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袁世凱

　　對袁世凱,人們有過許多稱呼:袁項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宮保,是用清廷所賜“太子少�！便�,當上民國大總統(tǒng)之前,這是他最喜歡的稱呼;大總統(tǒng),從他53歲叫到56歲,但長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提起父親依舊稱“先大總統(tǒng)”;洪憲帝,從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賣國賊、竊國大盜,從民國叫到新中國,出現(xiàn)在歷史教科書里。
　　
　　他的后代在上歷史課的時候,不是“無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淚”。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駱寶善精研袁世凱20多年,能一眼辨認出袁氏手跡�！拔易x書的時候,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我在中大教書時,也跟學(xué)生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這樣講了�！�
　　“過去史書上說,袁世凱是個紈绔子弟,其實不是這樣。從同治十三年到光緒三年,他正正經(jīng)經(jīng)在北京讀了4年書,長進很大。他自己說過,那幾年,為了要博一個功名,他讀書累到吐血,都沒考取一個舉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駱寶善忽然記不起袁世凱某年鄉(xiāng)試所作的挺不錯的聯(lián)句,女兒悄悄遞進來一張紙條:“光緒五年:重門驚蟋蟀,萬瓦冷鴛鴦。”字是駱寶善的妻子劉路生寫的。夫婦倆都是袁世凱的研究者,連女兒對袁世凱也很熟悉。
　　“袁世凱留下來的東西,是一批家書和向清朝政府報告的文牘。從家書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慮事情很周密,對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齡人之上。”駱寶善主持了國家“七五”社科規(guī)劃基金資助的“袁世凱研究”項目,他主編的《袁世凱全集》囊括了所有已發(fā)現(xiàn)的家書和文牘,將在2011年夏天出版,計30卷,2500萬字。
　　
　　這個人
　　
　　袁靜雪(原名叔禎,袁世凱三女)印象中的父親總是軍人派頭:黑呢制服,站或坐時,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氣時罵“混蛋”,氣極了,“混蛋加三級”;待部下很客氣,但他們都很怕他。有人夸張地說,袁世凱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時候,袁世凱吃飯時要奏軍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記道,每當軍樂聲起,總管太監(jiān)張謙和的嘴就會因生氣而變扁:“簡直鐘鳴鼎食,比皇上還神氣!”
　　統(tǒng)領(lǐng)軍人,對袁世凱來說,“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閑談,張之洞問袁世凱練兵的秘訣,袁世凱說:“練兵事看似復(fù)雜,其實簡單,主要是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和錢,不從就吃刀。”
　　國民黨人楊思義回憶說,“袁世凱深知人情,除了威脅之外還有利誘,事情便可圓滿�！�
　　被清廷開回原籍彰德(今安陽)洹上(村名)3年,袁世凱不僅僅是湖上垂釣,他實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斷匯總到他這里;留日學(xué)生回國,多繞道來拜,家中常常賓客滿堂,他則視各人的才能,分別給待遇、給資助。所以許指嚴在筆記中說,那兩年里幾乎每個月都有革命黨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錢蒸發(fā)力也”。
　　袁世凱待人接物,禮數(shù)周全,出手大方。
　　孫中山、黃興、陳其美分別在京受到過袁世凱的隆重招待。袁世凱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賓館騰出來,讓孫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總統(tǒng)府搬到鐵獅子胡同陸軍部(今張自忠路3號)。孫中山曾經(jīng)對人說:“袁世凱真能辦事,氣度也不凡;雖然習慣于玩權(quán)術(shù)使詐,但也是迫于時事,不得不這樣�！彼�還細述了見面時的觀感:“跟他剛一見面,他是至誠至真的樣子;進一步談,你會發(fā)現(xiàn)他話中有鋒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窺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對。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說的不一樣。他真是一個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場
