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撒克遜-盎格魯民族的精神傾向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一位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化論者,當代美國漢學家艾愷筆下的“現(xiàn)代化的反對者”,他的這本作于個半世紀前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政治與社會批評》,雖年代已久,然而書中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發(fā)展所作的文化思考,汪洋恣濉,機鋒橫逸,至今讀來仍蕩人心魄,余味悠長。阿諾德是如何“反現(xiàn)代化”的?這自然能調(diào)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不過,跟隨這位文化論者娓娓動聽的言說,他對當時英美文化中宗教精神的觀察研究,卻更引起了我的關(guān)注。后者無疑也有著強大的歷史穿透力,特別是在“9.11”事件、阿富汗戰(zhàn)爭與伊拉克戰(zhàn)爭先后發(fā)生的陰晦場景下,他的一些論述,幾可視作為“歷史的先聲”,仍富具啟示。
1、區(qū)分兩種文化精神
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一書中,阿諾德延拓了德國詩人海涅的思路,把歐洲文化解讀成兩種精神和力量的化合:“那種驅(qū)向行動的能量,至高無上的責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奮,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熱忱——所有這些都可看成為一種力。那種驅(qū)向思想——作為正確行動之基礎的思想——的智慧,那種對于隨著人的發(fā)展而形成的、新的變化著的思想組合的敏感,欲徹底弄懂這些思想并作出完美調(diào)適的不可遏制的沖動——這些可看成為另一種力。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將這種股力量看成對抗的力量(倒并非其本質(zhì)使然,而是因為它們在人身上和歷史中呈現(xiàn)出對立),可將它們看成是瓜分了大千世界的對抗勢力。最顯著最輝煌地展示了這兩種力的兩個民族可以用來為之命名,我們可分別稱之為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世界本應在這兩極之間取得均衡,只是事實上從來不曾做到過!
在阿諾德眼中,希臘精神代表著的是智性、理性和反思能力,澄澈的頭腦,自由的思維,是希臘式的追求,它的主導思想是意識的自發(fā)性,強調(diào)全面透徹地了解人的職責的由來根據(jù),確保不將黑暗當成了光。希伯來精神強調(diào)秩序、規(guī)則、既定的道德信條,代表著的激情、狂放與行為的虔誠,它的主導是嚴正的良知,注重順服,力主勤勉地履行職責,看到大的亮光就奮力向前。正如對猶太教的篤信與執(zhí)著,構(gòu)成了希伯來民族的根本特性一樣,歐洲文化中的希伯來精神,所涂抹的是宗教的底色。在阿諾德看來,歐洲文化的歷史,就是這兩種文化精神不停碰撞、彼此取代更迭的歷史,在兩千多年前希臘人的文化創(chuàng)造曾經(jīng)光芒四溢,歐洲因希臘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才可言歐洲文化;
而到公元1世紀前后,基督教的興起最終壓倒了希臘的阿波羅之神,希伯來精神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的支配力量,歐洲人此后是在基督教的大發(fā)展中前進;
而始于15世紀的文藝復興,則是在對基督教的質(zhì)疑中,又一次迎來了希臘文化的再度輝煌,希臘精神使歐洲人從蒙昧的中世紀得到了解脫。
2、英美社會的清教主義
一個有希伯來精神的社會是幸福的,自由、繁榮、秩序與道德心、正義感都由此而來,這是阿諾德的觀念;
一個希伯來精神取得了絕對地位的社會又是不幸的,價值、信仰的絕對化,是罪惡的一個重要來源,這也是阿諾德的觀念。在阿諾德的心目中,實現(xiàn)“文化、人性整體的和諧、全面發(fā)展的完美”,重要的是在兩種文化精神----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之間尋求均衡。希伯來精神對上帝的信仰,可以鑄造就人類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心,而希臘精神的反省自覺,則可以抑制人類走向沖動與莽撞、消解宗教化后的無知無覺。然而,與他所設想的“理想的文化”相對照,令他遺撼的是,當時的英美社會,文化上所存在的問題,恰恰就在于文化精神失衡,希伯來精神過于旺盛而希臘精神處處受壓。
15世紀文藝復興的興起,無疑是希臘精神的復興,不過,之后不久宗教改革運動的突起,也使歐洲涌起了另一種潮流,那就是清教主義。阿諾德敏銳地觀察到,“要回到基督教初創(chuàng)時期的那種熱忱和真誠”的宗教改革運動,“無疑是文藝復興的希伯來后嗣,是文藝復興那熾烈的激情、而不是其理智的產(chǎn)物”,這種斜刺里冒出的新教思潮、即被稱作為清教主義的東西,作為支流也深刻影響了歐洲人。歐洲該何去何從?阿諾德發(fā)現(xiàn)他的國家是走在了與希臘精神相背離的道路上,“英國人是新教的忠誠子弟,他們對文藝復興的了解主要來自其從屬的次要的一面,即宗教改革運動”,“我們的民族仍然具有強烈的希伯來特性(這正是其力量所在):自信、堅執(zhí)、專注。清教精神便是這種傾向性的體現(xiàn)”,“二百年來,人類前進的大潮一直奔向認識自我和世界、看清事物真相、以及意識的自發(fā)性;
而對我國的大部分人、尤其是社會中堅來說,一絲不茍的嚴厲的道德心成為基主要的沖動。他們在錯誤的時刻將次要當成了主要,以對待次要問題的態(tài)度對待頭等大事”,“它大大地左右了我們的歷史進程”。
