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昕：從“平民主義”到“勞農(nóng)專政”

　　引言：民粹主義與“五四”的激進思潮

　　“五四”運動后，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相繼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共產(chǎn)主義運動開始在中國蔚然成勢。中國現(xiàn)代史家們一直為如何解釋這一歷史現(xiàn)象而爭論不休。有些人認為，那時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是蘇俄的全球戰(zhàn)略陰謀的產(chǎn)物。而最流行的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早期的共產(chǎn)主義者實際上是先為列寧主義中的反帝國主義所吸引，然后才把馬列主義當做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即所謂的“救亡”）的思想武器。這種觀點既不符合中國現(xiàn)代史的史實，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事實上，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就知道了馬克思這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理論家。當時，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不僅熟悉馬克思，而且盡取空想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科學社會主義中的“最美好”的共同要素，熱情地擁抱種種帶有強烈烏托邦意識的社會革命理論。在這一激進狂潮中，民粹主義（populism，又可譯為平民主義）就吸引了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說，它與“五四”的激進思潮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本文的目的，就是系統(tǒng)地考察民粹主義在“五四”時期激進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它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興起之關系。

　　很少有學者對“五四”激進思潮中的民粹主義要素作系統(tǒng)的分析，只有美國歷史學家馬思樂（Maurice Meisner ）是個例外。在馬思樂的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中，他強調(diào)了俄國民粹主義在李大釗的思想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 馬思樂后來又嘗試著把自己在李大釗研究中所獲得的洞識，擴展到關于其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中，從而發(fā)現(xiàn)，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民粹主義的沖動。他認為，這在毛澤東的思想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毛對于城市知識分子的“知識”始終抱有不信任感，而對農(nóng)民天生的“智慧”則抱有信任傾羨之心，毛把所謂的“人民”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贊賞其自發(fā)的革命行動和集體主義精神。[2] 在馬思樂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一詞中的“中國”，不僅僅是個具有地理意義的形容詞，而且還包含了文化的意涵。但馬思樂并未把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放在整個“五四”激進思潮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也未全面綜合地描述過“五四”激進思潮中的民粹主義主題。此外，馬思樂用以分析民粹主義的概念也有局限性，雖然他正確地指出了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重要影響，但他對中國民粹主義思想中的非俄國因素，如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民主思想，則缺乏深入的探究。

　　另外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德立克（Arif Dirlik ）通過研究無政府主義，提供了一幅“五四”激進思潮的圖景。他指出，“五四”激進思潮不應被簡單地等同于、甚至化約為自由主義或以理性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啟蒙精神，“五四”時期的思潮包含了許多龐雜的思想內(nèi)容，特別是無政府主義。然而，在民粹主義問題上，他的看法比較模糊。一方面，他承認其老師馬思樂關于中國民粹主義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懷疑民粹主義在中國激進思潮中的重要性。[3] 他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許多民粹主義的主題是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固有的。德立克過分強調(diào)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而對民粹主義之重要性則過分貶低，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么一些明確地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五四”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譚平山、鄧中夏等），也會加入皈依馬克思主義的行列。

　　實際上，知識分子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世界性現(xiàn)象。美國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S.M. Lipset ）在比較各國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指出，“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傾向于擁護民粹主義，因為他們既同現(xiàn)有的權力等級體系缺乏聯(lián)系，又對之不滿，他們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時，他們的民粹主義也派生于他們對更發(fā)達國家所持的一種矛盾心理�！�…對民粹主義的崇拜產(chǎn)生了一種信念，即‘相信普通民眾（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力和巨大的道德價值’”。[4] 中國的激進知識分子在試圖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也曾經(jīng)把目光投向人民（或民眾、平民），以尋找力量的源泉。這種傾向，匯同了當時人們對“德先生”的高揚，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民粹主義沖擊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興起了。

