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身份的人:身份證驗證器

　　 　　李成兵4歲那年，被母親從國家級貧困地區(qū)云南昭通，賣到中國北方一戶農(nóng)民家里。 　　9歲時，在鄉(xiāng)人的辱罵和暴力中，終于知道自己是“云南苗子”、并在一周后背上一包饅頭爬上朝南開的火車尋母。
　　他沒有找到母親卻走進(jìn)了故鄉(xiāng)的少管所，因搶劫1千多元被判刑10年。出獄后，沒有身份證，不知自己究竟是誰，生于何處。這位一心想要走正道的男孩，在舉目無親的世界上，懷揣釋放證，獨自開始了一個中國人為在中國的土地上爭取一張合法身份證件的漫長而艱辛的奮爭。
　　一種比暴力更猛烈的疼痛，一下一下打擊在他的心上。
　　
　　出獄：尋找自己
　　
　　2003年4月17日清晨，李成兵迫不及待脫下穿了6年又9個月的囚服，接過管教干部遞到手中的那張惟一能證明自己身份的釋放證和少管所民警掏腰包給他湊的150元人民幣。盡管，幾乎所有出所的勞釋人員都不愿將沾有所里氣息的東西再隨身帶出去，認(rèn)為那會不吉利。李成兵彎下腰，拿上黑色筆記本，因為上面記著離開少管所后立馬要辦的大事――找有關(guān)部門給自己解決戶口和身份問題。
　　那個筆記本上，工工整整記著多如牛毛需要找和以防萬一不得不找的部門：昆明市公安局小南派出所、街道社區(qū)、民政局、盤龍區(qū)法院少年刑事法庭、昆明日報、法制日報、新華社、民政部、司法部、公安部、國務(wù)院。
　　“如果他們不管或是說辦不了的話，我就一級一級往上找，直到中國最高部門。”李成兵說。
　　這個無家可歸又不愿再坐大牢的孩子，把自己一生走正道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一級又一級的政府部門身上。
　　出獄前幾個月，李成兵找到了隊長：“我被判刑時就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北方警察也不知道我從哪里來。我根本就說不清自己是誰。”
　　在李成兵心中的另一個上級，就是他的那個原判法官了。鄧法官去少管所搞幫教時，李成兵又迫不及待地向她請教：“我出去后身份問題怎么辦？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更沒有親人，何況，我一心想要走正道�！编嚪ü僬f，他們也幫不了他，讓他找其他部門。
　　把最好的和最壞的結(jié)果都想了。李成兵說，“僅憑那張釋放證，哪個地方會給我工作？沒有身份，我就無所謂了，包括我的生命，那時我已經(jīng)沒什么意義了。”李成了不合法存在的人，他連一個影子都沒有。
　　
　　機構(gòu)間的“球人”
　　
　　李成兵擁有一個筆記本、一張釋放證、150元人民幣、一條剛償還清法律債務(wù)的年輕生命，這是他所有的財產(chǎn)。李成兵焦切地尋找屬于自己的那個諾亞方舟――身份。
　　8點，李成兵毅然跨出牢門。
　　8點20分，他來到車站，花3元錢買了一張從安寧市去昆明的車票。他的第一個目的地是昆明市公安局小南派出所。當(dāng)年，是這里的民警辦了16歲的李成兵犯下的搶劫案。在這座城市里，只有這里的民警知道世界上還存在著一個名叫李成兵的年輕人。
　　兩個小時后，昆明。小南派出所。值班的警官看了那張釋放證說：“你沒戶口，沒家庭地址，連從哪里來的都不知道，這戶口和身份問題派出所沒有依據(jù)就辦不了。”
　　盤龍區(qū)民政局。
　　由于他不知道應(yīng)該找民政局的什么人，門衛(wèi)連大門都不準(zhǔn)他進(jìn)。
