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健孫：向陳寅恪先生學習什么？

　　前些時候，在一些書刊中，講堂上，以至大學宿舍里，關于陳寅恪先生的思想、風骨、 行止，一時似乎成了議論的熱點。

　　無疑地，作為一位有多方面重大成就的前輩史學大師，陳寅恪(1890—1969)是值得人們紀念的。他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樹。他“力求通過考證去發(fā)掘歷史事實及其內(nèi)在聯(lián)系，從而展示出事物發(fā)展的全過程，其成就較乾嘉諸學者更上一層。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程度和開拓史料來源，他倡導詩文證史，為史學研究另辟新途徑。尤其是從兩種不同觀察的記載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第1卷)。他所留下的這些思想、學術遺產(chǎn)，至今仍然需要我們很好地去發(fā)掘、研究、繼承和發(fā)揚 。

　　不過，對于有的論著來說，陳寅恪之所以值得推崇，不僅在于他的學術成就，尤其在于他的學人風骨、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而作為這種風骨、人格、精神的突出體現(xiàn)并被反復強調(diào)的，則是1953年中國科學院聘請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時，他復郭沫若、李四光所提出的兩個條件。這就是：“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克思主義，并不學習政治”；
“請毛公(毛澤東)、劉公(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脾�！庇械恼撜咭詾�，當63歲的陳寅恪說出這句話時，他在那一刻正是表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家某種秉筆直書的“壯烈情懷”!

　　陳寅恪曾自稱“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xiāng)(曾國藩)、張南皮(張之洞)之間”。對于一位有著這樣思想經(jīng)歷的老知識分子來說，主張不學習政治，不宗奉馬列主義，是可以理解的。這里的問題在于：陳寅恪之所以在學術上取得重大成就，是不是因為他不宗奉馬列而爭得了獨立思想、自由精神?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他的強點還是弱點?主張不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是表現(xiàn)了他的一種思想局限還是一種需要大力歌頌的英雄行 為乃至壯烈情懷?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引證一下周一良先生對陳先生的一些看法。

　　周先生也是一位在魏晉南北朝史等的研究方面有重要成就的老一輩史學家。他早年曾師從陳寅恪，并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由陳先生任組長的歷史組從事研究工作，深受陳的影響。他對陳寅恪的了解是很深的。正因為如此，他對陳先生的思想、學術的評價，也就應該有著特別的份量。

　　在《紀念陳寅恪先生》(1989)一文中，周一良先生提出了“陳先生何以能不斷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這個問題。為此，他講述了陳寅恪具備的四個條件：非凡的天資；
古今中外，博極群書；
良好的訓練；
勤奮刻苦。他說，在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史學大師中，象陳寅恪那樣，“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備這四方面條件者，恐怕不多”。不過，他認為，這些還不是陳寅恪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他寫道：“解放以后，我粗學馬列，感到陳先生雖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治史之道卻充滿樸素的辨證法，善于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這也許是陳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學界能夠冠絕群倫的主要原因吧?”他指出，陳先生論述歷史現(xiàn)象時，經(jīng)常注意區(qū)別共性與個性，研究二者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
看歷史問題，很重視縱向觀察，看淵流和演變，能以幾百年歷史的背景來觀察�！罢�由于如此，陳先生 的論著大都視野廣闊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辯證法”。

　　以為“宗奉”馬克思主義就會束縛研究者的思想，這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誤解。誠然，“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是束縛思想的，但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所“提供的不是現(xiàn)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fā)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并不是由什么人發(fā)明出來，而后從外部強加給歷史的僵化的原則；
它本身正是從無數(shù)的歷史現(xiàn)象中抽象出來的對于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的認識。而且，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不是一種封閉的學說。它在發(fā)展中可以融合、吸納一切對于歷史的科學的觀察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因為如此，以它作為指導去觀察歷史，將有助于人們透過歷史的現(xiàn)象，挖掘歷史的本質(zhì)即內(nèi)在的規(guī)律性。而一切對于歷史的科學的觀察方法，也是可以而且一定會與它相通的。周一良先生對 于陳寅恪學術成就所作的上述評析，不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嗎?

　　幾年前，在北京史學界的一次座談會上，記得當金沖及教授稱贊田余慶教授所著《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寫得深刻、讀來引人入勝時，周一良先生曾說：田先生這部書超過了陳寅恪。因為陳先生的方法，田先生都掌握了；
而田先生掌握的方法，陳先生并不都掌握(大意如此)。周先生的這番話，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在北大歷史系上學時也讀過陳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書，從中受到過啟發(fā)，而且聽得人們議論，陳先生的學術成就幾乎是無法超越的。后來，在1997年第3期的《北京大學學報》上，我讀到了周先生對此所作的進一步的說明。他指出，田余慶教授的“此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jié)合微觀的歷史考訂與宏觀的大勢鳥瞰，對東晉一百年的政治、社會史作出不少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解釋，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上的一大突破。書中論點之新鮮，分析之透辟，不亞于陳寅恪先生之著作，而有些方面過之，其原因當歸功于解放后不斷學習唯物辯證法之賜”。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僅不會限制、而且有助于推進歷史科學的發(fā)展，這該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證吧。

　　顯然，周一良先生對陳寅恪、田余慶有關著作所作的上述評論是富于啟發(fā)性的。事實很清楚：如果說陳寅恪的治學之道充滿著樸素的唯物論、辯證法，是他在老史學家中冠絕群倫的主要原因；
那么，不“宗奉”馬列，就恰恰不是他的強點而是他的弱點，不是他的優(yōu)勝處而是他的局限性了。既然為此，為什么要把陳先生的這種弱點和局限，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它神圣化為崇高的風骨和壯烈的情懷呢?這究竟是對這位史學大師的尊崇還是譏諷?是對社會科學的促進還是阻滯?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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