　　在進一步展開討論之前，應先澄清民粹主義一詞的含義。按照席爾斯（Edward Shils）的定義，民粹主義是“一種對于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識分子之創(chuàng)造性和道德優(yōu)越性的崇信”。[5] 這是個相當含混的辭藻，它經(jīng)常被眾多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政治評論者用來描述五花八門的現(xiàn)象，從瑞士的直接民主、美國1890年代的平民黨、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平民傾向，到印度的甘地主義、拉丁美洲的庇隆主義，甚至還包括葉利欽和李登輝的問政風格。筆者采納魏爾斯（Peter Whiles）的術語[6] ，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一種激進的話語以及相應的政治趨向或態(tài)度；
它以多種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思潮中，甚至包含一些可能彼此相互矛盾或對立的取向；
其總體特征表現(xiàn)為道德主義而不是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并采取與現(xiàn)行體制對立和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
僅在某些特殊時空中（如在俄國、印度、阿根廷），它才發(fā)展成一種社會或政治運動。民粹主義的核心是它的“人民”觀，即對“人民”或“民眾”的極端崇拜。正如席爾說的，“人民構成了道德和標準；
同人民保持聯(lián)系就是善。尊重和不敬的給予基于是否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7] 許多民粹主義者都認定，“人民”是個或多或少單一的整體，即具有同質性的民眾。對許多民粹主義者來說，農(nóng)夫與工人之間的差別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那些為其衣食而勞作的“人民”與不勞而獲的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差別。在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中，并未出現(xiàn)過自封為民粹主義的社會運動。本文中所講的中國的民粹主義，是指一種政治態(tài)度或取向，它與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政治取向和態(tài)度具有共同特征，在近代的中國，民粹主義的傾向與流行的各種激進主義思潮（如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一、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和勞動主義的興起

　　在許多國家，尤其是在19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共同的思想起源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它們的共同取向是反對資本主義。許多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最著名的莫過于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都曾是民粹主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8] 依照伊賽亞·伯林的研究，民粹主義者普遍接受的三大信條就是，無政府主義、強調(diào)平等、獻身于全體民眾。[9] 民粹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智識因素甚多，但首要者當歸中國無政府主義對勞動主義的宣傳，這種宣傳在“五四”運動前的若干年里就已蔚成大勢。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們大多對平民百姓的悲苦生活抱有極大的同情，自視為“平民”的代言人，欲追求一個奠基于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社會。由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宣傳，自1910年代初期起，“平民”一詞就在中國十分流行了。1913年，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奇利斯瑪型領袖劉師復（其“師復”之名更為著名）在廣州出版了《晦鳴錄》，一年后改為《民聲》。他稱自己的雜志是“民之聲”，定位于“平民之機關”，以“令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睘樽谥�。[10]無政府主義者們所鼓吹的“社會革命”，也被等同于他們所謂的“平民大革命”。[11]早在晚清時期，劉師培的作品就提出了勞動問題。[12]是無政府主義者在1910年代中期把人們對于勞動問題的關注推向了高潮，并造就了有關勞動和勞工的道德主義形象。當時，師復鼓吹說，勞動是一種人性。他拒絕好逸惡勞是人之天性的說法，認定“好動”才是人的基本秉賦，使人好逸惡勞的是導致貧富不均的私有制。師復相信，隨著公有制的實施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人將平等，勞動也將成為快樂。在他想象的“無政府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中，“人人皆從事于人生正當之工作”，勞動會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勞動之苦惱將變而為游藝之幸福矣”。[13]到了1918年3 月，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梁冰鉉、劉石心（師復的弟弟）等，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勞動》月刊，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勞動》一詞命名的雜志，被譽為“在中國鼓吹勞工主義之先鋒”。吳稚暉為該刊撰寫了“勞動者言”一文，這篇相當于發(fā)刊詞的文字把《勞動》的宗旨開列如下：尊重勞動，提倡勞動主義，維持正當之勞動、排除不正當之勞動，培植勞動者之道德，灌輸勞動者以世界知識普通學術，記述世界勞動者之行動，以明社會問題之真相，促進我國勞動者與世界勞動者一致解決社會問題。[14]當時，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最大的社會問題便是勞動問題，而勞動問題全系寄生階級對勞動者的剝削而引起，其實質是階級斗爭。同中國近代早期的其他派別的社會主義倡導者（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國民黨的某些知識領袖）不同，多數(shù)無政府主義者承認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并認為這是當時中國最緊迫的問題。雖然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差別很大，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對這一差別不甚了了，他們一般都把階級斗爭理解為窮人與富人、勞動者與不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沖突。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以這種民粹主義式的“階級”觀為基礎，從道德上強烈地譴責不勞而獲者以及不尊重勞動的整個社會等級體系。

