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寧：我的東西方思想方法觀

　　感謝邀請。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叫做“我的東西方思想方法觀”。縱論東西方文化,有很多話要說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東西方的思維方法。有人會說這個題目太大了。我覺得這個“觀”指的是對某種事物的全面看法，每個人都有。當然，不只是一個部分的看法。東方人與西方人思考問題的方法很不同。

　　這么多的學科里，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方法問題。有些人跟我開玩笑，說你搞方法論，其實是因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別人也說不清楚的東西。這雖然是個玩笑，也說明了方法論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經(jīng)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進化過來的，為什么山那邊的猴子經(jīng)過發(fā)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飛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這邊的猴子卻一直在刀耕火種？人類的進化怎么會如此不同？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記載他們的思想，很少幾個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學會了。而中國人呢，一筆一劃地學漢字，要學很長時間�！缎氯A字典》上的6000多個漢字還不見得能認全了。我上了大學（外語學院），1972年，學的專業(yè)是俄語。學外語一開始就要學習嚴密的語法。學漢語時，誰也不太注意語法。學漢語不懂語法沒大關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們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語、謂語、實詞、虛詞、主句、副句，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墒悄銓W習一門外語（我指的是歐洲語言），會發(fā)現(xiàn)，如果不懂語法的話，你就根本不能開口說話了。這種發(fā)現(xiàn)對我很有啟發(fā)，同時想到這與思維方法可能會有很大關系。

　　從歷史發(fā)展來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礎是希臘時期創(chuàng)立的形式邏輯思維體系。對此有很多研究。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始終無解：形式邏輯這種思維方法是怎么產(chǎn)生的？另外由此產(chǎn)生了很多連帶問題：為什么中國沒有產(chǎn)生形式邏輯的一整套思維體系呢？為什么在歐羅巴這個半島上面出現(xiàn)了如此燦爛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jīng)]有出現(xiàn)同樣文明呢？這些問題，尤其第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通過長期思索，終于想明白了這個問題。所以今天到這里和大家做個探討。人們經(jīng)常研究形式邏輯本身，對形式邏輯的起源問題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試圖對形式邏輯的起源問題作一個說明。我覺得這是東西方思想方法比較異同的核心。我的主要觀點17、8年之前就形成了，但總覺得自己的理論不是無懈可擊的，一直在不斷求證。很多重大的新理論，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萊特兄弟發(fā)明的飛機，一開始也就飛個十幾米高，漏洞百出，跟現(xiàn)在的F16是沒有辦法比。但那畢竟是飛機，不是馬車。我覺得一切創(chuàng)新的東西開始時都是如此。這是我一生研究最著力的地方。

　　言歸正傳，我來說正題。

　　人的思維是依靠語言來進行的，沒有語言就沒法思維。語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維方法的不同。可以認為語言是思維的載體，同是語言本身也需要一個載體，就是文字。人是一種有傳承性的動物，今天我在這里摔了個跟頭，我就會提醒后面來的人，不要在這兒摔跟頭了。這種傳承就需要語言來完成，語言不好記錄，就需要用文字來記載，文字就是語言的載體。當然，在這每一次的轉換記載方式的過程當中都會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們頭腦里想的很多，但我們說出來的就少多了，同時有些思維也不好表達。我們經(jīng)常說“不可名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說的就是這樣的情況。那么，語言變成文字的過程同樣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簡約，簡約就有損失。文字又要有載體，那就是石碑、羊皮、竹簡、泥板、紙莎草等等。我漸漸發(fā)現(xiàn)，這些載體是對文化發(fā)展模式影響極為巨大，成為有鎖定性的要素。當然不是說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影響是極其巨大的。

　　人類文明早期使用的記載符號都是比較形象的東西。比如畫個圓圈表示太陽，畫個方塊表示桌子。中國有象形文字，印度、兩河流域也有，埃及、瑪雅人、阿茲特克人都有。我國云南的納西族現(xiàn)在還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東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開始用字母來記錄語言了。

