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只相信改變]科技改變未來作文500

　　從趙佗建城到“番鬼望波羅” 　　一座建城兩千余年的南中國大都會,既古老又時尚。她的肩上,曾經(jīng)背負著歷史的光榮與沉重,又不時裝載進新的時尚和活力;很老,又很年輕;很傳統(tǒng),又很新潮;很駁雜,又很純真,這就是廣州。
　　兩千二百年前,一個名叫趙佗的龍川縣令的營造,令這座城市有了雛形。之后的一千年,在以北方為政治中心的好幾個朝代,廣州一直是一個不太顯眼的角色,直到唐朝,廣州才迎來她最初的輝煌:因為這座城市建在珠江邊――珠江是通向南中國海和世界所有大洋的出口,于是廣州成為中國一千年里對外國外洋最重要的貿(mào)易窗口、文化輸出和輸入基地,唐玄宗特地在廣州設立了一個叫“市舶司”的管理商船貿(mào)易的機構(gòu)。
　　南宋時,廣州港已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mào)易港口之一。那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當時中國的銅錢,就像今天的美元一般通用,外國商人會隨船帶走大量中國銅錢,所以朝廷駐廣州的貿(mào)易官員有一個特別的任務:上外國商船檢查有沒有違規(guī)帶走的中國銅錢。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實行海禁的時候,與廣州并列為中國最重要海港的泉州、揚州、寧波,都實行了禁關,只對廣州網(wǎng)開一面,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里,廣州是整個中國惟一對外國外洋開放的港口。
　　進入清朝以后,廣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每年農(nóng)歷二月二十三日,在守護廣州的幸運之神――南海神生日那一天,成千上百的船只聚集在神廟前寬闊的江面上,這一“水上廟會”的慶祝活動會持續(xù)好幾天,日間人山人海,夜里燈火輝煌,所謂“萬國樓船商市”是也。前來參加慶典的,有許許多多外國商船和游客。有趣的是,南海神廟民間稱之為“波羅神廟”,因為廟里除了供奉中國南海神之外,還供奉著一個黑皮膚的外國人,當?shù)匕傩辗Q其為“番鬼望波羅”,據(jù)傳是唐朝時來自萬里之遙的滯居中國的波羅國海員。而現(xiàn)在的廣州方言當中,有許多舶來語的成分,分明是當年作為東方貿(mào)易都會的一個歷史見證。
　　
　　林則徐和“西關小姐”
　　清朝中葉之后,隨著蒸汽機的發(fā)明、工業(yè)革命和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顛帝國等航海大國的海外擴張運動,廣州成為西方新興大國爭相進入中國的橋頭堡,著名的十三行正是設立于這一時期:清政府給十三個外國派駐中國的商行統(tǒng)一劃了一塊地皮建立貿(mào)易機構(gòu),位置在白鵝潭北岸。
　　白鵝潭一帶在廣州歷史上很重要。早在南北朝時候,一個名叫菩提達摩的南天竺人就在這里登陸上岸,建立了一個修行的小佛廟。后來菩提達摩北上拜訪梁武帝,與梁武帝話不投機,又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開始在中國傳教,他的第五代徒弟是一個廣東人,他就是六祖惠能。中國禪宗由達摩到惠能,成為落地而本土化的東方重要佛教教派――中華禪宗。當年達摩在后來十三行北面登陸的地方,被稱為“西來初地”,達摩最初修行的小佛廟“西來寺”(今名華林寺),是如今對世界頗有影響的中華禪宗的歷史勝跡。而十三行南面的一片沙洲,順理成章地成為進入廣州的外國商人最好的居停地。
　　在沙面,三十年前中國拉開閉關鎖國大幕之后所建立起的中國最早的涉外五星級酒店之一的白天鵝賓館,也是外國人在廣州最喜歡下榻的酒店之一,我曾經(jīng)向白天鵝投資者霍英東先生問起選擇沙面的原因,霍英東說:十三行和沙面是外國商人在廣州最熟悉的兩個地方,選在這里可以省去很多宣傳的口舌。
　　中英貿(mào)易的不平衡導致戰(zhàn)爭。提起鴉片戰(zhàn)爭,自然要從林則徐的廣州禁煙和虎門銷煙說起。鴉片戰(zhàn)爭和隨之而來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也改變著東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格局。被鴉片戰(zhàn)爭改變的“五口通商”的五大城市之中,廣州的變化最為顯著,她變得更加開放和兼容,成了歐洲許多國家工藝品來料加工的廉價工地,成為中國最早的西洋鐘制造基地和歐式陶瓷加工基地,隨之輸入的是各式各樣的歐美時髦生活方式:電話、電報、電車、自來水等紛紛在廣州投入使用,水門汀(水泥)加工廠也在廣州出現(xiàn)。一時間,廣州成了中國最時尚最新潮的城市.廣州人所說的“東山少爺、西關小姐”,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廣州西關地帶聚居著大批在新興貿(mào)易中富起來的人們,而東山則聚居著辛亥革命后的國共要員們。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如果說,廣州人不相信固有規(guī)則,那是歷史使然,因為他們見過太多規(guī)則的變動,因而他們相信的是變動的規(guī)則;他們見過太多時尚的沉淀,因而他們相信的是沉淀的時尚。
　　
