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為什么成為“憤青”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魯迅早就說過在中國的語境中,有人出來揭示真相如入無人之境,沒有人跟你挑戰(zhàn),你拿了一個槍出來,沒有人來回應(yīng)你,你變成一個傻子似的。我愿意做這個傻子。      
          2008年,是藝術(shù)家陳丹青在社會上倍受關(guān)注的一年。他以個人身份,參與奧運會開幕式的策劃,這使得他的影響越過了文化藝術(shù)界,他的言說不再是自己書房和大學的教室,而是城市的中心廣場。
          這種因媒介放大而引起的普遍關(guān)注影響了陳丹青的日常生活。電話、手機響個不停。眾多大學生、中學生,還有文學界、美術(shù)界、教育界、建筑界等各界人士紛紛寫信,或者發(fā)手機短信給他,向他申訴遭遇的個人問題……這讓陳丹青感到意外。他當初完全沒有預料個人的言說會獲得如此廣泛的回應(yīng)。一個在書齋里安靜寫作的人,就此走上了社會的前臺。
          其實,陳丹青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的雙重性,早在他回國初期就使人感到好奇:一方面他是個低調(diào)的人,在藝術(shù)圈視野中消失了將近二十年,被視為一個隱居的人。即便在他歸國后無所不談的文字著作中,也很少談他自己,始終保持自嘲、自貶的姿態(tài)。另一方面,當他回國出現(xiàn)在媒體前,他就相當坦率地、廣泛地針對現(xiàn)實發(fā)言。他對社會轉(zhuǎn)型期種種社會現(xiàn)象和話題,發(fā)出潑辣無忌的諷刺、調(diào)侃和種種異常個人化的見解。
          這讓陳丹青陷入一種尷尬的狀態(tài):一方面他被公眾當作是正義和良知的知識分子;媒體把他稱作是中國知識界里的“最佳知道分子”,圍追堵截采訪他;另一方面,對陳丹青的非議隨之而來。美術(shù)圈內(nèi)有人批評他江郎才盡、不務(wù)正業(yè),吹牛比寫文章好,寫文章比繪畫好。說他到處作秀,發(fā)布奇談怪論。而美術(shù)圈外的人都在為他叫好,認為他的言論與書寫比他畫畫更重要。
          公眾與媒體視陳丹青為一位“老憤青”!啊母铩虚L大的人,對苦難和侮辱特別敏感。我為什么對表格憤怒?從小填表格:填政治身份,填出身。只看你表格,不當你是個人,可是回國后發(fā)現(xiàn)還在一張表決定一個人!”陳丹青說,“‘文革’的另一份遺產(chǎn)是‘懷疑’,我們都不肯接受被告知的真理,我們要自己想想,‘文革’一代比今天的青年敢說話!彼援斢浾邌査矣谂u是不是受到美國的影響?他立刻回答:“我出國前脾氣就是這樣。 
          一談到社會問題,陳丹青就會變得臉色莊重,仿佛有層冬天的霜凝結(jié)在那上面。2008年以后,他將回到書齋,徹徹底底做一名自由藝術(shù)家,寫寫文章作作畫。“雖然有大學請我去,也有人勸我自己辦學校。但我不會去,我也不會辦學校,我只想自己一個人,講講真話,但這到今天還是個難事!這不是很沮喪嗎?”
          
          中國的創(chuàng)造力在哪里
          
          《新民周刊》:今年,你參與了奧運會開幕式的策劃,開幕式是否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現(xiàn)狀?前半部分的文化都是中國原創(chuàng)的,后半部分就徹底是西方引進來的。
          陳丹青:百年來中國一切新玩意兒全是西方的。奧運會開幕式表面很中國,骨子里也非常西化。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說畫卷當然是一個中國符號,但是一個畫卷打開,就有人在那兒打滾,這完全是西方的現(xiàn)代舞,中國古典里沒有人這樣跳舞。這種方陣,還有后半場所有聚合的隊形,完全是從西方過來的,中國古代的慶典,中國古代皇家出巡,隊列不是這么安排的。
          就算唐裝、漢服,古人完全不是這樣的,不要說唐女裙擺,連漢儒底下的裙擺都是從歐洲宮廷拿過來的設(shè)計。我們所謂的中國元素、中國符號,其實是用一種西化的手段來包裝的,包括燈光,包括電子團體操。
          《新民周刊》:中國的文化處于一個創(chuàng)造力比較低下的時代嗎?為什么看上去表面那么繁榮?有人甚至預言隨著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文藝復興”即將到來。
          陳丹青:要論國家民族的大復興,目下形勢空前大好,照唐德剛教授說法,今時正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最為揚眉吐氣、國運大開的好時光;李敖則放言今日中國是“開漢唐以來所未有”之“盛世”,想想也是,因強盛如漢唐,也始終為邊患所苦,故以李敖“中國不再挨打、中國不再受窮”的標準看,說得并沒錯――問題是今日中國的文化與藝術(shù)。
          從國際上的反映來看,中國文藝在國外受到好評和追捧,一是確實因為國家的強大,二是對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的獎賞,三是隨著我們對西方的了解,西方的那一點東西我們不僅學熟了,還舉一反三,用得得心應(yīng)手。我告訴你,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為什么會這么好呢?就是我們省掉了一個創(chuàng)造的過程。
          西方走到今天,它真的是一路苦過來的,從印象派苦斗,然后到現(xiàn)代主義苦斗,再到它的這個抽象啊,極簡啊,普普啊,它都是一場一場仗地打下來的。我們不要打這個仗,我們用的都是現(xiàn)成的他們的戰(zhàn)利品,他們的觀念,他們的工具、材料,包括構(gòu)思,包括樣式,我們就是拿來,這非常簡單。
          所以后現(xiàn)代對亞洲的文化有一個定義,是“盜版文化”,中國現(xiàn)在這個后起之秀,后來居上,一個大規(guī)模的盜版。觀念上可以盜版,樣式上可以盜版,同時在這個盜版當中,中國人這種聰明智慧用在里面。所以它是一個盜版過程當中煥發(fā)的一個――我不能叫創(chuàng)造力,就是一個新意。這個新意是西方人看不懂的,就我們這一套資源怎么到你們那里變成這樣呢?但問題前提是我們拿來了這個資源。
          《新民周刊》:如何恢復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
          陳丹青:在目前的狀態(tài)下,很難出現(xiàn)真正原創(chuàng)的東西。今天這個世界不是中國人自己原創(chuàng)的;中國人原來的那套東西已經(jīng)不存在了,現(xiàn)在我們的住宅、汽車、電話、飛機等等,全部是西方發(fā)明的,然后推廣到全世界的。現(xiàn)在真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想完全、徹底地獨創(chuàng),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們自己傳統(tǒng)的資源,失落很久了,就算找回來,它中間有一個斷層,中國傳統(tǒng)資源里面有多少是能夠把它轉(zhuǎn)換成現(xiàn)代性、具有世界性的,這是一個普遍的難題;另外一個資源就是西方資源,西方資源我們拼命在學,學得也很快,但是西方資源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也很難學到,它最核心的部分是個人,是自由,而且它沒有禁忌,學習它非常困難,轉(zhuǎn)化就更加困難。
          