　　《勞動》的撰稿人一面宣傳勞動主義、視勞動為人生最大之義務和最大之善行，一面宣傳社會主義、號召排除不勞而獲者的社會革命。這份雜志是中國最早關注并擁護蘇聯(lián)十月革命的刊物之一，它把十月革命視為無政府主義鼓吹的追求社會大同的“社會革命”。該刊的一篇文章將列寧稱為“大同主義者”，文中寫道，“現(xiàn)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jīng)光明正大地做起貧富一般齊的社會革命來了”[15]，該文強調(diào)，這場俄國的革命受到了勞動人民的歡迎，卻為各國的富人和官僚所反對。《勞動》雖只出了五期，卻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它所倡導的勞動主義和“社會革命”的觀念，以及它從“社會革命”的所謂“新眼光”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觀察，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后來的共產(chǎn)主義者，如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都是這份刊物的熱心讀者和作者。陳獨秀一開始本來是反對蘇聯(lián)十月革命的，但后來在“社會革命”觀的影響下卻改變了態(tài)度。[16]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勞動主義便在中國激進知識分子的心靈之中長期激蕩。1918年11月16日，在慶祝協(xié)約國勝利的大會上，極具影響力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他在致詞中說，“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yè)，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nóng)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教員、著述家、發(fā)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17]一時間，“勞工神圣”這一口號流行于當時各種派別的輿論工具上，成為時髦。

　　李大釗在另一次慶祝大會上則發(fā)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講演。他把協(xié)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視為民主主義、勞工主義和庶民的勝利。他向聽眾發(fā)出了典型的民粹主義式呼吁，“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去作工��！”[18]緊接著，李大釗又站在勞動主義和“社會革命”的立場上，撰寫了《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應當指出的是，中國當代的歷史學家們常常把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功勞獨歸于李大釗，過分夸大了李的這兩篇文章的獨特意義和影響力。事實上，在“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甚至也包括國民黨人，對俄國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已趨熱烈，后來成為共產(chǎn)黨領導人的一些知識分子當時只是加入了這一時髦的“大合唱”而已，他們既非歡迎俄國十月革命的“先鋒”，也非鼓吹十月革命的“主角”。更應當說明的是，當時，那些以后成為共產(chǎn)黨領導人的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的理解和認識，幾乎和民粹主義者差不多，是把十月革命視為勞工主義和民粹主義式“社會革命”的勝利，他們那時對馬克思主義并無多少了解。人們在后來的理解中給早期的激進知識分子加上了太多的“光環(huán)”。與其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語），倒不如說，“十月革命”實際上送給中國的主要是民粹主義。

　　二、“德先生”是誰？──“五四”時期民主思想中的民粹主義因素

　　民主的理念，即所謂的“德先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五四”的標志和象征，也是后代知識分子竭力鼓吹的“五四”精神遺產(chǎn)。然而，很少有歷史學家仔細地審視，究竟那時人們普遍所持的“民主”觀是什么；
相反，倒是有許多歷史學家不加分析地把五四時期的“民主”觀放進“自由主義民主觀”的思想史框架中去理解[19]，結果把“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念描繪成了“自由主義圖景”的史觀，這種結論至今沒有受到嚴肅的挑戰(zhàn)。筆者認為，當時在中國，“民主”這個詞事實上是個大口袋，容納進很多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要用一種觀念把裝在這個口袋中的五花八門的看法貫穿起來，那么，這種可以貫穿其中的觀念就是民粹主義傾向。

　　1919年初，民主的觀念開始在中國流行。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出版三周年之際，回擊保守派的指責，以“德先生”和“賽先生”來稱呼“民主”和“科學”，并且宣布，“我們現(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0]中外史學家一般把高揚民主的功勞歸于《新青年》雜志，這固然不錯，但遠非歷史的全貌。事實上，當時有數(shù)百種宣傳新思想的刊物，都把宣傳民主作為其主要內(nèi)容。這些刊物的創(chuàng)辦者，不僅包括激進派知識分子（如陳獨秀等），也包括溫和派（或通常所謂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最著名的自由派雜志《新潮》中，羅家倫把民主的觀念和社會主義（注意，并非自由主義）并列為“世界之新潮”。[21]北京大學法科教授陳啟修在一本較有學術性的《北京大學月刊》中撰文，把民主和聯(lián)邦主義列為所謂“國家改制”的兩大趨勢。[22]不管這些宣傳民主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屬于什么派別，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基本上一致，即傾向于把民主思想（尤其是盧梭式民主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民主權論觀念推向極致，從而成為一種民粹主義和烏托邦式的民主觀念，這與西方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認識差別很大。那時中國知分子對民主的理解，也可從英文“democracy ”一詞的譯名中看出。除了將這個詞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外，那時最流行的譯法是“平民主義”，亦有人譯之為“庶民主義”。有時，不同的譯法還被并用。例如，在1919年《湘江評論》的創(chuàng)刊號上，當毛澤東提及民主的概念時，先用了“平民主義”這個譯法，接著又列出“德謨克拉西”、“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和“庶民主義”四種譯法。[23]在1918至19191 年間，李大釗談論民主時經(jīng)常只使用英文，有時也用“民主主義”這種譯法，但從1920年起，就在其文中全部改用“平民主義”這個譯法。[24]他在1923年還專門為商務印書館撰寫了一本題為《平民主義》的小冊子。[25]英文“democracy ”一詞的中文譯法有多樣性，非因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解能力差，而是源于該詞本身的多樣性含義。從詞源學上說，這個詞含混地意味著“人民的權力或人民的統(tǒng)治”，其含混性的關鍵點在于“人民”的含義很不清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薩托理（GiovanniSartori ）在其名作《民主理論新論》中，給出了六種關于“人民”的解釋：一，人民意味著所有人；
二，人民意味著多數(shù)人，即民眾；
三，人民意味著下層民眾；
四，人民意味著一個不可數(shù)的、有機的整體；
五，人民意味著由絕對多數(shù)原則衡量出來的多數(shù)；
六，人民意味著由相對多數(shù)原則衡量出來的多數(shù)。[26]“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所理解的“人民”，實際上是在薩托理所列之前四種含義中搖擺。但當時沒有人想去澄清“國民”、“平民”、“庶民”和“多數(shù)人”之間的區(qū)別。

