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怵之后急轉(zhuǎn)向——姚文元與胡風的恩恩怨怨

　　建國之前和建國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風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文元卻突然成了批判胡風的急先鋒，這到底是為什么?從姚文元與胡風的關(guān)系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后來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不入門的“學生”

　　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文壇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經(jīng)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姚蓬子便與魯迅、胡風、田漢、夏衍、馮雪峰、潘漢年、丁玲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后來，姚蓬子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寫下了《姚蓬子脫離共產(chǎn)黨宣言》，成了叛徒，但后來他隱瞞了這一情況�？谷諔�(zhàn)爭時期，姚蓬子在重慶辦作家書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現(xiàn)。那時，姚蓬子的作家書屋主要以出版進步書刊為主。這時，姚蓬子與胡風的關(guān)系仍然很好。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歲時，便由姚蓬子抱著去見過魯迅，魯迅還為此寫過一首詩。這一點后來也成了姚文元的“資本”�！拔幕�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說過：“我1歲的時候見過魯迅。”當他后來在重慶南開初中讀書時，父親的作家書屋出版過胡風的很多著作，胡風也常來作家書屋與姚蓬子談天說地。那時，姚蓬子是胡風的朋友、出版者、崇拜者，自然經(jīng)常在他兒子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風。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風，但他當時畢竟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還與胡風這樣的大作家、文藝理論家說不上話。于是，性格內(nèi)向、喜愛讀書的他每天從學�；貋砗螅�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讀作家書屋出版的書。在這些書中，他最愛讀的，就是胡風的書。胡風寫的許多書和文章，他不止讀一遍，有的甚至讀過三四遍。胡風的思想、文章風格、寫作筆法等，都在姚文元的心靈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記。那個時候，姚文元也經(jīng)常跟著父親去胡風家，還常常奉父命去胡風家里送校對稿、送清樣、送書�？谷諔�(zhàn)爭勝利后，遷回上海的姚蓬子仍然辦作家書屋，姚文元則進入上海大同中學讀書，后來又轉(zhuǎn)入滬新中學讀書。此時的姚文元仍是胡風著作的熱心讀者。19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黨后，更熱心讀胡風的書了。他的書架上擺著胡風的書，桌子上放著胡風的書，偶爾出門，手里仍拿著胡風的書。姚蓬子與胡風的關(guān)系好，了解胡風是文壇大家，自然支持兒子讀胡風的書。

　　新中國成立后，姚文元進入中共上海市盧灣區(qū)委宣傳部工作，業(yè)余時間仍經(jīng)常讀胡風的書。不過，此時他讀胡風的書，已經(jīng)不同于從前了。從前，他只是在崇拜的心情下學習胡風的思想、文風、筆法，現(xiàn)在，他讀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壇巨星的胡風的書，是為了研究胡風的思想，通過對胡風思想的研究，走上成為文藝評論家的道路。

　　姚文元下決心要成為胡風不入門的“學生”，自有他的考慮。在這些考慮中，有三個因素是主要的：一來姚文元自從少年時代接觸胡風后，就是胡風的崇拜者，對胡風的思想和筆法是了解得比較透徹的。二來胡風過去與魯迅關(guān)系密切，建國后，中共中央領(lǐng)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曾經(jīng)把胡風當作魯迅的繼承人來看待的，胡風由此擔任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學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人民文學》雜志編委，在中國文學藝術(shù)界樹立了領(lǐng)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風的文藝思想，自然會得到胡風的贊許，他個人也會由此撈到好處，至少會為自己躋身文藝界打開一道門。三來青年姚文元立志成為一個文藝評論家，而從研究文藝評論大家胡風的著作入手，是成為文藝評論家的一條捷徑。

　　姚文元整天鉆研胡風的書，幾乎成了胡風迷。他在上海盧灣區(qū)委宣傳部時，就經(jīng)常在同事中談論胡風。姚文元的口才并不好，說話慢吞吞的，像是說一句想一句的樣子。盡管這樣，別人也愿意與他交談。姚文元的這一長處，也引起了中共盧灣區(qū)委宣傳部長的注意。經(jīng)他推薦，1954年底，一向有重視文化工作傳統(tǒng)的盧灣區(qū)委宣傳部決定：讓地位并不高(當時只是科長)的姚文元為全區(qū)干部講一次胡風的文藝思想。