　　現(xiàn)在來看一下世界地圖，可以看到在尼羅河流域平原和兩河流域之間的美索布達米亞平原，這兩個地方是灌溉條件很好、氣候濕潤、很適合人們居住。這兩個地方都很早就出現(xiàn)了文字。尼羅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兩河流域開始也是象形文字，后來就轉變成了楔型文字。復旦大學研究世界語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楔型文字叫做“釘頭字”。兩個地區(qū)的文字比較起來呢，兩河流域古巴比倫這邊的 “釘頭字”更為抽象一點，在《漢謨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記載這兩種文字的不同的載體。

尼羅河流域那個時期的文字載體主要是“紙莎草”，現(xiàn)在我們可以在美術館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紙莎草的畫。那個時候卻是貴族使用的比較多。同時呢，還可以把文字記載在石壁上。兩河流域文字的載體則是泥板。我們可以看到每個民族都在選擇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傳輸?shù)奈淖州d體。再舉個例子來說，緬甸文字，好像是轉著圈兒寫出來的。那是因為他們的文字是記載在芭蕉葉子上面的，如果橫豎那么寫的話就會把葉子寫破了，所以只好順著葉子的紋路轉著圈兒地寫。載體決定了文字的形態(tài)和書法。

　　為什么單把這兩個地方拿出來做比較呢？有人說西方文明孕育在希臘，其實不對！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亞洲和非洲，就在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公元前幾千年這兩個流域之間人類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一個是“貿(mào)易”，一個是“戰(zhàn)爭”。我跟你實力差不多的時候，我就和你貿(mào)易。如果我們兩個實力相差很懸殊，我比你強得多的話，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搶啦，發(fā)動戰(zhàn)爭打垮你。通過貿(mào)易、戰(zhàn)爭，人們就開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個介質(zhì)――語言，一種通約的語言與文字。你說的話我聽不懂，怎么交流呢？還有計算，有貿(mào)易就要算帳，算帳也要有通約的方法。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戰(zhàn)爭和貿(mào)易的過程當中，總是文明比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樣流向較低的人群那里去，無論誰是勝者。比如說，你吃熟肉，我吃生肉，無論誰打贏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會學習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復雜，符號很多，很不容易學會，需要長期學習。這時就出現(xiàn)了一個“書吏階層”，就是那些會使用這些復雜符號的人。這些本領不是每個人都有學到的，這些書吏一般都是首領的近親或者祭司。學習書寫需要長期訓練。書吏是個很好的飯碗，所以是嫡傳的。

　　這個時候呢，在小亞細亞出現(xiàn)了一個商業(yè)民族――腓尼基人。就是這些腓尼基人創(chuàng)造了歐洲文明，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光明。他們是一個商業(yè)的民族，這一點和我們中華民族是不一樣的，我們是一個農(nóng)業(yè)民族，自古以來全民族經(jīng)營商業(yè)的時候幾乎沒有。但是腓尼基人卻是一個十足的依靠商業(yè)的民族。他們不怎么種地，也不打魚，就是純粹的從事商業(yè)，也就是我們說的“二道販子”。他們在美索布達米亞和尼羅河流域之間從事貿(mào)易，就需要他們對于兩邊的語言和符號都能掌握。由于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兩邊的文字載體要么不便攜帶，要么非常昂貴――沒有方便的載體,只好簡化記載符號，用口述來記載發(fā)生過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兩大文明區(qū)域各個民族之間，為了使語言通約，他們的首要愿望就是將這些語言和符號簡化便于傳輸與學習。一種簡單的表音方法隨之誕生了，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傳說中，是腓尼基的一個木匠發(fā)明了22個腓尼基字母。我們看這22個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現(xiàn)在使用歐洲字母還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個牛的兩只角，原來是朝上面的，后來希臘人把它換了個方向，角就朝下了。那個時候腓尼基人認為在一個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變成了字母之后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漸漸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強了。