　　“平民主義”作為“democracy ”一詞的中譯，在當時很流行，這與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有關。在五四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光譜上，年輕一代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師復及其追隨者，一般被認為是“過激派”。雖然他們那種強烈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立場，并不為多數(shù)社會主義者所接受，但他們宣傳中所使用的“平民”一詞卻日益流行，幾乎所有不想被認同為“保守派”的人都以使用這個詞為時髦。可能只有陳啟修是個例外，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fā)表文章，力主“democracy ”一詞的中譯應是“庶民主義”而不是“平民主義”。他作為一個自由派學者，對民主觀念的理解是盧梭式的，但民粹主義色彩相對較淡。他認為，“平民主義”意味著平民對抗貴族，而“democracy ”本身其實并沒有平民掌握政治的涵義。[27]按他的理解，“庶民”一詞意味著“所有人”。但事實上這個詞往往可與“平民”互替，通常是指與上層階級相對應的社會大眾，儒家的著名格言“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即為一例。

　　不論使用“平民主義”還是“庶民主義”作為“democracy ”的中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是把“人民”理解為“下層民眾”，即窮人、勞工階級、勞工、勞農(nóng)等等。這樣的定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沒有什么關系，只是反映出知識分子對受壓迫的多數(shù)民眾的民粹主義式的道德同情。民粹主義式民主是一種激進版的民主觀念。美國學者J. Roland Pennock 對此有清楚的闡釋，“民粹主義是與精英主義相反的一極。民粹主義民主認定民眾參與的最大化，因此傾向于平等分配權力。在規(guī)范的意義上，平等在這種觀念中是首要價值。民粹主義民主傾向于所有決策由簡單多數(shù)作出。因此，在描述的意義上，多數(shù)人的意志至高無上”。[28]在“五四”時代，民主并不僅僅被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而且還被理解為一種精神、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貫穿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原則。李大釗這樣主張，“現(xiàn)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著democracy 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 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jīng)濟上也有他；
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
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
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占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之一句話，democracy 就是現(xiàn)代唯一的權威，現(xiàn)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 的時代”。[29]因此，在“五四”運動前后，“平民”一詞便成為知識分子中無所不用的流行形容詞。在政治上，鼓吹建立“平民政治”，實行由“平民直接立法”，由“平民”主持行政、立法、司法等[30]；
在經(jīng)濟上，要“廢止資本主義生產(chǎn)……造成大家是勞動者、大家做了大家用的一個平等的經(jīng)濟組織”[31]；
在教育上，要實行“平民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32]；
在社會上，要推行社會主義，以解決“勞動問題、貧民問題、婦人問題”等[33]. 還提出要建立“平民文學”、“平民工廠”、“平民銀行”、甚至“平民洗衣局”等。此外，還有什么“科學平民化”、“學術平民化”、“軍隊平民化”、“社會生活平民化”等口號。

　　于是，平民主義的沖擊波沖向社會的各個領域，民主被理解為一種沖破強權的解放運動，變成了所謂的“平民不受官僚的欺壓、勞動者不受資本家的虐待、女子不受男子的支配、學生不受教職員的壓制……等等”。毛澤東就曾以激昂的筆調(diào)，為這種“解放主義式”的“民主”觀留下了歷史的記錄，“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兌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上的強權，文學上的強權，政治上的強權，社會上的強權，教育上的強權，經(jīng)濟上的強權，思想上的強權，國際上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們打倒”[34]. 在這股“平民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使下層民眾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改變下層民眾的生活處境、為下層民眾服務，就成為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刻意以求的目標。