　　
　　袁世凱早年親近康有為,與之稱兄道弟,是強學(xué)會中第一個捐銀的人。甲午戰(zhàn)敗后,他內(nèi)心深處是傾向變法維新的。他對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為之下。他上奏光緒帝的新政萬言書充滿了新鮮氣息和要求變法的急迫,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先進:采用西法,徹底更張,對清廷的用人、理財、經(jīng)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
　　晚清時期,跟袁世凱關(guān)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個:李鴻章、榮祿、奕?。
　　袁世凱從朝鮮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轄溫州、處州兩府的道臺。當時軍機大臣是翁同?、李鴻藻、榮祿;李鴻藻尤其器重袁,榮祿也附和。
　　榮祿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據(jù)說馭袁有術(shù)。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時期的袁世凱才渡過了胡景桂彈劾案的危機,非但未受懲處,反而受到清廷嘉勉。從此,二人過從甚密。戊戌變法時,康梁及譚嗣同要袁世凱殺榮祿,是對二人的交情沒有吃透。
　　袁世凱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間的義和團事件。當時華北大亂,山西亂、山東亂、京城也亂。袁世凱從小站兵營急赴濟南到任山東巡撫,鐵腕鎮(zhèn)壓,“清內(nèi)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誼”,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
　　李鴻章是最早用袁世凱的人,但他的資深幕僚張佩綸(張愛玲的祖父)對于袁世凱的看法前后變化很大,從早年的欣賞轉(zhuǎn)變?yōu)槿蘸蟮膮拹?認為李鴻章晚年昏聵,用錯了人。在給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密信中,張稱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明白寫道:“光緒末年,小人階之以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焙髞懋斏媳毖笳�府陸軍總長的段芝貴本由巡捕起家,是一個供達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凱大喜,贊他有才,叫他捐了個道員,然后上折保薦;后來段芝貴重金購歌妓楊翠喜獻媚于慶王府載振,一夜間成了封疆大吏。
　　
　　處在這樣一個齷齪官場中的袁世凱,所用之人,差異很大。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紹儀、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彥等,以及嚴修、胡景桂一類正人君子,都受到過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頗雜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楊士琦、梁士詒、朱家寶、趙秉鈞、凌福彭……而袁世凱自己,從朝鮮回國后攀結(jié)李蓮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學(xué)者揭開;即使在山東巡撫、直隸總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進京“走動”的。
　　他的威勢由他50歲壽辰的場面可見一斑:京城壽帖賣空;北京錫拉胡同袁府賀客盈門,達官親王爭相獻媚。李泰?筆記中說,此前那桐(大學(xué)士,當時與袁世凱都任外務(wù)部尚書)去請京劇泰斗譚鑫培為袁祝壽,想破例演兩出戲,譚老板半開玩笑說:“中堂如肯給我請個安,我就來個雙出。”話音未落,那桐已一請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戰(zhàn)勝俄國,給了清廷一個救命稻草般的啟示:議會是個好東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議會,而俄國在這次戰(zhàn)爭之前沒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內(nèi)閣總理大臣)勸告中國的欽差大臣,皇帝如果把憲法欽賜給國民,就可以繼續(xù)位居萬民之上而不受束縛;無論如何,最高權(quán)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將建立憲法體制;1908年,她頒布預(yù)備立憲詔書,以9年為預(yù)備訓(xùn)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實行政府改組,指定了一個“內(nèi)閣”,13個閣員中滿族9人,漢族4人。