          我愿意做說真話的傻子
          
          《新民周刊》:你現(xiàn)在反復講的問題,很多都是常識,很多人也明白這一點,但更多的人是“視而不見”,只有你在一而再地吶喊,為什么?
          陳丹青:吶喊?言重了。我知道自己為什么胡說,我也知道為什么眾人不說,為什么呢?這一層意思,恕我不說。不過就我見聞,許許多多人在說真話,做實事,只是沒得虛名,無緣“作秀”――為什么有名位的人物不肯開口說幾句呢?
          《新民周刊》:有人稱贊你是童話《皇帝的新衣》的那個孩子,敢說真話;也有人說你講的問題都是大家看見的問題,并沒有什么獨特的發(fā)現(xiàn)。
          陳丹青:我還是做不了那個小孩,畢竟我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我一直跟大家說我說的很多話不是真話也不是假話,但問題是除了真話和假話之外,說話還有好多種方式,我們今天話語方式太單一了,就是是和非,黑和白,對和錯,還有好多說話的方式,還有好多聽別人說話的方式,但是我們現(xiàn)在不會聽也不會說,所以就弄得不好玩了。
          《新民周刊》:問題是說了真話以后又怎么樣呢?就像一塊石頭丟進水中,激起波瀾一會又成了死水。
          陳丹青:魯迅早就說過在中國的語境中,有人出來揭示真相如入無人之境,沒有人跟你挑戰(zhàn),你拿了一個槍出來,沒有人來回應(yīng)你,你變成一個傻子似的。我愿意做這個傻子。
          《新民周刊》:到現(xiàn)在為止,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你的行為,為什么是你跳出來批評社會現(xiàn)實問題呢?
          陳丹青:是有這個問題。在我身上遭遇到一個錯位,大家覺得我應(yīng)該是一個藝術(shù)家,應(yīng)該整天呆在家里畫畫,而現(xiàn)在我跳出了學校,也跳出了美術(shù)圈,當了一個所謂的公眾人物。
          對我的變化這里面比較認同的反而是繪畫圈以外的人,繪畫圈以內(nèi)的人認為我有點不務(wù)正業(yè),我會公開承認這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我不太愿意說,就是我并不同意大眾對藝術(shù)家的這種定位。
          我在美國碰到的藝術(shù)家都是政治意識非常強的,政治立場非常鮮明的,而且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我也不大愿意承認自己是一個藝術(shù)家,因為像中國這樣當藝術(shù)家,我寧可不是藝術(shù)家。因為現(xiàn)在的藝術(shù)家往往把藝術(shù)和社會和整個時代分離出來,這我絕對不能同意的。我一直用我個人的行動來反對這樣的定位,包括現(xiàn)在藝術(shù)家們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變化的冷漠和無視。
          《新民周刊》:你曾經(jīng)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過意大利導演帕索里尼的話:“一個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是不要成為任何角色!蹦阍趺纯创约河僧嫾业酱髮W教授、文藝評論家、公共批評者的身份轉(zhuǎn)變?
          陳丹青:我每天刷牙洗臉,鏡子里還是同一個家伙。如果他不幸變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淺。說句涉嫌乖張的話:我無能阻止別人在我名字前面添加各種形容詞。
          《新民周刊》:你不在乎是一個知識分子,也不在乎是一個藝術(shù)家,或者是一個畫家。你在乎什么?
          陳丹青:我在乎我能不能說話,我還是不是我自己,雖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但是我看到別人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可能是和他們不同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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