　　三、“到農(nóng)村去、到工廠去、到民間去！”

　　當民粹主義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即所謂的“平民主義”，在中國知識界興起之際，也是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關注俄國的民粹主義運動之時。在各國民粹主義中，俄國的民粹派獨具特色，“他們大多沿循赫爾岑之說，相信俄國農(nóng)民公社已經(jīng)寓有一個公平且平等的社會──所謂的村社，俄語obshchina ，是一種集體單位的組織，又名Mir ”。[35]俄國的民粹主義者認定，只要以Mir 為基石，參照法國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路線，就能超越資本主義，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新社會。中國顯然沒有與俄國的“村社”相對應的組織，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并不認為，在中國的農(nóng)民當中存在著自發(fā)的社會主義基礎，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從俄國民粹主義運動那里汲取精神力量。

　　李大釗1919年2 月在《晨報》上發(fā)表了“青年與農(nóng)村”一文，這是一篇典型的民粹主義文章。他呼吁中國的青年“到農(nóng)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nóng)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fā)農(nóng)村的事”。[36]他論證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大多數(shù)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nóng)民。他們?nèi)羰遣唤夥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
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
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
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37]他還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倡導厭惡城市、喜愛鄉(xiāng)村的民粹主義式情感，“在都市里飄泊的青年朋友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xiāng)村里有許多幸福；
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xiāng)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
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xiāng)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
都市的空氣污濁，鄉(xiāng)村的空氣清潔”。[38]他的結論是，“要想把現(xiàn)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智識階級和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39]這便是后來為許多中國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群眾相結合”的思想之來源。

　　事實上，這一思想絕非李大釗的個人獨鳴。例如，王光祁也于1919年2 月在《晨報》上撰文說，“與其在勞動界以外高聲大呼，不如加入勞動界中，實行改革。因立在勞動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勞動利益，未必即斯勞動利益。若親身加入勞動界中，才知道勞動界的真正甘苦”。[40]當時，人們更多地是從“工讀主義”的角度，來談論知識分子加入勞動界的問題�！拔逅摹边\動之后，社會改造之風大起，在北京的各大學中相繼建立了平民教育演講團、工讀互助團、平民教育者等組織。學生們開始履踐其師提出的“平民主義”思想，企盼通過志同道合的社會實踐來孕育新生活的胚胎，這些活動都帶有強烈的烏托邦主義色彩。北京工讀互助團歷時三個月便宣告失敗，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李大釗又繼續(xù)號召青年們到“鄉(xiāng)下購點廉價的地皮，先從農(nóng)作入手”[41]，采取純粹的工讀主義。戴季陶提出，“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而又肯耐苦的青年，既不愿意附隨著惡社會過生活，又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便應該拿定普遍救濟的目的，舍去一切獨善的觀念，投向資本家制下的工廠去”。[42]工讀互助團的參加者施存統(tǒng)完全接受了戴季陶的見解，提出了“投向資本家底下的生產(chǎn)機關去”的主張，他說，“我很慚愧，我現(xiàn)在還不是一個工人”。[43]這樣，民粹主義在青年學生中開始勃興起來，這可以下面的兩條鮮為人用的史料所證。第一條選自北大學生會1920年1 月創(chuàng)辦的、當時頗有影響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其編者在發(fā)刊詞中寫道，“我們相信俄國學生界自普通的一句話，并且拿他來做我們的模范。他說，‘要是你想掃除專制政治的羈絆，你要找平民為伍，教育他們，使他們信你。（Go， seek the people， live among them，educate them， and win their confidence ， if you want to get rid of the yoke ofautocracy ）’”。[44]第二條史料是，1920年4 至6 月，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刊發(fā)了八位青年就“去與勞工為伍”和“往鄉(xiāng)間去”之主張的討論，其中署名“彬彬”的“往田間去”一文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提出，應該效法俄國民粹派，到農(nóng)村去，其八點理由如下，“一，農(nóng)民占全國民的大多數(shù)，如果教育的好，可以有轉移社會的力量；
二，農(nóng)夫大半是沒有智識的，因為他們沒有受過什么教育；
三，他們的生活，很為簡單；
四，他們的心地很潔白，因為他們沒有外界的誘惑；
五，他們沒有組織的能力，因為他們不曉得什么是自治，這是受了幾千年專制的緣故；
六，他們沒有活動的精神，因為他們只曉得種田，不曉得別的事；
七，他們很有一點合群和互助的精神，不過他們的互助和合群是狹義的，而非廣義的，因為沒有經(jīng)過良好訓練的緣故；
八，他們有很好的環(huán)境！簡單、樸實、節(jié)儉”。[45]從這兩篇“五四”思想史研究者極少涉及的文獻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以看出，雖然李大釗本人并沒有直接投身到青年學生的種種民粹主義活動中，然而，他的《青年與農(nóng)村》一文，無疑對于那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如毛澤東、惲代英、施存統(tǒng)以及那位不知其真名的“彬彬”，都有很大的影響。