　　下午2點多鐘，李成兵找到盤龍區(qū)法院，他找少年刑事庭的鄧法官，終于獲準(zhǔn)。在12樓找到鄧法官后，這位法官告訴他，對這種事法院也無能為力。建議他還是到民政局。盤龍民政局讓他去民政廳問問。
　　李成兵像足球場上的那個球，被冠定在“人民”的機構(gòu)間傳來傳去。
　　民政廳。
　　李成兵活了23個年頭，見到的最高級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終于請來了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wù)處一位助理調(diào)研員。聽明情況后，表示無能為力。
　　茫茫然走出民政廳大門，天已漸晚，李成兵不知自己究竟該往哪里去。當(dāng)晚，小南派出所所長給李成兵在派出所對面那家“愛心旅社”找了一個床位。
　　
　　比暴力更痛的
　　
　　李成兵想家。在他的心里，母親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先前，他恨母親。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猜想母親肯定是在一場變故中養(yǎng)不活兒子，才把他帶到遙遠(yuǎn)的北方，交給那戶種果樹的農(nóng)民。
　　李成兵說，“失去了親人的我，在外人眼中就像一只玩具娃娃。那戶人家有了自己的娃娃，我就成了家中最不順眼的人。從謾罵到拳腳相加只是一個極短的過程，你壓根來不及躲避。”
　　15年后的今天，在他尋找一張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之際，面對一張張漠然的臉，他認(rèn)為有一種比暴力更猛烈的疼痛，正一下一下?lián)舸蛟谛纳稀?
　　李成兵從當(dāng)年那戶人家一聲“云南苗子”的辱罵聲中猛然醒來。我是云南人！我要回自己的故鄉(xiāng)去！
　　童年李成兵在一周后就開始用行動去為自己爭取尊嚴(yán)和自由。那年他還不滿9歲。李成兵說：“我想，一切的委屈都?xì)w罪于我是外鄉(xiāng)人。只要我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一切都會好的�！�
　　在做了一整天被人踢來踢去的“球人”之后，他依然不知道那張身份證究竟要到哪去辦！
　　2003年4月18日，愛心旅社。李成兵為報答旅社給自己免費住宿，乖巧地忙著給旅社掃地，擦桌子椅子。
　　第二天上午，當(dāng)?shù)赜浾吒嬖V李成兵，“你尋找身份的事見報了”。
　　離開那戶北方農(nóng)民的當(dāng)天，李成兵把蒸籠里剩下的饅頭“洗劫一空”，然后一路走一路問去到火車站。確定方向后，李成兵爬上了“回家”的火車。但他到了北京。之后，從北京到成都，到昆明。
　　“我9歲為反抗暴力、尋找自由而回到故鄉(xiāng)，卻恰恰在自己的故鄉(xiāng)丟失了整整6年又9個月的自由！”他說。
　　1991年深秋，昆明火車站。
　　一個陌生的男青年走近坐在路邊發(fā)呆的李成兵。李成兵說，“我當(dāng)時不知道朋友是什么。更不知道這個人是在四川因口角，殺了人剛逃到昆明的案犯�！�
　　他隨小四川走進(jìn)一家飯館，他剛剛被老板娘推出去的飯館。小四川說，“只要你跟著我，就不會挨餓。”少年李成兵在那一刻覺得自己有了依靠。
　　“老板，算賬！”從中國北方沿途乞討到云南的李成兵發(fā)現(xiàn)，當(dāng)小四川把錢遞給老板娘時，她臉上露出了菊花般的微笑。李成兵說，“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認(rèn)識了錢。真想不到它竟有如此大的魔力。我從心底立刻就喜歡上了它。因為，它可以使一個人的臉色從恨到笑，僅在轉(zhuǎn)瞬之間。”
