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無知如此重要|年少無知的悔恨的句子

　　這樣的書值得一版再版，因為一轉眼孩子們又戴上了紅領巾。有些書的再版速度如果低于教科書，社會的根基就開始搖晃。哈耶克的珍貴，不是他提供了一些被割裂在經(jīng)濟學、政治學乃至心理學中的智慧，而是說，他在一個二元論或多元化的哲學傳統(tǒng)中，描繪出了一個整全的宇宙與社會的圖畫。在一種理性崇拜和國家崇拜的時代精神中，他的一切洞見，都建立在一個亙古常青的反思上，就是我們的無知如此重要。
　　在哈耶克之前，歐洲大概有兩種整全的世界觀，一種以笛卡爾的唯理主義的和機械論的世界觀為典范。一個最形象的對宇宙社會的譬喻，就是一臺精密無比的鐘表。笛卡爾說，連上帝的一切作為也必須符合人所認識的理性。聽起來有些過河拆橋的意思。于是，自從有天地以來，一切的自由與秩序，都是人的理性設計與行動的產(chǎn)物。用斯賓諾莎的話說，“所謂自由人，就是完全遵循理性來生活的人�！币来祟愅疲�一個自由的國家，就是一種完全遵循理性去籌劃的統(tǒng)治。
　　另一種世界觀以加爾文的預定論為典范，相信宇宙與歷史的背后，必有一種超越的、高于人的智慧的設計和護理。上帝預知并預定一切，然后透過人的理性、意志與情感，使一波三折的歷史得以展開。
　　在哈耶克的時代，加爾文主義在西方幾乎被拋棄，笛卡爾主義不可一世地籠罩著世界。從絕對的科學主義到絕對的法律實證主義，從絕對的個人主義到絕對的國家主義。從絕對的民主到絕對的極權。從砸爛舊世界的暴力革命，到籌劃一切的計劃經(jīng)濟。這些觀念與實踐，使 20 世紀成為一條激進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并不相信一個至高全能的上帝，但他終其一生都反對一個至高的國家，一個全能的政府，和一個理性主義的人。哈耶克認為，“實際上還有第三種可能性”，人類大多數(shù)值得我們珍惜的秩序，都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一種“非意圖的結果”。
　　舉例說，我們知道汽車、電燈是誰發(fā)明的，但一些更重要的事物，如市場秩序、有限責任、保險制度、互聯(lián)網(wǎng)和道德秩序，甚至國家的起源，民主的淵源，都不是人“發(fā)明”的。因為“發(fā)明”是一種理性的和預先的設計。這一切當然是人努力的結果，卻不是人刻意籌劃的成就。因此哈耶克堅決反對希臘和東方哲學中的二元論傳統(tǒng)，即認為自然與社會、身體與靈魂是兩個分裂的世界。按哈耶克的立場，如果我們找不出一個“互聯(lián)網(wǎng)之父”或有限公司的發(fā)明人，我們就可以說這兩樣東西既是“人為”的，也是“自然”的。一旦否定了人的理性可以設計和預定一切，整個宇宙就成為了同一個世界。
　　如果把哈耶克的“非意圖結果”，與亞當 ? 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聯(lián)系起來，就能看見哈耶克從上個世紀 30 年代起，一直在闡述和捍衛(wèi)的那個世界，以及他到底在反對什么。正是這一“自發(fā)演進秩序”，把哈耶克關于經(jīng)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及心理學的種種思考，組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也使這本文集是一本具有整全性視野的文集，而不是一個零散的選本。
　　在哈耶克看來，由于我們對人類社會的“非意圖結果”的無知，因此經(jīng)濟學的意思不是為每個人安排幸福的生活，而是在一個非均衡的、邊際的、動態(tài)的甚至心理的市場秩序中，去確保個人自由選擇的邊界。法律的意思也不是去設計一種完美的國家秩序，而是去發(fā)現(xiàn)、尊重和保守自由生長的規(guī)則。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定性的，是對人性驕傲的抵抗。正如自由主義也是否定性的，自由的全部含義就是反對強奸，而不是定義一種自由生活的真實內(nèi)涵。所以自由主義不是歐陸式的對世界的全面激情，而是英國式的受法治約束的，“一種更為明確的政治學說”。同樣，政治學的意思是“對最高權力進行限制”，而不是為最高權力加冕，把任何個人、政黨和國家送上一個至高全能的寶座。
　　在世界對他幾乎充耳不聞的幾十年中，哈耶克仍頑固地解構著那些受到理性主義支配的、充滿“理性的僭妄”的歷史神話――“計劃經(jīng)濟”的神話，“早期資本主義罪惡”的神話，“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的神話，“民主至上”的神話，“生育控制”的神話，及“社會正義”的神話等，直到晚年聲名遠播。
　　面對無知，人類可抓住的坐標大概有三個，一是因無知而謙卑，回到一個演進式的而非建構式的人的本分上；二是因無知而尊重傳統(tǒng)，因為所謂傳統(tǒng)，就是一切非意圖結果的總和 ；三是因無知而信靠，即相信造物主的善和主權，對人類一切非意圖結果的涵蓋。哈耶克選擇了前兩個，盡管他說我不是你們理解的那種保守主義者，但他正是保守的自由主義的典范，我們可以質(zhì)疑傳統(tǒng)中的某一部分，但“我們決不能在同一時刻質(zhì)疑和顛覆所有的傳統(tǒng)”。
　　尤其是道德秩序的傳統(tǒng)。哈耶克說，人們用“社會的”這一模糊不清的價值觀，日益取代了“道德的”價值觀，這導致了最近一百年來人類在政治觀念上極大的墮落。然而，不但建構的理性靠不住，演繹的智慧同樣靠不住。當哈耶克年老的時候，有一位不知趣的記者問他，為什么當年狠下心來拋棄妻子，轉而與初戀情人結婚，以致你最好的朋友都因此與你絕交。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說，“我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我心里有一種強烈的沖動，一定要如此。”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無知如此重要。人不能靠著理性生活，也無法按自己所說的那樣去生活。哈耶克推崇的英國的普通法憲政主義，其實最了不起的，不是他們發(fā)現(xiàn)了自由的規(guī)則，而是他們竟然順服于那些規(guī)則。哈耶克的立場只能解釋前一個問題，不能解釋后一個問題。就像他解釋世界的時候令我們高山仰止，解釋自己婚姻的時候卻和我們一樣憂傷。
　　哈耶克的“非意圖的結果”，其實與加爾文的預定論只有一墻之隔。缺乏的只是克爾凱郭爾說的“信心的一躍”。但他的觀念卻是笛卡爾世界的最鋒利的敵人，甚至仍然是我們大多數(shù)人的敵人。我想這是最好的理由，為什么這本書應該一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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