　　四、反智主義的濫觴

　　1920年5 月1 日，京、滬、穗等地的各派社會主義者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慶�；顒�。《新青年》出版了特大的“勞動節(jié)紀念號”，吳稚暉用篆字為該刊題寫了“人日”兩字，表示一向被當做牛馬的勞動者要站起來做人，孫中山和蔡元培也為該刊題了詞。值得一提的是，有13位工人的題詞被置于與上述3 位知名人士同等的地位，這在中國出版史上是破天荒之舉。就在這個月，《星期評論》、《晨報》副刊、《民國日報》之副刊《覺悟》、《時事新報》之副刊《學燈》、《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等，滿載“五一節(jié)”的紀念文章。這是中國各派社會主義者的最后一次合作，當時他們已開始在思想上分道揚鑣了。在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以及相當一部分激進青年當中，開始出現(xiàn)了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傾向。

　　知識精英與民眾的關系究竟如何？這是個令民粹主義者最為傷神的難題。一方面，他們自恃為啟蒙者，賦予自己向民眾灌輸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的道德義務；
另一方面，他們又崇拜民眾的道德和社會力量。民粹主義者的思想中，既含有革命的唯意志論成分，又含有道德的反智主義成分。

　　事實上，作為民粹主義伴生物的反智主義，早于1919年下半年便悄然孕生。發(fā)表在《平民教育》上的一篇署名為“德”的文章，便是最典型的表現(xiàn)，此文寫道，“念書人是什么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社會的蠹民嗎？……所以我們此后應當覺悟，教育是應當給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我們這些人，號稱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請問，回到家里扛得起鋤，拿得起斧子、鑿子，擎得起算盤的，可有幾個……再翻回頭來，看看那些大睜著眼不識字底的可憐底平民，卻實實在在我們的衣食生命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的分子”。[46]大多數(shù)青年學生在履踐“平民主義”思想之初，對個人社會角色的自我認同依然是“啟蒙者”。但是，他們的啟蒙并未受到民眾的歡迎。羅章龍曾回憶說，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接觸工人的過程中，碰到了所謂的“工學界限”問題，即工人們隱約地對學生們懷有若即若離的態(tài)度。青年知識分子們此時才深切地感到，他們不僅同現(xiàn)存的權力結構是疏離的，而且同他們試圖依靠的民眾也是疏離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生們決心要“與工人打成一片”，使“學生生活工人化”。[47]正如美國歷史學家A. Dirlik 所說，“在五四后期，一種新的觀點，即知識分子不僅要教導勞工，而且也要向勞工學習，也產(chǎn)生了”。[48]在勞動主義剛興起時，“腦力勞動者”依然被視為勞動者，但是到了1920年，當反智主義開始蔓延時，“讀書人”便逐漸被排除在勞動者的行列之外了。這年的“五一節(jié)”，陳獨秀在一次對碼頭工人的演講中說，“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是最有用最貴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說皇帝最有用最貴重，或是說做官的讀書的最有用最貴重。我以為他們說錯了，我以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貴重。這是因為什么呢？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田的人做的，……我穿的衣服是裁縫做的，我們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們做的，……這都不是皇帝、總統(tǒng)、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49]他還呼吁人們拋棄中國傳統(tǒng)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念，“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chǎn)業(yè)，居于治人的地位；
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50]這不啻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思想的先鋒。

　　在反智主義悄然孕生的背景下，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心目中抽象的“平民”概念就一步步清晰、具體起來，“平民”越來越等同于“勞工”、“勞農(nóng)”，“勞動者”越來越等同于“做工的人”。

