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檔”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的具體數(shù)目是178633件｡ 　　 　　88歲的夏東元曾是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第一本盛宣懷傳記的作者,也是最早從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受益的人之一｡
　　1975年,上海當時的市委寫作班子組織了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開始對上海圖書館館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進行整理｡夏東元得以進入上海圖書館,一窺傳說中的“盛檔”原貌｡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檔”,此時,距離盛宣懷的后人和幕僚大規(guī)模整理“盛檔”,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60年｡
　　
　　《愚齋存稿》與第一次整理
　　
　　1916年盛宣懷去世,盛宣懷的后人和幕僚們開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懷生前遺留的所有物件,此即后來被史學界稱作“盛檔”的盛宣懷檔案原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間,為編輯盛宣懷文集,盛氏的后代與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檔”,并于1939年出版《愚齋存稿》100卷,共計180萬字｡《愚齋存稿》陸續(xù)有增補,最終成書共有112卷｡其中收錄1896年到1911年之間的盛氏遺稿中的奏稿和電稿兩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賬冊､地圖､照片､條約､詩文､日記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則一概不錄｡
　　《愚齋存稿》只收盛宣懷的“手稿”,別人寫給盛宣懷的信件､發(fā)給盛宣懷的電報則未被收入｡這套煌煌大成的存稿,其實只是“盛檔”的冰山一角｡未經(jīng)整理的“盛檔”,大多沉睡在張元濟所辦的合眾圖書館內(nèi)｡
　　張元濟是晚清翰林,著名出版人,主持商務(wù)印書館多年｡自從進入商務(wù)之日起,張元濟決心將商務(wù)印書館做成中國“實業(yè)之模范”,還致力興辦一家一流的圖書館,以實現(xiàn)自己“扶助教育”和“補助教育”的目的｡
　　張元濟與盛宣懷相識多年｡1899年,盛宣懷邀請他擔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主持譯書事宜｡1926年,盛宣懷去世10年之后,張元濟多番努力建成占地2600平方米､擁有一幢漂亮大樓的“東方圖書館”,成為當時上海文化界的一個地標｡東方圖書館在“一?二八”事件中遭焚,張元濟又于1939年創(chuàng)辦“合眾圖書館”｡“合眾”成立伊始,得到諸多文化界人士捐獻的藏書｡到1949年,合眾圖書館受捐的圖書已經(jīng)達到22萬冊,一些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亞于東方圖書館之所藏――其中就有盛宣懷后人捐出的煌煌巨制“盛宣懷檔案”｡
　　1953年6月18日,經(jīng)張元濟､陳叔通倡議,董事會議決將“合眾圖書館”捐獻給上海市政府,并更名為“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同年,該館并入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也隨之進入“上圖”｡
　　
　　“盛檔”第二次整理
　　
　　到1950年代,有志研究洋務(wù)運動史的夏東元才第一次聽說“盛檔”的存在｡19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邵循正教授在上海圖書館查閱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資料,看到了“盛檔”中的一些信函,引發(fā)了他的興趣,于是帶學生手抄了其中幾十萬字,并于196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30多萬字的《盛宣懷未刊信稿》,這是1949年后最早出版的“盛檔”資料｡
　　1975年,上海當時的市委寫作班子組織了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圖書館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開始對上海圖書館館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進行整理｡整理工作由陳旭麓､汪熙､顧廷龍等三人主持｡
　　檔案整理小組被分成了三組,夏東元擔任其中一個小組的組長｡整理的目的是為了編書,出版沒有刊發(fā)過的盛宣懷檔案資料｡整理以盛宣懷從事的洋務(wù)事業(yè)為專題進行分類,按輪船招商局､中國通商銀行､漢冶萍公司等為題歸類,共分8卷……這項具有開拓性的工作,被當時的人們稱為為“梳辮子”｡“梳辮子”的成果是后來出版的773萬字的八卷本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