記錄符號高度抽象化了，就勢必需要一個非常嚴密的語法。如果沒有嚴密的語法，那么這些字母就會變得沒有意義，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我們中國人說一個人沒有文化，我們說他“不識字”，而俄國人說人沒有文化的話就說Неграматный，“不懂得語法的人”。我們中國人不懂語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細考考在座各位漢語語法的話恐怕都要考倒了。漢語語法中，關于副詞是實詞還是虛詞都存在爭論，北大認為是虛詞，復旦就認為是實詞。因為我們中文沒有一個十分嚴密的語法體系，我們的語言是粘著式的，模擬式的�？梢哉f，嚴密的語法產(chǎn)生是形式邏輯產(chǎn)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邏輯說到底是“謂詞邏輯”，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關鍵就在于這個“是”和“不是”。有了嚴密的語法，這種謂語邏輯才有存在的可能。這種字母的抽象化帶來的嚴密語法，形式邏輯才繼而產(chǎn)生的。抽象化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強烈的“歸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極致的結論，正是這種抽象化的西方文明為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啟示。沒有這個開端，就沒有牛頓，就沒有科學，以及后來發(fā)展的燦爛的西方文明。這一點是要牢牢記住的。當然，邏輯是有悖論的，這一點我們稍候再說。

　　愛因斯坦曾經(jīng)說過，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東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時間，亞里士多德建立就起來形式邏輯思維體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實證主義發(fā)展�？梢娦问竭壿嫷闹匾�性，要是沒有形式邏輯的話，實證主義怎么證明呢？

　　說到這兒呢，大家可以看看從英國帶回來的羅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這個上面的文字呢，開始很多西方的學者也無法破解，因為非常的復雜。這個石碑上面的文字分為三個部分：上面一層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間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寫體，下面一層是古希臘的文字。很復雜。1799年拿破侖的軍隊打到埃及時，距亞歷山大城56公里有個叫羅塞塔的小鎮(zhèn)，戰(zhàn)士挖工事的時候看到這塊黑色玄武巖石碑，當時的領隊軍官叫做布查爾，他認為這塊石頭很重要，交給了拿破侖。拿破侖軍隊出征的時候，曾隨軍帶了150人組成的學者團隊，有考古的，考察天氣的、植物的等等。我們現(xiàn)在打仗不知道會不會帶著社科院去？結果呢，這些學者一鑒定就發(fā)現(xiàn)了這是很有價值的東西，當時就送回法國了。正是因為那三種遞近演化的文字，使后來的法國學者商伯良破譯了這塊碑的銘文。無獨有偶，在伊朗的貝希斯頓村，也發(fā)現(xiàn)了同樣形式的摩崖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從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轉化的過程。羅塞塔石碑現(xiàn)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廳，是那里的鎮(zhèn)館之寶！西方人認為文字的、思想的東西是最核心、最有價值的東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帆船這樣物質(zhì)化的東西更有價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需要語言的簡化和文字的變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原來的文字是寫在泥板上的，運輸起來很不方便，學習起來也很復雜，有礙于貿(mào)易的進行。所以只能口述。為什么會很多民族有史詩就在于此。因為沒有足夠的載體，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來記載歷史。我原來接觸過黑龍江省靠邊境的哥薩克人，夜晚休息時他們經(jīng)常點起篝火，在一起唱，唱歷史。常常是一位老人唱著唱著忘了下面的詞兒了，別的老人接著唱，經(jīng)常是連續(xù)幾天幾夜地唱。我才明白，原來史詩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戲劇的起源也是由此而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時期，歐洲地區(qū)的史詩是很發(fā)達的，原因就在于這種口述記載歷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的書吏就沒有那么強的壟斷性了。

　　說了這么半天，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在干什么呢？中國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載體了。中國當時多的是森林，還有很多竹子。木牘出現(xiàn)在竹簡之前�，F(xiàn)在有兩個詞兒可以看出來木頭和竹子的地位，一個是“出版”的版，這是當時指的木板，后來用石板；
另一個是“簡單”的簡，指的是竹簡，這些詞都是有原始意義的。中國古代的甲骨文、鐘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來記載一些警喻性的話。比如北大同學喜歡說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就是商湯銘刻在洗澡的“盤”上面，用來警示自己的。我們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載體――木櫝、竹簡，致使我們的象形文字沒有高度抽象化。

　　中國的史官出現(xiàn)的很早，他們就是書吏。他們專門記載歷史，記載軍國大事。由于沒有字母化，他們一直有飯吃，以至于后來成為了一個重要的階層――士。所以，中國的歷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來記載，所以就沒有史詩。早就有專門的史官來做這個事情。顧準先生就說過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判斷準確。中國的詩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說《孔雀東南飛》《長恨歌》是長篇敘事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實主要部分還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詩歌的抒情都沒有中國的詩歌抒情這么方便，中國詩歌的抒情實在是一絕，一句話有很多種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兒，怎么看怎么有意思。當然，我這里說的中國的語言，指的是中國的文言文，不是現(xiàn)在的語言，現(xiàn)在的語言是歐化的漢語。