　　五、“勞工專政”和“勞農(nóng)專政”思想的勝利

　　平民主義的濫觴和反智主義的盛行，引導著中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重新認識十月革命，他們對蘇俄的理解也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蘇維埃政府被稱為“勞農(nóng)政府”，十月革命也開始被視為實現(xiàn)“勞農(nóng)專政”（或“勞工專政”）的階級革命，而不再被籠統(tǒng)地視為社會革命。1920年3 月，蘇聯(lián)政府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激起了中國各界的一陣騷動，一時間，蘇聯(lián)成了人道主義的化身。這時，中國早期的共產(chǎn)主義者開始接受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即階級斗爭理論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思想。馬克思主義不再作為一種泛泛的“社會革命”的理論，而是作為一種卓有成效的“階級革命”的策略，吸引了大批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

　　陳獨秀1920年1 日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談政治”一文，是這一思想轉變過程的重要標志。從這時開始，他把階級斗爭看作為受壓迫者翻身求解放、實現(xiàn)一個平等的新社會的完全正當?shù)氖侄�。他寫道，“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國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shù)游惰的資產(chǎn)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shù)極苦的生產(chǎn)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的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等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chǎn)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占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國家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chǎn)階級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將財產(chǎn)私有、工銀制度廢去，將過去的不平等的經(jīng)濟狀況除去”。[51]在1919年，是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還一知半解的時候，那時他傾向于認為，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是達致理想社會的難免的惡。[52]但到了1920年夏，他就改變了看法，把這難免的“惡”看成了必要的“善”。在北京大學開設的一門題為“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的課程中，他斷言，“有人疑慮社會主義實行后，國家與社會權利逐漸增加，個人自由易受其干涉，遂致束縛。此亦誤解。然過度時代的社會主義，確是束縛個人主義的自由，因少數(shù)資本主義者之自由當然受束縛，不過對于大多數(shù)人的自由確是增加。故社會主義是保護自由，增加自由者，使農(nóng)工等等人均多得自由”。[53]經(jīng)過種種智識和行動上的曲折，從1920年夏開始，一大批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自信找到了邁向烏托邦的通途，成了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

　　結論

　　本文中的“中國民粹主義”并不是指某個政黨或一套學說、一種社會運動，而是指一種存在于“五四”激進主義思潮中的思想傾向。同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一樣，中國民粹主義具有顯著的智識龐雜性特征，內(nèi)中包含有許多相互矛盾的信條。其智識來源既有無政府主義的勞動主義，又有盧梭人民主權論式的民主思想，還有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誕生之時，受到了中國民粹主義的強有力的智識滋養(yǎng)。

　　像其他類型的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具有民粹主義思想傾向的“五四”激進派知識分子對平民有一種崇拜。這些知識分子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一元論信念，正如艾賽亞·伯林所說的，他們相信，“從某個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最終的解決之道”，“人類所信仰的所有積極價值，到最后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蘊涵在對方之中”。[54]他們試圖通過社會改造來建設一個社會公正與平等的新秩序。

　　當中國民粹主義者心目中空洞抽象的“平民”化為具體的無產(chǎn)階級之后，中國早期共產(chǎn)黨人便走完了從民粹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此僅一步之遙的思想進程。他們堅信自己找到了實現(xiàn)平民主義思想──一個民粹主義烏托邦──的科學的革命之路，即實現(xiàn)所謂的“勞農(nóng)專政”。從他們在“五四”初期對平民主義（即民主）的信奉，到他們在“五四”后期對“勞農(nóng)專政”理念的欣然接受，并沒有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礙，因為他們相信，“勞農(nóng)專政”正是實現(xiàn)平民主義、亦即他們所謂的“平民政治”或“勞工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于是，懷抱著強烈的救世主義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馬上投身于喚起民眾熱情的斗爭之中。三十年后，一個極權主義（即所謂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制度在中國被建立起來了。

　　民粹主義不僅滋養(yǎng)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而且，深深地影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過程，民粹主義的沖動始終構成了毛主義的主弦律。在“五四”時期搏動的唯意志論、道德理想主義、勞動主義、反智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識分子與民眾打成一片的觀念，四十年后重新勃興，構成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基調(diào)。而在如此眾多、偉大、美好、善良的歷史理念的祭壇上，充當祭品的是無數(shù)的生靈。

　　「注釋」

　　[1]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2]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 Wisc.：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3] Arif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S. M.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GardenCity：
Anchor Books ， 1967. Pp.77-78. [5]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p.20. [6] Peter Wiles. "A Syndrom ， Not a Doctrine ：
Some Elementary Themes onPopulism，" in Ghitu Ionescu and Ernest Gell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Characterist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p.166. [7] Shils. The Intellectual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p.405. [8]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 1966 ）；

Antonio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Capit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9] Issach Berlin ， "Russian Populism，" in his Russian Thinkers. Harmondsworth，Middx.：
Penguin Books， 1979. p.235. [10]師復，“《晦鳴錄》編輯緒言”，載葛懋春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69 至270頁。