　　那天，他和小四川走出飯館就找了一間出租房住了下來，開始了他自己也無意識的犯罪。
　　“之后的一切都是那么從容，那么快樂，從小很受氣的我，變成了一個有錢人。”
　　
　　非制度的幫助
　　
　　2003年4月19日，小南派出所警官告訴李成兵，“我們已經(jīng)請昭通市公安局查了，同名同姓的有好幾個，但沒有一個是你母親�！本�官又給會澤縣公安局打電話請求協(xié)查。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少管所民警給李成兵的150元錢如裝在漏斗中的水一樣在流逝。這錢要是就這么漏光了怎么辦？乞討么？還是再去“苦錢”（搶劫）？當(dāng)年被那個老板娘斥罵推出飯館后的日子，清晰地再次呈于眼前。
　　李成兵在等待會澤縣公安局的答復(fù)期間，用少管所民警給他的那筆救命錢的三分之二買了幾十支紅絲線，他用從少管所學(xué)來的技術(shù)，將這些紅絲線編織成10多個大小不一看上去十分漂亮的中國如意結(jié)，花鳥市場上叫賣。太陽落山之際，手上的如意結(jié)一個沒少。
　　2003年4月21日，李成兵抱著對故鄉(xiāng)的最后一線希望，一大早就來到小南派出所打聽會澤警方的查詢結(jié)果。他打算，實在不行就扒火車到北京，他不信一個中國公民就不能辦到一個身份證！警官告訴他，會澤警方的查找結(jié)果跟昭通一樣。
　　眼看著身上的錢已維持不了幾天了，他試著到一些餐館和送水的地方問過，人家一看他極小心地從內(nèi)衣袋中掏出的那張釋放證，立馬就說“這里不要人！”
　　就在他欲離開小南派出所時，他聽到所長喊他：“李成兵，走！省公安廳有幾個記者想見你！《人民公安報》的�！�
　　
　　警察的拒絕
　　
　　李成兵跟著一名警察走進(jìn)云南省公安廳，在《人民公安報》云南記者站辦公室坐下時，黑瘦矮小的他習(xí)慣性把兩個手掌放在兩個膝蓋上。
　　2003年4月22日，李成兵一大早又找到《人民公安報》云南記者站，他害怕自己在大清查中又像以往那樣被丟進(jìn)收容所。為此，記者站專門給李成兵向盤龍公安分局管戶政的部門寫了一個證明李成兵正在申辦身份證的函件讓李成兵拿著以防在大清查中，半夜被以所謂“三無盲流”名義抓進(jìn)收容所。
　　2003年4月23日下午，一個質(zhì)問電話打進(jìn)《人民公安報》云南記者站：“你們給李成兵寫那個東西是什么意思？”打電話的是一名管戶籍的警察。他用一種看上去對國家萬分忠誠的口氣斥問：“你們就不怕他拿著這個東西去犯法么？你們難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們就不怕受他欺騙？你們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為什么會被判10年？”那個“忠實”捍衛(wèi)著中國戶籍制度的警察說。
　　當(dāng)天下午，記者站的年輕記者穿上警服，和實習(xí)記者一起開上破舊的小面包警車，帶著李成兵去勞動力市場尋找活計。此時此刻，記者的那身警服和那輛不起眼的警車，成了這個中國公民的又一張變相身份證。
　　李成兵終于當(dāng)上了送水工。小南派出所民警專門送了他一輛載重老飛鴿自行車。跟著老送水工認(rèn)了兩天路，李成兵就開始載上7桶遠(yuǎn)遠(yuǎn)超過自己體重的礦泉水，滿城給人送水了。
　　2003年4月25日，李成兵上午7點就去到省公安廳信訪接待室門口，那里早已聚集了幾十位上訪群眾。這天，一位副廳長接待了他，并親自批示，請廳治安總隊幫助查清其家庭所在地。