英國是這樣,作為英國人后裔的美利堅民族又如何呢?阿諾德同樣察識精到:“美國幾乎沒有野蠻人,也不大有群氓,除此以外便和我們一樣。也就是說,國家的大多數(shù)都是非利士人;
但那里的非利士人比我們更加活躍,他們沒有野蠻人的壓力和虛假典范,更可以放開手腳,為所欲為了。我們發(fā)現(xiàn),英國非利士人最強壯、最活躍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來精神的中產(chǎn)階級,正是這種希伯來化的傾向使他們離開了文化的全面的發(fā)展。同樣,人人知道美國人來自英國中產(chǎn)階級,他們將后者的偏頗也搬到美國去了,只會十分狹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領域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指的是,當美國人的精神振奮起來、付諸行動時,他們喚起的一般只是宗教那一面,而且還是狹隘意義上的宗教。社會改革者到摩西或圣保羅那里找教義,他們根本不知道還能從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美國是“一個上帝管轄下的國家”嗎?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是這樣說的。最初踏上北美大地、后來成為新起的美利堅民族奠基者的那些人,是從歐洲飄洋過海去的清教徒;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后,卸任的老羅斯?偨y(tǒng)曾組織了一支軍隊,他鼓舞士兵的口號,“基督教士兵,拿起武器”,就充滿了宗教情感;
布什總統(tǒng)在一年前訪問中國的時候,也對清華大學的學生說,美國人98%都信教,他無法想象沒有宗教信仰人該怎么來生活。
3、上帝制造的禍端
在世俗社會的表象下,隱藏著一根宗教神經(jīng)。雖然19世紀的美國詩哲愛默生----一位被譽為“美國精神”代言人的人,曾大力主張新起的美利堅國家擺脫“舊歐洲”的影響,但從“舊歐洲”跑到北美大地的清教徒及其清教主義,看來的確如阿諾德所說,還是支配了“美國精神”。這一點直到今天還并沒有多大改變。
希伯來精神的過于盛興, 對于人類生活來說意味著什么呢?新教改革與新教倫理的出現(xiàn),誕生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但與此同時,新興的清教主義----“是一股強烈崇尚希伯來精神的力量”,也給人類生活帶來了新的煩惱。阿諾德對此洞若觀火,他說,“清教徒面臨的最大危險,在于自以為掌握了那知會他unum necessarium----不可少的一件事----的標準。至于這條標準究竟是什么,知會他的又是什么事,他的腦子里只有很粗糙的信條,但他已十分滿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從今以后只需干起來就行了。于是,在自信自滿的危險狀態(tài)下,他便放開手腳,讓屬于普遍自我的本能力量大行其道!
美國是一個宗教化國度,我們能如一些論者所說的那樣,簡單地認為前年的“9.11”事件,真是一起“世俗主義與宗教主義”或者說“世俗社會與宗教社會”的沖突嗎?布什在“9.11”事件后說要對恐怖主義分子發(fā)動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五角大樓馬上就把軍事行動的代號定名為“無限正義”----當然后來又取消了,這些下意識的說法與行為,都反映了流淌在美利堅民族內(nèi)心的希伯來精神和清教主義傳統(tǒng)。對宗教的誠摯,它真如這個年輕的民族所相信的那樣,只是一個好的精神存在嗎?應該讓那些印第安人后裔來作評價。18、19乃至20世紀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都是在上帝的名義下進行,美國白人長久以來認為這也是一種“正義”,但是覺醒了的印第安人后裔現(xiàn)在要求重寫美國史,弱勢者的痛苦和呻吟沒有被正統(tǒng)的美國史教科書所記載,這不僅是不公平,也是美利堅民族的“一個恥辱”。
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憐的,宗教的熱忱是我們得以擺脫恐懼、憂慮、悲傷的重要途徑,是我們從卑微中開拓出偉大的希望之鄉(xiāng);
一個只有宗教的民族則是不幸的,那由信仰所激發(fā)出來的巨大沖力,由于絕對化、不能受到任何懷疑力量的消解,只能最終擊傷我們自身。長久以來,我們所存身的這個世界,也正一直在為這兩件事而煩惱著:沒有宗教和過度宗教化。人類社會在這兩個極端無止境地擺動,這給我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文化欣喜地、發(fā)自內(nèi)心地贊譽那高尚宏偉的宗教意識,卻不能將宗教意識當作精神生活的全部”,阿諾德提醒人們注意基于希伯來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給世界帶來的恐怖。沒有反思的道德不是道德,哈耶克----這位奧地利經(jīng)濟學家、自由秩序的主張者,半世紀前言之切切地所說的一句話,也值得人們好好體昧:“必須理解到,現(xiàn)在世界上許多最有害力量的根源往往不是壞人,而是高尚的理想主義者,特別是,那些極權(quán)主義殘暴行為與原則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學者們奠定基礎的,他們從來不承認自己種下的惡果。” 2003/02/20
(《文化與無政府狀態(tài)》,(英)馬修.阿諾德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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