　　6個月后,辛亥革命爆發(fā)。
　　很快,華中、華南、東北幾省,相繼宣布脫離滿清,實行獨立。
　　每省都由“新軍”的指揮官擔任督軍,與省議會共同組成新的省政府。其實質(zhì),費正清認為:“就是一省的溫和改良派,以宣告獨立來繼續(xù)他們的士紳統(tǒng)治,擺脫了北京的控制而維持住了他們在地方的政治、經(jīng)濟控制權(quán)。他們遠遠無意于社會革命,這場革命也談不上群眾參與�！�
　　延續(xù)了268年的清王朝、綿延了2132年的帝制(從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算起)是滅亡了,問題是:怎樣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讓我們看看總統(tǒng)大選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門大選會場被三四千“公民團”團團包圍,另有正式軍隊荷槍實彈,往來梭巡。在眾議院會場,國民黨、進步黨及各小黨派議員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檢點人數(shù)、發(fā)票、投票、唱票,每次約需4小時,至少要兩三天才行。
　　洪幫首領(lǐng)張堯卿率領(lǐng)的這支“公民團”,本色是流氓。他們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議員:不選出袁大總統(tǒng),不準出場。進步黨議員籍忠寅、田應(yīng)璜、張漢、廖宗北、彭邦棟等一干癮君子煙癮發(fā)作,涕淚滿面,哈欠連天,然“公民”無情,決不通融。煙徒們抓耳撓腮,捶胸頓足,扯發(fā)撕衣,出足洋相。后來,他們在會場里亂竄,到處尋找國民黨議員,又是拱手,又是敬禮,苦苦哀求,讓他們放棄自己的意愿,趕快選出大總統(tǒng),好早早散會。
　　
　　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擔面包點心,說是擁護袁總統(tǒng)的議員們用的,送進去了;國民黨本部也送來食物,送不進去,“公民”們破口大罵“餓死活該”,國民黨議員慘遭挨餓。
　　第3次計票時,天已經(jīng)黑了,議員們不得不在袁世凱和黎元洪之間做出選擇,袁終于得票過半。主席湯化龍大聲宣告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tǒng)。掌聲稀稀拉拉――國民黨議員不鼓掌;進步黨中老者、病者、饑餓者、發(fā)煙癮者,疲極無力,也不愿意鼓掌。會場外,“公民團”聽說選舉完畢,領(lǐng)了報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身穿陸海軍大元帥鈷藍色禮服,頭戴疊羽帽,乘著八抬彩轎,出現(xiàn)在故宮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職后,文武官員都呼“萬歲”。他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兩萬多人的部隊,是乘坐二人肩輿代步的,現(xiàn)存的一張照片中,那轎夫的肩頭剛好在大總統(tǒng)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歷代帝王都舉行過祭天儀式的天壇,袁大總統(tǒng)也“祀天”,他是乘坐鋼甲小汽車去的。從新華門到天壇,沿途加鋪黃土,這是皇帝出行的禮節(jié)。
　　章太炎說,“袁公就職歲余,漸恣肆”。
　　外國觀察家們依據(jù)他們對中國少得可憐的知識,曾堅信在中國,皇帝是需要的。美國政治協(xié)會首任會長古德諾,經(jīng)短期訪問中國、因而被認為通曉中國事務(wù)的前哈佛大學(xué)校長查爾斯•艾略特安排,為袁世凱當憲法顧問。古德諾根據(jù)在北京一年半的經(jīng)驗得出結(jié)論:“中國缺乏它要表現(xiàn)的自由民主所應(yīng)具備的法制、個人權(quán)利,甚至紀律都沒有,因此,專制應(yīng)該繼續(xù)下去,直到它發(fā)展出對于政治權(quán)威有更大的服從、對于社會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對于私人權(quán)利有更大的關(guān)注之后再說�！�
　　古德諾不幸落得一個壞名聲,因為他似乎在理論上支持了袁世凱的復(fù)辟,而袁世凱預(yù)先支付給顧問50萬金的支票。唐德剛看過那篇專門寫給袁世凱的《共和與君主論》原件后,評論道:“從法理、學(xué)理和史實角度來看,這篇謬論不算太謬,但古先生謬在老學(xué)究的政治天真,以及與中國近代政治史的脫節(jié)�！�
　　
　　暗殺時代――誰暗殺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國內(nèi)和國際輿論一致認為:中國當時的局面,只有袁世凱有資格、有能力出面收拾。這個能力,主要是指他擁有武裝力量。