　　[11]師復，“無政府共產(chǎn)黨之目的與手段”，載葛懋春等，同上，第314 至318 頁。

　　[12]參見Peter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3-9，92-5. [13]參見師復，“無政府淺說”，載葛懋春等，同上，第271 至276 頁。

　　[14]“勞動者言”，《勞動》一卷一號（1918年3 月20日）。此文載《五四時期的期刊》（第二集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9年。第546 至547 頁。

　　[15]持平，“俄羅斯社會革命之先鋒李寧事略”，《勞動》一卷二號（1918年4 月20日），參見《期刊》，第二集下冊，第170 頁。

　　[16]參見唐寶林、林茂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8頁。

　　[17]蔡元培，“勞工神圣”，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三卷，第219 頁。

　　[18]李大釗，“庶民的勝利”，載《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6 頁。

　　[19]響譽國際的周策縱就是一例，參見其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0）。

　　[20]參見《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 至243 頁。

　　[21]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 月），第19至24頁。

　　[22]陳啟修，“國家改制與世界改制”，《北京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 月），第20至21頁。此文在有關的歷史研究中極少被提及。

　　[23]參見Stuart Schram ed. ，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 ）， Vol.1：
The Pre-Marxist Period ， 1912-1920（Armonk：
M. E. Sharpe，1992）， pp.318-319. [24] 參見李大釗，“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文集》（下），第371 至436 頁，這是李大釗1920年在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另外，參見李守常，“從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晨報副刊》（1921年12月15-17 日），重印于《李大釗文集》（下），第501 至507 頁。

　　[25]李大釗，《平民主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重印于《李大釗文集》（下），第588 至609 頁。

　　[26] Giovann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87. p.22. [27] 陳啟修，“庶民主義之研究”，《北京大

　　學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 月），第28至32頁。

　　[28] J. Roland Pennock，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 ：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79 ）， p.163. 作者在書中使用的是“populism”一詞，但其實是

　　在討論“民粹主義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

　　[29]守常，“勞動教育問題”，載《晨報》（1919年2 月15日），《李大釗文集》（上），第632 頁。

　　[30]羅家倫，“今日世界之新潮”，《新潮》，第1 卷，第1 號（1919年2 月9 日），第19至22頁。

　　[31]一湖，“新時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評論》，第8 號（1919年2 月9 日）。

　　[32]光舞，“平民主義和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第12號，載《五四時期的社團》（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第22至23頁。

　　[33]譚鳴謙（即譚平山），“‘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新潮》，第1 卷，第5 號（1919年5 月1 日）。

　　[34]澤東，“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湘江評論》，第1 期（1919年1 月14日），重印于《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93 頁。

　　[35]艾賽亞·伯林，《俄國思想家》（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7年），第276 頁。

　　[36]守常，“青年與農(nóng)村”，載《李大釗文集》（上），第648 頁。

　　[37]同上，第649 頁。

　　[38]同上，第651 頁。

　　[39]同上，第648 頁。

　　[40]若愚，“學生與勞動”，《晨報副刊》，1919年2 月25日。

　　[41]李守常，“都市上工讀互助團的缺點”，《新青年》，第7 卷，第5 號（1920年4月1 日），載《李大釗文集》（下），第413 頁。

　　[42]季陶（戴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chǎn)制”，載《五四時期的社團》（二），第405 至406 頁。

　　[43]存統(tǒng)（施存統(tǒng)），“工讀互助團的實驗和教訓”，載《五四時期的社團》（二），第439 頁。

　　[44]參見《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 期（1920年1 月）。原文中就載有這段英文。該雜志五個月后被北洋政府所查封。

　　[45]彬彬，“往田間去”，《學燈》，1920年6 月8 日，第2 頁。

　　[46]德，“教育的錯誤”，《平民教育》，第9 期（1919年12月6 日），載《五四時期的社團》（三），第20至21頁。

　　[47]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年），第106 頁。羅章龍當時是北大的學生，后來成為中共領導人。

　　[48] A.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 1989. p.67. [49] 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新青年》，第7 卷，第6 期（1920年5 月1 日），載《獨秀文存》，第300 至302 頁。

　　[50]同上，第301 頁。

　　[51]陳獨秀，“談政治”，《獨秀文存》，第365 頁。

　　[52]參見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第67至69頁。

　　[53]李大釗，“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同上，第375 頁。

　　[54] Isaiah Berlin，《自由四論》（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6年），第288 頁。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當代中國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總第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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