　　那么話說回來，西方人講話要用語法，我們中國人依靠什么呢？我們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擬的。舉個例子來看，我們來看看這個“察”字。左邊是肉月，右邊是一只手，手托著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個“寶蓋”，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著你有沒有好好祭祀，這就是“察”！我們現(xiàn)在說“檢察院”、“察看”就來源這樣的意思。這種例子非常多，舉不勝舉。中國人喜歡講典故、講成語，喜歡隱喻，這既是中國的優(yōu)點也是弱點。邏輯的東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單純的一維的東西的，而中國的這些隱喻的東西卻是多維的、多元化的。還是這個“察”，神明看著你手捧著肉的祭祀，這里面的含義是遠遠豐富于那個由幾個字母組成的“察”的。這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元”，最小維度的多維元。

　　古希臘一開始就有亞里士多德這樣的集大成者，寫出了《工具論》這樣的著作。可惜我們中國人學西方學了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幾年才把《工具論》翻譯成了白話文，在此之前僅有文言文的片斷。文言文和白話文是不一樣的，我以前小時候看福爾莫斯的偵探小說，是文言文的，寫什么“某黑衣女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鏞小說�！豆ぞ哒摗氛娴氖且徊亢诵牡闹�作。蒲柏說牛頓給世界帶來了光明，我覺得更應該說亞里士多德給世界帶來了光明。

　　人們一講到羅馬、中世紀的歷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別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邏輯在羅馬帝國、中世紀產(chǎn)生了非常重要影響。影響最大的一個是羅馬法，一個是基督教神學。法學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認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沒有犯罪，界定推斷就要靠形式邏輯。羅馬法建立了一種通約體系。如果沒有形式邏輯思維體系的基礎，建立羅馬法是不可思議的。有了羅馬法，才產(chǎn)生了真正意義的國家。我在人大法學院演講的時候說，你們研究法理學的，不要總在技術層面做研究，應該更注重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通約的界定。語言與邏輯是分不開的，語法和修辭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大學是沒有工科的，主要的學業(yè)是修辭學、語法與邏輯。那時的學者著作之所以條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為他們這三門功課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學原理強調(diào)神的唯一性，這是與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分不開的。人賴以生存的兩種基本優(yōu)秀品質(zhì)，一個是善良，一個是聰明。西方主要有兩大文明起源，希臘文明解決了聰明的問題，希伯萊文明解決了善良的問題，把兩者結合起來將會更有意義。基督教發(fā)展到保羅時期，神學家就用形式邏輯來論證了上帝的偉大和基督教理論的合理性。彼得創(chuàng)立教會和保羅創(chuàng)立宗教理論都依賴了形式邏輯。

　　當然，我們說邏輯有很多好處，但邏輯也是有悖論的。著名的芝諾悖論，假設你要跑100米的距離，在邏輯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邏輯上會有一個無窮小，由此推出你永遠也跑不到終點的結論，但是事實上這種現(xiàn)象是不存在的。邏輯并不能完全準確的表達生活，因為有悖論。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靠邏輯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線的實踐者都不能全靠邏輯生活的。古希臘知識分子是喜歡空談理論的，到了15世紀以后，后來知識分子慢慢的開始喜歡動手做東西了，比如達·芬奇，伽里略等。工匠傳統(tǒng)和喜歡邏輯思辨的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結合，促使了科學的發(fā)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時候，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和歐幾里德創(chuàng)立了“通約”的概念。如果對通約沒有基本判斷，就沒有后來的這些發(fā)展。