　　據(jù)美國陸軍參謀處資料,當時,袁世凱的北洋系部隊大約有16.4萬人;而南方革命黨的民軍,據(jù)日本陸軍武官估計約有40萬人――人數(shù)的優(yōu)勢與它的缺乏訓(xùn)練、紀律不良、軍械龐雜、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勢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時15分,外務(wù)部大樓,兩天前還不肯剪辮子的袁世凱興致勃勃,讓蔡廷干為他剃了個光頭。兩天里發(fā)生了許多大事: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tǒng)之職;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親電袁世凱:“民國大定,選舉得人。”象征著舊時代的辮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權(quán)時,袁世凱53歲。他深知怎樣使舊制度運轉(zhuǎn),但對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實上,他是一個舊式人物,孝順、迷信、封建。
　　1912年,中國多數(shù)愛國人士都接受一個觀點:中國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須迎頭趕上,應(yīng)該有一個國會代表人民,有一個內(nèi)閣主持行政。
　　1912年3月,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總理并組內(nèi)閣。這些閣員覺得他們應(yīng)該聽命于袁總統(tǒng)而不是唐總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這個總理沒有預(yù)算,沒有黨組織,沒有靠山,沒有權(quán)力。到6月,他只好辭職。
　　同盟會領(lǐng)袖宋教仁深深專注于代議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經(jīng)起草了一部臨時憲法。1912年8月,他發(fā)動同盟會4個小黨派聯(lián)合組成新黨――國民黨。他搞過一次全國性選舉,大約5%的人口有選舉資格。宋教仁希望用立憲手段管理國會,“駕馭袁世凱”,把他變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歲的宋教仁在上�；疖囌驹鈽寭羯硗�。6天后,國民黨人在長沙的追悼會上稱袁世凱是“絕大之兇犯”。
　　暗殺,大約是20世紀初從日本舶來的,常與革命黨人或“俠”如影相隨,成為清末民初的一道風景。袁世凱坐在馬車上遭遇過炸彈;晚清預(yù)備立憲,隨五大臣出國考察的袁克定也見識過著名的人體炸彈吳樾(生前寫過《暗殺時代》);袁世凱的手下搞過暗殺,孫中山、陳其美、黃興、蔣介石的手下也都搞過暗殺。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牽連出袁世凱政府的內(nèi)務(wù)部秘書洪述祖、內(nèi)閣總理趙秉鈞。但在庭審之前,兇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斃在特別法庭的監(jiān)獄里,幾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證都消失了。一時間,《民立報》、《民權(quán)報》上滿是國民黨人的討袁檄文。一年后,趙總理被神秘地毒死,繼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來,海外學(xué)者對這樁公案提出不少新證,認為宋教仁是國民黨內(nèi)部權(quán)力斗爭的犧牲品――對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幫大頭目、國民黨元老陳其美頗有嫌疑。陳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殺的。
　　而上海東華大學(xué)廖大偉教授則從民初幫會與革命黨交惡、與社會關(guān)系緊張的視角,重新闡釋這一血案:應(yīng)桂馨是中華國民共進會(1912年7月由青幫、洪幫、公口等幫會聯(lián)合發(fā)起,成立于上海)會長,在社會轉(zhuǎn)型中角色與地位與革命黨形成落差,因而產(chǎn)生報復(fù)心理;宋教仁在國民黨內(nèi)的實際地位和未來政治角色,決定了他不幸被選為報復(fù)對象。
　　
　　稱帝鬧劇
　　
　　“洪憲大戲”前,擁戴袁世凱做皇帝的公民、商會、乞丐、妓女、人力車夫等各種請愿團魚貫登場。與其說,袁克定及“籌安會”強奸了民意,不如說,他們操縱利用了一部分民意。當時的人民,實在搞不清大總統(tǒng)和皇帝有什么區(qū)別。
　　楊度一手策劃了乞丐請愿團。有一天,他驅(qū)車經(jīng)過鬧市口,看到有兩個乞丐吵架,其中一個厲聲道:“今天還有王法嗎?都是共和鬧的,假如皇帝復(fù)生,一定不會讓你們這些人如此橫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禱老天爺,再給我們一個皇帝吧�！睏疃却笙�,這才有3天內(nèi)召集不下萬余乞丐請愿的壯舉。
　　袁家誠(袁世凱孫,十子袁克堅之子)在與家人聚會時也問:“我就是想不通,他為什么一定要當皇帝呢?”
　　章太炎、汪鳳瀛都曾點明袁世凱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繼承問題而已”。說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穩(wěn)穩(wěn)地傳給兒子。
　　他曾對五子克權(quán)說:“你大哥是個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們哪里見過天下有拐皇帝、書呆子皇帝呢!”