　　孫中山和愛群大廈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將鴉片戰(zhàn)爭視為一把砍刀,將中國的近代史和現(xiàn)代史在1840那一年腰斬為兩段,但就歷史本身來說,一切都不可能被一刀兩斷的。鴉片戰(zhàn)爭引起的動蕩乃至革命,悄無聲息地改變著廣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因此,康有為、梁啟超等等變法維新之士,和隨后的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等買辦巨賈的崛起,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除了明朝的陳白沙,廣州和廣東土產(chǎn)的思想家便非康梁莫屬了;而稍后買辦巨賈的批量涌現(xiàn),則使廣州在中國的經(jīng)濟版圖上占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而孫中山更肩負起結(jié)束兩千年封建君主政體的歷史使命。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固然畢其功于武昌一役,但開花之前的種植和培育基地確然在廣州,今天遺留在廣州的悲涼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訴說的依然是同盟會革命黨人無數(shù)次昂起頭顱又掉下頭顱的悲壯歷史,沒有武昌起義前的八次悲壯的失敗,就沒有隨后的第九次――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長江岸邊響起的改變歷史的槍聲。
　　黎元洪、袁世凱執(zhí)政后,“革命大炮”孫中山不得不發(fā)起另一次革命。這第二次革命的策源地,自然非廣州莫屬,孫中山所創(chuàng)建的民國臨時首府設在廣州,培養(yǎng)國民黨和其時與其合作的共產(chǎn)黨軍事干部的黃埔軍校設在廣州,孫中山和蔣介石先后兩次北伐的策源地也在廣州。
　　孫中山及其繼任者蔣介石所建立的國民政府,也曾帶給廣州一時間的經(jīng)濟和文化繁榮:在共產(chǎn)黨掌握大陸政權(quán)之前,國民黨的廣州政府在很短的時間里使廣州擁有了許多現(xiàn)代化的城市設施:開通大馬路、修建現(xiàn)代學校、現(xiàn)代醫(yī)院以及當其時南中國最高的高樓愛群大廈和最長的城市鐵橋海珠大橋。
　　
　　五星紅旗下的一條“臍帶”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共產(chǎn)黨的軍隊將五星紅旗插到了廣州最高層建筑愛群大廈的頂樓上,從此廣州結(jié)束了一段多事之秋,卻又進入另一段多事之秋。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七年里,廣州成為一個徹徹底底禁煙禁娼的干干凈凈的大城市(在這之前,除了陳炯明主政粵局短暫的幾年有過比較徹底的禁煙禁娼之外,歷史上的廣州,是一個煙土文化和娼妓文化同樣興盛的城市),“三大改造”和“大躍進”之后,人民政府力求把廣州改變成一個工業(yè)城市,至今廣州不得不外遷的許多重污染的工廠,就是那些年留下來的歷史遺產(chǎn)。
　　歷史證明,“工業(yè)廣州”的設計并不明智,“商業(yè)廣州”、“文化廣州”可能才是原本意義上的廣州,“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當中國被迫關閉了所有與西方各國貿(mào)易渠道的時候,惟有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像一根纖細羸弱的臍帶,維系著中國與世界的一點可憐的營養(yǎng)交換。這是廣州的光榮,也是共和國的悲哀。
　　物極必反,當“文革”內(nèi)亂使中國走向亂的極端之后,那個堅毅不屈的四川老人鄧小平和深謀遠慮的廣東人葉劍英,受命于危難之際,挽狂瀾于既倒之時,解民于倒懸之中,結(jié)束內(nèi)爭、拉開鐵幕、發(fā)展民生、唱響改革開放的號子,從深圳等四經(jīng)濟特區(qū)的驀然確立到珠江三角洲世界加工廠的悄然形成,廣州始終擔負著華南政治經(jīng)濟文化都會的帶頭羊作用。
　　
　　廣州只相信改變
　　歷史是一個纏繞著長長裹腳布的蹣跚老太,和她并肩而行者往往會有與蝸牛一道爬行的不滿足感;而當你用快進回放的方式反觀歷史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那個小腳老太其實是個時常以飛快的速度奔跑的神奇老太,當我們今天回觀三十年前改革之初那些在廣州引領中國時尚的他國或港澳舶來品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驚訝:麥克鏡、喇叭褲、電子表、微型計算器、兩喇叭錄音機、折疊傘、化妝品、男士手提包和女士高跟鞋,以及和這些新奇消費品相伴而來的、在當時曾經(jīng)被稱為“奇裝異服”的女子短裙和男子大包頭等等新奇事物,都是先在廣州登錄,在廣州短暫停留之后,旋即迅速北上。打工弟打工妹們“孔雀東南飛”(那時的流行口號叫做“東西南北中,發(fā)財?shù)綇V東”)和新生活方式的“南風北漸”形成方向相反、虛實相承的兩股巨大潮流,先改變廣州然后改變中國。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80年代的廣州就是變化著的中國的縮影和先聲。
　　這便是廣州:仿佛慢條斯理,從容地邁著四方步,實際上在其從容背后,在似乎一成不變的常態(tài)之下,完成著無時無刻不在改變的連續(xù)的躍進。
　　這就是廣州:一座“任憑東西南北風,咬住改變不放松”的東方城市。
　　廣州不相信嘆息。
　　廣州不相信空談。
　　廣州不相信云里霧里的承諾。
　　廣州只相信眼見為實。
　　因此,廣州人習慣于相信改變著的廣州。
　　(實習記者徐蓓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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