　　因為有悖論，形式邏輯所推導的理論就不是萬事皆準。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邏輯“剛性”的毛病。說到這兒，應注意一個國家――英國。還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說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兩個字，“分裂”，分裂帶來了自由，自由使的商業(yè)迅速發(fā)展。格雷山姆學院是商人出資，重于教授航海術、望遠鏡等等有利于航海商業(yè)的科學組織。后來成為英國皇家學會。工科專業(yè)教育其實就是應商人的需求創(chuàng)立的。英國重商主義就是重視商業(yè)需求，就是購買者需求。英國皇家學會是商人和科學家的組合。而在歐洲大陸，巴黎科學院則是皇家豢養(yǎng)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歡的東西，例如皇家噴水池怎么才能噴得更絢麗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歡心，等等�；实酆腿嗣裣矚g的事物是不一樣的。工業(yè)革命之所以產(chǎn)生于英國，就是這個原因的。英國出現(xiàn)了培根、達爾文一大批科學家，出現(xiàn)了歸納法、進化論，也是這個原因。就是講實踐，不太受邏輯體系的束縛。英國其實和歐洲大陸很不一樣，包括語言，英語和歐洲大陸的其他語言不一樣，反而和中文的思維方式比較接近，沒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國革命、俄羅斯的1917年革命、中國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權的道路。而英美則是改良為主。英美和歐洲大陸法律體系都很不同。有人說為什么美國在短短200年之間趕上了歐洲大陸？我認為實行判例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糾錯能力強。一百年來，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很多人總想學歐洲大陸思想，學所謂的“大道”，認為英國的經(jīng)驗主義哲學、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是小“道”，其實應該重新認識了。沒有絕對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實踐中得來的經(jīng)驗才能逼近真理，這才是最寶貴的。面對多維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國禪宗的方法。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中世紀”，漢朝在漢武帝之前是尊黃老的，黃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樣的。老子說“大象無形”，“道可道，非常道”，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樣，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比如一個人對父母應該如何，對兄弟應該如何，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國從沒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經(jīng)商，否則就不讓你參加考試。在漢武帝時確立了儒家的主體地位。當時為什么不選擇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選老子莊子，可以任意思想，沒譜，怎么管理國家。墨子的思想說兼愛，世界充滿了愛，那怎么懲罰壞人呢？法家不講人情，到最后連商鞅無處躲藏，落得個五馬分尸。中國人講究的是“合情合理”，不僅僅是“合理”。儒家作為統(tǒng)治思想，剛柔相濟。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愛的一面，其實儒家并不軟弱，儒家也常動刀子殺人�？鬃又划斶^一個大官，不是教育部長，而是公安部長。殺過他的競爭對手少正卯。

　　我們說“士農(nóng)工商”，士來源于書吏，因為識字，這就使得他們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預備役。四大階層當中可以與之爭天下的只有“商”，（我認為中國唯一一個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國家的經(jīng)濟命脈由誰來掌握呢？這是一個大問題。于是在漢朝就有鹽鐵由誰來經(jīng)營的大爭論。結果是經(jīng)營權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說落在官的手里。這些人辦事情的出發(fā)點在于滿足皇帝的需求，而對民眾的需求不甚重視。這就導致了長期的經(jīng)營不利和出現(xiàn)貪污和腐敗，禁而不絕。

　　舉洋務運動為例。曾國藩在打敗了太平天國之后，發(fā)現(xiàn)了洋人船堅炮利的好處，于是也要置辦。但是交給誰來經(jīng)辦呢？是交給商人經(jīng)辦呢？還是交給官員經(jīng)辦？曾國藩覺得交給商人辦，會使商人坐大，成為像法國王朝時期第三等級里的資產(chǎn)階級一樣，會給皇上帶來麻煩。于是下決心交給官員辦。結果呢，辦的一塌糊涂，無一不貪污，無一不賠錢。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國呢，則是“以商代工”。我們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們的市長由商人出身的人來擔當？在中國，商人一再地被貶，發(fā)展畸形，出現(xiàn)了像幫會這樣的發(fā)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樣了，薩摩藩、長崎藩倒幕勝利之后，發(fā)展經(jīng)濟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給大久保利通、西鄉(xiāng)隆勝這樣的人，而是把國家資源交給三井、三菱這樣的隨軍糧草商人。結果呢，日本的經(jīng)濟發(fā)展起來了。

　　在這兒要說說影響資本主義的一個重大原因？貪婪、逐利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貪婪、逐利。資本能成為一般等價物，要有通約的方法，這就是15世紀意大利發(fā)明的復式記賬法，這樣資本主義方可實行。復式記賬法是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我們中國就沒有這樣的計算方法，所以明代經(jīng)濟發(fā)展也不容易產(chǎn)生資本主義方式。