　　類似的話,他對部下馮國璋、李鴻章的侄子李經(jīng)羲也講過。據(jù)徐世昌記,他對馮說:“我絕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yè)?你盡管放心�！�
　　記者在駱寶善、劉路生夫婦家中,看到一份珍貴的日本外務(wù)省檔案影印件。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國《獨立周刊》對袁世凱的專訪,題目是《中國的共和制將繼續(xù)下去》。
　　編者按中說:
　　“鑒于從遠東傳來的驚人消息――袁世凱總統(tǒng)正在策劃顛覆中國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們很高興提供他親口給出的內(nèi)容相反的保證�！�
　　袁世凱對《獨立周刊》記者說:
　　“你們的雜志一定有能力讓美國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說我贊同恢復(fù)帝制,希望成為皇帝的論調(diào),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敵人虛構(gòu)的。
　　“中華民國是否會失敗?現(xiàn)在我申明,不會。……的確,在我國的一些地方,有復(fù)辟帝制呼聲。就在昨天,國會建議我下令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新憲法。命令正在制定,將在兩個星期內(nèi)頒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會。大會將有重要行動,但并不與變動政府形式發(fā)生聯(lián)系,盡管我希望某些部門,特別是行政部門的管理,以及省級選舉方式發(fā)生重大變化�？赡軙�出現(xiàn)恢復(fù)君主制的問題,我相信會有相當長時間、相當認真的討論,但是,并沒有出現(xiàn)帝制派成氣候的跡象�！�(劉路生譯)
　　
　　然而,就在訪談還沒發(fā)表的11月20日,國民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shù)票批準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請求袁就任中華帝國皇帝,袁以無德無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們的第二次請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開啟,名為“洪憲元年”。
　　北京最大的綢緞莊“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凱的龍袍、于氏的娘娘服、眾妾的嬪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龍袍,代價是70萬金;僅一雙文襪,就值4000金。
　　短短兩個月,袁世凱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亂。政壇角逐的目的在輸贏,而不在是非,每個人都沒有固定的敵友,卻都有諱莫如深的行為。
　　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凱和老友英國公使朱爾典的秘密談話,呈現(xiàn)出袁的另一種心態(tài)。
　　朱爾典:大總統(tǒng)實行君主立憲的日子一定不遠啦?
　　袁世凱:近年來各省將軍、巡按使,還有文武各官,都說不實行君主立憲不能鞏固國基。到了今天,全國都贊成了,我只有順從民意。
　　……
　　朱爾典:現(xiàn)在各國,不論實行君主制的還是實行民主制的,都沒有像大總統(tǒng)一樣,權(quán)力如此之大,責任如此之重的。英國女皇的權(quán)力不用說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國大總統(tǒng),他們的權(quán)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凱:您這個說法,頗合情理。我現(xiàn)在所處的地位,一百分責任,我自己承擔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擔了二十分……
　　朱爾典:如果換一個人擔此重任,那他就寢食俱廢啦!
　　袁世凱:我考慮帝制的事情,不過就在這幾年,只是與我的子孫,甚有關(guān)系。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到頭來沒有不弱之理,這也是可憂慮的……當初提出創(chuàng)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東西;今天主張立憲君主,也不知立憲君主是什么東西。多數(shù)人民,腦海中存留的不過是漢、唐、明、清的專制君主。也許一百個人里有一個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國的聯(lián)邦制。至于我要實行的這個立憲君主制,他們恐怕做夢也猜不出是什么東西……
　　
　　5種人鼓動袁世凱稱帝
　　
　　據(jù)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張一麟與劉成禺在南京的長談可知,民國元年,袁“尚知在《約法》中討生活,無違背民國意”,然而,他辦不成事。
　　駱寶善告訴記者:分攤權(quán)利的機構(gòu)太多,議會、參議院、眾議院,且國民黨占議員的多數(shù),幾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過;任何事情都反對,又說不清原因,永遠在扯皮。這種花樣翻新的選舉和分散權(quán)力,對于習慣了獨斷專行的中國首腦來說,近乎謀害。而分散權(quán)力有什么好處,當時幾乎沒有人能看出來。
　　“民初那幾年,中國真的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的條件。真正制造輿論和接受輿論的人就那么一小層,老百姓不懂,他們也未必真懂,包括孫中山領(lǐng)導(dǎo)的主張共和的革命黨人也不懂。孫中山制定《臨時約法》,并不是用來實行共和、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袁世凱的,這一點他自己承認,今天的學(xué)界也沒有異議。總之,就中國當時的思想基礎(chǔ)、制度基礎(chǔ),想要實行共和是非常困難的�！瘪槍毶普f。
　　《王筱汀日記》的作者王錫彤(字筱汀)是袁世凱興辦實業(yè)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記中描述了袁稱帝前一個月已經(jīng)四伏的危機:表面上各省紛紛成立籌安會分會,請愿帝制者頻頻組織上書,但云南、四川已在興師,中央雖派兵討伐,但將帥一直都在觀望,不肯用力;“內(nèi)則段芝貴別有懷抱,外則閻百川(錫山)、馮華甫(國璋)均另作主張”;大典籌備處興高采烈,各種費用目不?接地攤派給各省,跟前清祝壽時沒什么兩樣;各省督撫雖然口頭上都答應(yīng)認捐巨款,但實際上“虛與委蛇,待時而動矣”!