　　2004年,八卷本《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出完最后一卷,1975年開始的第二次大規(guī)模整理“盛檔”宣告結(jié)束｡至此,已經(jīng)出版的“盛檔”有《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盛宣懷傳》等800多萬字,加上《愚齋存稿》和《盛宣懷未刊信稿》200多萬字,總共1000多萬字,約占整個“盛檔”的十分之一｡
　　1975年進入盛宣懷檔案整理班子,夏東元是有備而去的｡他清楚地知道,對于洋務(wù)運動史研究者來說,“盛檔”的價值無可取代｡機會垂青有準備的人,1977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負責人在上海圖書館找到夏東元,請他撰寫“洋務(wù)運動史”｡夏東元當即答應(yīng),還提出還要寫《鄭觀應(yīng)傳》和《盛宣懷傳》｡他告訴出版社,要寫這3本書,一定要用上圖館藏的“盛檔”｡
　　
　　當時“盛檔”并未開放｡出版社與時任上海圖書館的館長顧廷龍溝通,顧廷龍不僅允許夏東元在上圖看材料,還專門找了半間房間給他使用｡華東師范大學還派了一名助手專門協(xié)助夏東元｡在當時南京路上的上海圖書館的“工作室”里,夏東元開始拼命查閱“盛檔”｡資料一包一包地被搬到這間房里,夏東元和助手就一包一包地拆開,一件一件地看｡“梳辮子”的成果顯現(xiàn)出來,尋找資料十分便利｡夏東元看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材料,并花了整整大半年時間進行抄寫｡這些材料構(gòu)成了1985年出版的夏著《盛宣懷傳》的基礎(chǔ)｡
　　遺憾在于,1975以來整理的800多大包的“盛檔”,并未按照圖書館的要求對檔案進行編目,更非著眼于公開和出版檔案｡這一工作直到1997年的“盛檔”第三次整理,才開始進行｡
　　
　　第三次整理
　　
　　1996年底,以胡繩､顧廷龍､王元化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新聞媒體上強烈呼吁:盡早給“盛檔”編
　　目,開放“盛檔”､出版“盛檔”｡“其實,要求公開‘盛檔’的呼吁自80年代以來一直就十分強烈,經(jīng)常有海外學者慕名來上海圖書館想看看‘盛檔’,由于只能看上那么幾眼,研究基本無從談起｡所以,出版‘盛檔’十分必要｡”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馮金牛說｡
　　胡繩還提出要將“盛檔”數(shù)字化,建立數(shù)據(jù)庫以方便研究人員檢索查找,這一在當時還顯前衛(wèi)的觀點,在今天看來很有眼光｡正是受益于胡繩10年前的建議,今天才知道,800多大包的盛宣懷檔案的具體數(shù)目是178633件｡
　　1996年,上圖新館落成,決定成立“盛宣懷檔案中心”,1997年,盛宣懷檔案整理小組成立｡這個小組的首要任務(wù)是按圖書館的文獻加工的要求對“盛檔”進行編目整理｡
　　檔案編目整理是個苦差使｡王宏是當年盛宣懷檔案整理小組6名成員之一,至今已經(jīng)在盛宣懷檔案整理小組工作了10年整｡
　　“一件的概念是指一份檔案,比如說一封書信､一份奏稿､一件公牘､一本賬票……我們通過對檔案的閱讀,用一張檔案卡片描述出這份檔案的信息,包括:題名､責任者､文件類型､版本､主題詞等,并進行編號,將已經(jīng)錄下信息的檔案裝入印有編號的檔案帶,一件檔案就算完成了｡”王宏介紹說｡
　　小組成員每人每天編25件,耗時9年,178633件“盛檔”全部編完,做出卡片｡2006年初,上海圖書館開始建立“盛檔”數(shù)據(jù)庫,當年年底數(shù)據(jù)庫完成,隨即開始掃描原件｡
　　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絳退休后,受上海圖書館所托,擔任“盛檔”整理小組的編目顧問｡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認字”｡“盛檔”中有許多手稿寫得龍飛鳳舞､有些人寫字自成一派､有的寫得很不規(guī)范｡此外,因為蟲蛀等原因,檔案中的缺損也常常可見,“認字”與“猜缺字”必不可少｡
　　“盛檔”保存了許多私人信件,信件中多有隱語和特殊符號,給編目帶來許多困難｡曾主掌輪船招商局的唐廷樞和盛宣懷關(guān)系密切,因其姓唐,盛宣懷在信中常常稱其為“三藏”;另一位曾主掌招商局的徐潤,盛宣懷叫他“城北”:典出《孟子》“城北徐公”｡“認字”與“猜字”過程中,常有一個字耗時數(shù)星期的事情,至今仍有一些內(nèi)容沒有完全讀通｡
　　于2006年12月開工的盛宣懷檔案的掃描工程,到2007年3月底,已完成掃描檔案38000件,220000頁｡掃描是為了盛宣懷檔案的最終出版｡2006年上半年,上海社科院､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圖書館,共同提出聯(lián)合上海出版界､文獻界的力量,成立盛宣懷檔案編撰委員會和盛宣懷檔案研究中心｡如今,編撰委員會和研究中心業(yè)已成立,盛檔公開已經(jīng)為時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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