　　距廳長接待日一個多月后，李成兵再次來到記者站。李成兵遲疑了一下說：“第二個接待日我去問結(jié)果，一個負(fù)責(zé)維持接待秩序的警察朝我招招手讓我過去，他壓低聲音對我說：‘你莫來這里攪了！你知道自己是什么鳥！’”李成兵說完，一聲不響靜靜地坐著。
　　
　　身份證：“李成兵合法化”
　　
　　李成兵告訴記者送水的工作干砸了。他在給人往飲水機上換新水時，因個子小，力氣不夠，結(jié)果把某政府部門的水機給弄壞了，老板被人家索賠后，解雇了李成兵。
　　在警察記者的幫助下，當(dāng)天下午，一位垂釣山莊的老板留下了李成兵。這位老板和自己的母親知道李成兵的處境后，給了他極大的信任。
　　他們母子倆讓李成兵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從一名機靈、勤快的刮魚鱗的小工，干到了老板助理，而且，整個山莊每天的營業(yè)款都全交給了這個只有一張釋放證的23歲的男孩。
　　在這個垂釣山莊老板的信任中，重新獲得做人的尊嚴(yán)并受到了顧客喜愛的李成兵，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再提那張遲遲辦不下來的身份證。李成兵不屑地說，“常來吃飯的一個搞廣告的經(jīng)理問我去不去他公司工作，還有幾家老板也來暗地里挖過我?guī)状瘟�！”言下之意，他沒有那個身份證照樣可以堂堂正正地活下去了！
　　然而，不出一個月后，李成兵領(lǐng)教了沒有身份證的滋味――松花壩修建自來水輸水管道，李成兵所在的那個山莊及周遭近百個餐飲垂釣娛樂山莊，統(tǒng)統(tǒng)都在拆遷之列！
　　不同的是，23歲的李成兵此時身邊多了一個女朋友，一個同在山莊打工的瓦族姑娘小陶。
　　有身份證的小陶很快找到了工作，每月只有150元工資，但這筆錢成了她和李成兵的房租和活命錢。
　　因為拿不出15元的長途客車票錢，他帶著女朋友徒步走了一天一夜，從澄江到昆明來詢問他的身份問題。
　　記者幫李成兵打電話詢問先前按程序批轉(zhuǎn)過那份信訪件的部門�；卦捴挥幸粋�――“李成兵的母親查不到，沒有戶口，也沒有相關(guān)文件，不可能辦身份證�！�
　　既然一年時間都查不著他的母親，能否給他按孤兒辦理？記者站專門給有關(guān)部門擬寫了請示報告。請示送去不久，一個質(zhì)問電話說：“你們找個文件來我們照著辦！”
　　2004年6月的一個晚上，《人民公安報》駐云南記者在一個非正式場合，詳細(xì)地把李成兵的情況向云南省公安廳廳長孟蘇鐵作了報告。這位公安廳長聽完報告，當(dāng)即肅容：“治安總隊給李成兵辦一個身份證！”
　　批示很快轉(zhuǎn)到治安總隊，總隊長羅石文當(dāng)即批示并轉(zhuǎn)昭通市公安局辦理。
　　2004年6月的一天下午，李成兵接到治安總隊基礎(chǔ)處領(lǐng)導(dǎo)的電話通知：“送兩張辦身份證的照片來！”身無分文的李成兵驚喜萬分，當(dāng)晚獨自一人徒步從60公里外的澄江趕往昆明。
　　2004年6月，快要過24歲生日的李成兵終于拿到了自己作為中國公民的那張合法身份證件。
　　7月8日上午，李成兵拿出那個棕色戶口冊和身份證遞給記者看。他高興地告訴記者，“自從有了這個身份證，我去哪里都理直氣壯了。”
　　他摟著女朋友小陶說：“戶口冊上的那個門牌號碼是個居委會，我專門請朋友幫我去看過了�！�
　　他說“居委會”三字時，仿佛是說“我們家”。
　　李成兵問：“以后我需不需要�；厝タ纯�？”
　　“我擔(dān)心哪天城市擴建中會把它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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