　　即位當天,護國軍內(nèi)亂再起;第54天,袁世凱宣布推遲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當?shù)降?0天,袁世凱不得不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國號、年號、國旗都定了,龍袍、龍椅也做好了,還沒來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終結(jié)。
　　張一麟憶述當時情形:“那天,項城把我叫去說:‘我糊涂,沒能聽你的話,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將擁戴書焚毀。我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
　　閻錫山在回憶錄里細致分析過當時鼓動袁世凱稱帝的5種人:一是長子袁克定太想通過立太子而承大統(tǒng);二是清廷的舊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滿清的親臣,意在促袁失敗,好復(fù)辟;四是副總統(tǒng)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義,使黎能夠繼任總統(tǒng);五是日英俄三國,意在促中國于分崩離析,使之永陷貧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們在中國的利益。
　　閻錫山對擁帝派朋友說過:“你們這是要把大總統(tǒng)往爐火里推�！�
　　
　　從《二十一條》到“十二條”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兩個人,一個李鴻章,一個袁世凱。李鴻章臉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彈,雖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來親手折疊的紗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著子彈在臉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討價還價。
　　袁世凱與日本的過節(jié),可以追溯到駐朝鮮時期。1884年朝鮮宮廷政變中,袁世凱入宮救駕,平定了親日的“開化黨”人作亂,日本人很生氣,但伊藤博文看重他,當李鴻章感慨人才難得時,伊藤說:“以袁世凱的才干,只當小差,難怪貴國缺人才�！�
　　甲午戰(zhàn)爭時期,袁世凱對日本態(tài)度強硬。日俄戰(zhàn)爭時期,袁世凱實際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軍方的事;在他所練的新軍中,日本教官也發(fā)揮了不少作用。
　　日俄戰(zhàn)爭后,美國與日本、沙俄爭奪東北日益激烈,袁世凱“以夷制夷”,聯(lián)美、德制日,讓日本生氣。1908年建漢冶萍煤礦公司,盛宣懷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權(quán),袁世凱卻主張將公司收歸國有,沒談成,日本也生氣。
　　辛亥年間,袁世凱在外交上依賴英美,英美等國也公開支持袁世凱掌權(quán),日本顯得落后,于是認為如果袁世凱當國,日本在中國就不可能獲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對德宣戰(zhàn),強占青島,在山東半島登陸;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條》。
　　據(jù)曹汝霖(時任外交部次長)回憶,他收到的袁世凱批閱件上有這樣的文字――
　　針對合辦礦業(yè):“可答應(yīng)一二處,須照礦業(yè)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國人自辦�！�
　　針對建造鐵路:“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quán)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quán),惟須斟酌慎重�！�
　　針對開商埠:“須用自開辦法,并應(yīng)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
　　針對漢冶萍礦廠:“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針對福建讓與:“荒唐、荒唐,領(lǐng)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針對內(nèi)地雜居:“治外法權(quán)沒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許雜居�！�
　　針對限制中國主權(quán)的第五號條款:“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yīng)提出,實堪痛恨,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
　　對照天津市歷史檔案館現(xiàn)存的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朱批原件,可以發(fā)現(xiàn)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討價還價”,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關(guān)東部內(nèi)蒙古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nóng)工業(yè)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凱批:“辦不到”;有關(guān)日本臣民在滿州可租賃或購買土地,袁?出“或購買”3字,批:“購買有礙完全領(lǐng)土”。最后,他寫道:“各條內(nèi)多有干涉內(nèi)政侵犯主權(quán)之處,實難同意。”
　　曹汝霖在回憶錄里還披露了另一些情況:袁世凱特派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回國,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獲悉《二十一條》內(nèi)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義提出,帶有先斬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凱獲信后高興地說:“得要領(lǐng)了,得要領(lǐng)了。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yīng)他。”他同時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會因談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陸徵祥(時任外交總長)、曹汝霖奉命想方設(shè)法拖延談判,譬如將每周談判從5次壓縮到3次,談判代表顧維鈞每次說完開場白即獻茶,盡量占用兩小時的談判時間;另一方面,袁世凱將此事透露給英、美、法、俄,想通過他們的利益爭奪給日本施加壓力;同時,他也將內(nèi)幕透露給中外報界,借助國內(nèi)民意和輿論。
