)婚了,那我會依舊安心于工作,誰會想到他結(jié)婚沒結(jié)成呢。
          約定到期后,我們1954年結(jié)了婚。那年他44歲,我27歲。彼此相戀還不到一年,我們就決定去登記結(jié)婚了。我們倆騎著自行車就去登記了,連大伙也沒有通知,婚宴更是甭提了。我們倆都想得開。我覺得大操大辦的沒意思,他都結(jié)過三次婚了,婚禮也折騰過三次了,他也覺得沒什么意思,雙方領了《結(jié)婚證》也就算把婚結(jié)了。當時只有朋友送來一盆月季花。
          
          吃苦受罪也要死在中國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1955年,我們的第一個女兒出生了。誰想平靜的生活剛剛過了兩年,反右風暴就席卷了全國。蕭乾盡管有被毛澤東主席稱贊過的好文章《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仍不可避免地被打成了右派。當時一頂頂大帽子向他飛來,那些帽子都大得很,反蘇、反共、反人民、親美、親英、親日,哪頂帽子扣下來都足以砸死他。這么多頂大帽子都集中到他一個人頭上,他受得了嗎?當時的蕭乾特別緊張,他說天要塌下來了,我當時心里怎么能不緊張呢?但我表面上還是顯得挺鎮(zhèn)靜的,還能為他壯膽量。我安慰他說,天塌不下來,就是真的萬一塌下來了,不是還有地頂著嗎?
          反右中有人讓我和他劃清界線,我覺得蕭乾不是壞人,便拒絕了。我和他下放到渤海邊的一個農(nóng)場進行勞動改造。當時蕭乾的勞動強度是相當大的,插秧、割稻子全是累活兒,拿筆桿子的蕭乾哪會干這些活兒呀!因此在勞動中經(jīng)常挨罵。
          直到1961年,蕭乾才從勞改農(nóng)場回到北京,回到我們戲稱為“諾亞方舟”的這個家里,回到我和孩子的身邊。這個“諾亞方舟”并沒有把我們帶出苦海。想起來真是苦海無邊,可回頭哪里是岸呢?連街坊老太太都敢明目張膽地欺負我們。
          從1961年蕭乾回到北京后,我們又過了四五年相對平靜的生活,文革的紅色風暴又一次襲來了。蕭乾是老右派,是每次運動都不會被幸免的人物,再加上我的父親早年曾經(jīng)在國民政府任過職,我大姐當時已在美國定居,我們倆在文革中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文革中,我們家被抄得很慘,我們很心愛的一幅黃永玉的版畫作品,也被紅衛(wèi)兵抄走。后來他們把我的母親也揪出來了,說她是老特務。斗我時,有的紅衛(wèi)兵說,讓老特務也一起來陪斗,當他們?nèi)ゾ疚夷赣H時,老人家已經(jīng)死了。她沒法忍受這種屈辱、這種折磨。她要以死相拼,她要用自己的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蕭乾在當時也曾經(jīng)選擇過自殺。他選擇的方式是上吊,他到處找麻繩,我也幫著一起找,看看什么樣的麻繩能吊死人。這回是蕭乾感覺不對勁兒了,他趕緊把我拽回來。
          第二次他選擇自殺的方式是去觸電。他喝了酒,又吃了安眠藥。還沒來得及走到我家的銅臺燈旁,他就沉沉睡去了。他這一睡,無形中又救了他一條性命。他在文革中最痛苦的時候曾經(jīng)給我寫過一封信:“新社會,我是擠不進去了。文潔若,這個家我就托付給你了!焙髞砦以鴨栠^他,你要是不從英國回來,不就省得受這份罪了嗎?”他嚴肅而又認真地對我說:“我是中國人,無論受多么大的屈辱、受多少罪,我也一定要死在中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落葉歸根!
          1969年,我和蕭乾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全國文化藝術界的同仁大部分都被下放到這里。我和蕭乾在文革中身體、心理、精神、人格盡管備受如此摧殘,但性命畢竟是保住了。
          在咸寧五七干校,排長安排蕭乾去挖河泥。挖河泥可算重體力勞動,都是20多歲小伙子干的活兒,可蕭乾畢竟是快60歲的人了。我問蕭乾帶水田鞋了沒有,結(jié)果他沒帶,他也許沒想到排長會給他安排這樣的活兒?梢刈〉厝“,來回得兩個鐘頭。這下子排長不高興了,他嫌我為蕭乾說話了。沒過幾天,他就想辦法懲罰我。那天排里都下去干活了,留下一個人看棚子,排長讓我留下來看,我知道這是他在懲罰我。那天我身上發(fā)熱,覺得特別不舒服。你不是讓我看棚子嗎?我卻直奔了醫(yī)務室。一量體溫38℃,我把紙條往辦公室一放,轉(zhuǎn)身就走了。當時我也是夠潑辣的。
          還有一次,有人議論,蕭乾比我大多少?正趕上我回去,她們問我,我說我也不知道。她們還不放過我,說你們倆去結(jié)婚登記時總知道吧!我又來氣了,他比我大100歲,這回你們該滿意了吧!說完我轉(zhuǎn)頭又走了。那時我不僅僅潑辣,還是個刺頭,人到了這個份上,就不得不刺頭點兒。
          那年頭讓我和蕭乾寫材料互相揭發(fā),你讓寫就寫唄!都寫些無關痛癢的問題。蕭乾當時經(jīng)常提醒我,要關閉思想的閘門,這是對的。因為那是非常時期。
          