　　愛因斯坦認為中國人已經(jīng)做過了所有的實驗，但是為什么沒有得出抽象的結論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約瑟之謎也有這個意思。原因是由于我們的語言文字沒有抽象化，沒有建立形式邏輯思維體系，因而沒有通約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們的地理條件，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竹簡使我們走了另一條路。腓尼基人因沒有方便的文字載體而發(fā)明了字母，隨之有了希臘的形式邏輯。我們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載體――木櫝、竹簡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種模擬思維的方法，隱喻的方法。沒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學無法發(fā)展，這就是我對李約瑟之謎的解。但是中國人在中醫(yī)藥方面產(chǎn)生了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國的隋唐之后，佛教開始傳播了�；圻h和尚一開始用梵文講經(jīng)，沒有人聽得懂，后來套用莊子的話一解釋，大家反而明白了，這叫格義連類。玄奘西天取經(jīng)歸來，設壇講課，大家不懂梵文，沒有人聽得懂，傳播不下去。后來有了禪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禪宗的核心是講究直觀，不受條條框框限制。這部分馮友蘭先生的書是寫的最好的，國內(nèi)沒有更好的了。禪宗的思維方法已經(jīng)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脫開了。在方法論方面，甚至可以說是與其他佛教宗派對立的。這里出現(xiàn)了很多的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禪宗用公案來隱喻問題的實質(zhì)�？梢娔�，中國的禪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講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來論證道理的。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極大的多維性。

　　我們再看看東西方的知識分類法。在西方的圖書館里，書籍分類是很明顯的按性質(zhì)的劃分：醫(yī)學、化學、冶金之類的。這是形式邏輯內(nèi)涵定義決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屬加種差。而中國的分類則是根據(jù)“象”來分類的，比如《四庫全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經(jīng)是儒家的經(jīng)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學作品。這明顯就不是按性質(zhì)來分的，而是按象來分類。象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我們在機場要上廁所的話，可以看到上面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頭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認不認識，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圖學就研究這些東西�，F(xiàn)在電視特別普及，電視語言也是一種具體的象的語言，而不是抽象符號的語言。等到數(shù)百年后，電視語言發(fā)展得更加成熟了，人們再來研究電視語言的特點的話，應該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書，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之后，一個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書，如果沒有百科全書，對知識不進行分類，還搞什么科學？包括大學里的科系、專業(yè)都是這樣，隨之而來。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醫(yī)院去，我應該掛心臟科還是消化科呢？還是什么別的科？亂掛一氣，醫(yī)生對我說你怎么瞎掛號呢，我說我怎么知道呢？現(xiàn)在醫(yī)生都分了科了，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還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說分得太細就缺乏一種綜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個器官的原因。