　　從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到5月7日日本發(fā)出限時48小時答復(fù)的最后通牒,歷時105天,談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擺出大戰(zhàn)一場的姿態(tài):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guān)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說:“我國雖弱,茍侵及我主權(quán),束縛我內(nèi)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quán)及自居優(yōu)越各條亦盡力修改,并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quán)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quán)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jīng)此大難之后,大家務(wù)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fā)有為之事業(yè)。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yù)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他還引朱爾典的話,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5月25日,陸徵祥與日本正式簽訂討價還價后的《二十一條》,實際上是“十二條”。第五號共7條,沒有簽訂,此外刪除2條。
　　當時留學(xué)美國的胡適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芍^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30年代初,史家陳恭祿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評點此事:“何可厚非�！�
　　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雖對袁世凱評價不高,但在《袁世凱傳》中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后,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了5萬冊,密存山東模范監(jiān)獄。他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后終于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
　　
　　新近發(fā)現(xiàn)的一些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還有另一重壓力――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guān)系,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引自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二十一條”談判過程中,日置益的說法顯然讓袁世凱感到了壓力。袁世凱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二次革命之后,孫中山被通緝,流亡日本。現(xiàn)在日本外務(wù)省檔案館確實存有一份孫中山與日本人簽訂的《盟約》。按照《盟約》,如果日本人出錢或武器,幫助他重新在大陸奪取政權(quán)的話,(孫)就把滿洲割讓給日本。這個問題現(xiàn)在爭議得非常厲害。每次開學(xué)術(shù)會議,幾方的學(xué)者都恨不得打起來。日本學(xué)者都堅持認為這是真的,臺灣學(xué)者堅持說這是假的,部分大陸學(xué)者傾向于認為是真的�！�
　　駱寶善先生說:“中國,包括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后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勢力,想要在本國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目標,都要依靠外國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樣的旗號。在尋求政治上、經(jīng)濟上支持的時候,只能拿國家主權(quán)、國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績
　　
　　袁世凱從1903年起在中國搞軍事現(xiàn)代化,在華北組建了6個師的新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他先后雇傭了德國、日本的教官,并且辦了步、炮、騎、工兵,甚至設(shè)立了現(xiàn)代化的通訊兵學(xué)校。北洋系軍事人才濟濟,至少有5個先后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tǒng)或總理。
　　人們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在中國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國的城市里沒有巡警,維持治安由駐防軍或衙役負責。租界出現(xiàn)以后,中國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期間,在直隸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總局和分局,并參照外國擬定了中國最早的《警務(wù)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國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隸總督任上,袁世凱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績是支持創(chuàng)辦實業(yè)、發(fā)展商業(yè),地點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資本企業(yè)不過四五家,袁世凱重用周學(xué)熙,創(chuàng)辦直隸工藝總局,幾年后發(fā)展到一邊辦廠,一邊辦相關(guān)學(xué)堂,使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的實業(yè)中心,其中機器造紙、織造、電燈、自來水、煙草企業(yè),特別是年產(chǎn)水泥20萬桶的啟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國規(guī)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勸業(yè)會(一個國際性的實業(yè)博覽會)上,參觀了直隸館的實業(yè)家張謇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袁世凱確能干事,此人與別人畢竟不同,在工業(yè)上尤有擅長過人之處,遠遠勝過了江蘇�！�
　　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上創(chuàng)辦的各式新式學(xué)堂不下幾十所,除了小學(xué)、中學(xué)、大學(xué),還包括專科、技術(shù)、師范、醫(yī)學(xué)、政治、軍事等多種學(xué)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他出面籌錢,資金很快到位,進口的鋼軌、枕木、機器、器材還都免了稅;他任命當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辦路務(wù)。這段鐵路雖然只有170多里長,但途經(jīng)居雍關(guān)、八達嶺,地形復(fù)雜、工程難度高。詹天佑發(fā)明了許多新技術(shù),比如用兩個車頭一拉一推,巧妙解決了牽引力不足的問題。兩年后,袁世凱奏請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漢粵川鐵路總辦。此外,新易鐵路、中國和比利時合資建成的蘆漢鐵路,都有袁世凱的功勞。
　　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在“節(jié)制資本”思想的影響下,反對保護私有財產(chǎn),而北京臨時政府提出“保護私產(chǎn)”、“經(jīng)營自由”。財產(chǎn)私有,主要表現(xiàn)在“土地私有”,當時大批旗人變相出賣土地,許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轉(zhuǎn)到私人手里。譬如,從1910年至1929年,黑龍江省95%的土地歸私人所有。
　　現(xiàn)在公認,民國初年有一個民族資本發(fā)展的“黃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戰(zhàn)”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袁世凱的近代化意識和對外開放,“黃金期”不可能形成。學(xué)者蘇全有認為,袁世凱的對外開放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自開通商業(yè)“特區(qū)”,擴大開放范圍;二是引進外資,尤其注重僑資。
　　北京民國政府解除了呈請開辦企業(yè)的若干限制,從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面粉廠、火柴廠、卷煙廠、造紙廠以及采煤、冶煉企業(yè),有了一個長足的發(fā)展。這其中,北洋系將領(lǐng)大多是新式工業(yè)的直接投資者和參與者,民國政府自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以降,幾乎人人染指企業(yè)。如袁世凱是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和自來水公司巨額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參與銀行、企業(yè)12家;曹錕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駱寶善斷言:盡管有私利交織其間,但袁世凱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確實做了很多實事,比孫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當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凱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為了“妃”、“嬪”之稱當著他的面爭起來了。袁世凱長嘆一口氣,說:“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回辦公室去了。從此,這個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輕微風寒幾乎從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漸減,懨懨成病。
　　七子袁克齊回憶了父親的彌留之際:“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
　　那幾個人是誰?是北洋系蔡鍔、稱病拒絕討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陳宦、北洋弟子陳樹藩、湯薌銘?還是趁勢斂財、最終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寬?
　　帝制失敗后,袁世凱曾對幕僚張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貴、官爵、利欲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shù)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shù)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凱身后,留下一個軍閥混戰(zhàn)、武夫當國的亂局。各省督軍,加上大約200名佩戴勛章的將軍,率領(lǐng)他們步履蹣跚的隊伍,從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將苛捐雜稅強加到百姓頭上。
　　看看幾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種種捐稅吧:燈膏捐、肉捐、車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蠶絲捐、茶攤捐、鋪捐、統(tǒng)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簾捐、獵捐、漁捐、剃發(fā)捐、糖捐、雞鴨捐、小商品捐、學(xué)捐、車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糞捐、國民捐、米捐、路礦捐、花布捐、警捐、花捐、畝捐、牛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戲捐、出口捐、契紙捐、戶口捐、文廟捐、油坊捐、染坊捐、紙捐、河捐、路捐、教養(yǎng)捐、煙絲捐、轎捐、檳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紅事捐、農(nóng)會捐、洋藥統(tǒng)捐,等等。
　　12年軍閥混戰(zhàn)與袁世凱主政時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評價是,“一蟹不如一蟹”。
　　
　　(參考: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牘》,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沈祖憲、吳?生《容庵弟子記》,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黃?《花隨人圣庵摭憶》,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許指嚴《新華秘記》,徐一士《一士譚薈》,陳夔龍《夢焦亭雜記》,汪曾武《鶼龕隨筆》,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蕭乾編《近現(xiàn)代新筆記叢書》,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張永東《百年之冤》,西里爾•珀爾《北京的莫里循》等;鳴謝駱寶善、劉路生慷慨提供大量資料照片和日本外務(wù)省報告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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