          自從我找到了文潔若流浪漢才真找到一個家
          
          1976年以后,蕭乾已經(jīng)70多歲了,我也將近60歲了。祖國文藝的春天真正來臨了,我們老倆口的工作激情高漲,都希望多為國家、多為人民做點兒事。我們合譯了多部作品,包括像西方名著《尤利西斯》這樣的作品。蕭乾80多歲高齡了依然筆耕不輟,直到1995年他病倒后,心里還想著翻譯和寫作。
          1995年蕭乾病倒后,醫(yī)院便成為了我們的又一個家。我不得不中斷自己的案頭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顧他的事務中了。他有潔癖,手絹不讓保姆洗,只有我給他洗了。我和他開玩笑說:“這回好了,咱們倆的出身總算可以調(diào)換過來了,你成了剝削階級,整天怕臟怕累,躺在床上享清福。我倒成了貧農(nóng)出身,一天到晚伺候你。”
          我們倆一起去看《40年的愿望》,舞臺上的人有一句臺詞,說實現(xiàn)了40年的愿望。他在臺下也這么說,找你總算找到家了。他說他走南闖北幾十年,就像一個流浪漢。如今終于找到了一個心甘情愿指揮他的人,有了指揮他的人,他才找到了一個家。
          1999年他剛過完90歲生日沒多久,就匆匆離我和孩子們而去了。屈指算來,他離開我們已經(jīng)5年了。如今幾個兒女都在國外,他們怕我一個人住在北京孤獨、寂寞?晌艺f什么就是不跟他們走,直到現(xiàn)在,我還能經(jīng)常夢見他,在夢里,我還跟他說話呢。
          我不離開北京,是因為有一個龐大的寫作計劃,20年前這個計劃就在我腦海里形成了。我要抓緊付諸實施呀!說來也挺奇怪的,蕭乾在世時我總也不會寫文章,連個序言也寫不好,還要他逐字逐句地重新修改,有時還在我的原稿上寫上他的好幾條意見。一旦他離開我了,拐棍沒了,我也只能靠自己了,這下倒好,文章反而會寫了。
          我一個人生活,連保姆也沒用。反正我也不做飯,在飯館里吃一頓,再帶回一些來,就夠吃好幾天的。自己的后事我早就想好了,到復興醫(yī)院遺體捐獻處登個記,把遺體一捐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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