　　而中國哲學的核心則是“和而不同”�！昂投�不同”體現(xiàn)了自然的和諧性。我們的社會科學發(fā)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學科是經(jīng)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當社會科學發(fā)現(xiàn)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學，用統(tǒng)計、概率、數(shù)學模型等等來測度社會現(xiàn)象，有點唯自然科學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嗎？我們漸漸發(fā)現(xiàn)不能！人類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維方法，不同的價值觀。非洲人賺了100塊錢后的消費觀和中國人的消費觀是不一樣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數(shù)學才能帶給我們智慧？非洲人就沒有智慧了？中國人有沒有智慧嗎？這些是不能做全稱否定的。必須發(fā)揚我們自己的智慧。中國的智慧和傳統(tǒng)到底是什么？中國人這種多維的模擬性思維將給世界帶來新的光明。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國人又懂得東方和西方，懂的人會越來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學習西方有點兒邯鄲學步的樣子了。別人的沒學會，自己的東西忘光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帝國里，一切都受技術的擺布。前不久，五大會計公司之一的安達信出問題。一開始我以為是某個會計師的道德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后來發(fā)現(xiàn)“五大公司”都這樣做假賬的時候，我就想到，他們肯定是遇到了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了。后來研究知道了，是折舊的問題。到了3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電子產(chǎn)業(yè)出現(xiàn)了所謂的“加速折舊法”的現(xiàn)象�，F(xiàn)在在高科技領域里，技術更新?lián)Q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舊都不能解決了。一個技術，收不回來成本就被替換了。制度出了問題，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想做假帳。這是什么樣的問題呢？我覺得這是因為我們不顧人的需求而強調(diào)新技術的結果。缺乏整體評估的結果。事實上人類對于技術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發(fā)明新的牙刷，什么電動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當成什么了？這些技術的投入都是收不回來的�？曜舆@種技術，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個什么電動筷子來淘汰它，你可以試試看，肯定做不到！還有一個例子，就是銥星電話，邏輯上號稱無盲點，廣告上表現(xiàn)在喜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電話，可是問題是誰上那兒去打電話啊？我們都在居民點里打電話，在城市，在鄉(xiāng)村，這就夠了。你能夠向火星上打電話去，誰去接��？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技術所包圍了，但是卻忘了自己是誰，到底要什么了。在這點上，中國人傳統(tǒng)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現(xiàn)在有人在研究轉基因，我們開玩笑說，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覺得，研究這個技術一定要慎重，不要大規(guī)模地搞。好萊塢的導演都比某些科學家的頭腦清醒一些。那些《異形》之類或者機器人破壞人類生活的電影已經(jīng)在警示我們了。我看到轉基因產(chǎn)品信息時，就覺得很可怕，很輕率。人類剛剛玩過了原子彈，搞得人心惶惶。又開始玩生物了。這個閘門不能隨便開，要時刻記得博弈的自然規(guī)律。英國人研究克隆羊，我說你們能不能再從多利羊的體細胞當中連續(xù)克隆出幾代來？連續(xù)克隆十代。他們做不到！因為必然出現(xiàn)變異！這是一個誰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國記者來告訴我們。

　　我們現(xiàn)在看看思維方法對道德的影響，看一下義利之辨。如果說，殺一個無辜的孩子可以救一萬個人，那是殺還是不殺？功利主義的人就會認為當然殺，不管這個孩子多可憐，而反對功利主義的人則會認為，人生不是一次選擇，今天你可以殺一個孩子，明天根據(jù)變化的功利原則不斷殺人，一萬個人很快被你殺光的。而且，憑什么來判斷誰該被殺死呢？功利主義用的是邏輯的方法來判斷，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邏輯是有悖論的。比如，老師說：一級動物是應該受到保護的，不能濫殺。可是學生說：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級動物在吃另一只一級動物，我應該怎么辦？中國人說：莫做心上過不去之事。這個心的標準怎么掌握呢？總之，直觀與邏輯都要用的。

　　常說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門現(xiàn)在比比皆是，輕易不要去動他，要明白界限。我們老說人心不古，古人都講義氣，現(xiàn)代人都唯利是圖。其實是判斷的尺度變了，以前我們判斷義和利是憑借直觀，后來我們就有了很多測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雖然形式邏輯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還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帶給世界的瑰寶。中國人缺少這方面的訓練。我建議，初中應該開設《形式邏輯》課，這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課。這樣做可以使我們可以少犯很多錯誤，使我們的思維更加清晰明確。

　　另外，我也要說一句《悲慘世界》里面的話，富人憑借寒暑表來知道天氣冷熱，窮人只能靠皮膚感覺。寒暑表只能測度一維的量變，而皮膚的感受則是綜合的。在絕對干燥的空氣里，人能夠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溫，而如果空氣濕度達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這說明，使你感到冷熱的不僅僅是氣溫。除了氣溫以外，還要加上濕度、氣壓、地溫、風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個綜合的冷熱感受。人看世界不能僅靠一維邏輯的思維方法。我們的祖先在多維綜合模擬思維方面是很多遺產(chǎn)的。我們應該好好發(fā)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膚”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東西方思維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結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難的。首先要求我們對歷史、哲學的基本觀點，要做全面的審視，才能有所創(chuàng)造。

　　我今天講的是一個問題串，好多的解我還沒展開。借用比利時雕塑家蓋盧瓦的話：“你看見的，是我塑造的；
你沒看見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李曉寧，國際信息研究所副所長，《科學決策》執(zhí)行主編。本文為李曉寧先生應本站邀請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學所做的演講全文，經(jīng)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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