　　青年姚文元獲此殊榮，內(nèi)心自然十分高興。他下了一番功夫，認真準備了一篇宣傳胡風文藝思想的講稿。在講稿中，他是把自己置于胡風“學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時的胡風，已經(jīng)不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作家書屋座上客的胡風了，不僅他姚文元攀不上，就連他的父親、曾經(jīng)是胡風老朋友的姚蓬子也攀不上了。他這個胡風的“學生”，只是一個不入門的“學生”。

　　驚怵之后的轉(zhuǎn)向

　　就在姚文元熱心當胡風不入門的“學生”時，中國文藝界卻響起了一聲炸雷：胡風被定為“胡風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風深感中國的文藝工作中存在著一些缺點，如不提出解決，會妨礙中國文學藝術(shù)的繁榮。于是，當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guān)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這份30多萬字(后來被稱為“30萬言書”)的報告，系統(tǒng)地總結(jié)了建國后文藝思想和文藝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其中還對當時主管中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的中宣部領(lǐng)導人周揚等人提出了批評。胡風的報告，被中宣部認為是錯誤的、反動的；
胡風向中央直接寫報告，也被認定為是不正當?shù)�。中國文�?lián)和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先后開了8次會批判胡風，周揚在會上還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zhàn)斗》的報告。對胡風的批判，并沒有使胡風服氣，他在會上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黨中央提交了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lǐng)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lǐng)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敝泄仓醒肱�轉(zhuǎn)了中宣部的這個報告，要求各級黨委重視這一思想斗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斗爭來看待。

　　當時中央還只是要對胡風的思想進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風寫給舒蕪的一批書信受到注意，中宣部把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報送中央。毛澤東看了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1955年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guān)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為發(fā)表這些材料寫了按語，將胡風及其有關(guān)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將胡風逮捕。

　　然而，在1954年底，周揚批判胡風的消息即在文藝界傳開了。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公開發(fā)表了周揚的《我們必須戰(zhàn)斗》一文。姚文元讀了這篇文章，感到震驚。雖然那時胡風尚未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但是周揚在文章中已經(jīng)使用“反動”一詞來稱呼胡風了。這對姚文元來說，不啻于晴天一聲霹靂，一下子把他打暈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直認為是自己“老師”的胡風，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動”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了好幾個晚上。想來想去，他感到了驚怵，他有一種后怕的感覺。如果自己真的在盧灣區(qū)委宣傳部作關(guān)于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如果自己宣傳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真的在上海和北京的報刊上發(fā)表了，自己豈不真的成了胡風的“學生”?不光是胡風的學生，說不定還會被定為“胡風集團”中“反動”的一員呢!現(xiàn)在該怎么辦?為自己的前途計，除了轉(zhuǎn)向，即從胡風的崇拜者趕快轉(zhuǎn)向胡風的批判者外，別無他途。于是，在驚怵之下，幾天之內(nèi)姚文元就轉(zhuǎn)向了，他真的成了胡風的批判者了。

　　突然打響的兩炮

　　1955年，文化部主辦的《文藝報》在第1、2期合刊上發(fā)表了一篇署名“《文藝報》通訊員”的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這篇文章除了按周揚文章的觀點說胡風是反動的外，還對《文藝報》提出了批評，說《文藝報》“沒有對胡風先生的理論進行持續(xù)的徹底的斗爭”；
說《文藝報》“忽視新生力量，不相信群眾中會提出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使《文藝報》“日益脫離廣大群眾”。這篇文章的實際作者正是姚文元!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正是在他讀了《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周揚《我們必須戰(zhàn)斗》后反復考慮數(shù)日并決定轉(zhuǎn)向后寫出來的。那時候，全國文藝界批胡風正處于僵持階段，真正寫文章批胡風的人還很少�！段乃噲蟆芬舱�在組織這方面的文章，但組織得不很理想。正當此時，姚文元的文章寄來了。加之這篇文章文筆老到，不像是青年人所寫的，編輯們便以為是個文藝界的老作家所寫，很賞識他這篇文章；
而這篇文章也正適合《文藝報》的需要，于是，便把姚文元的文章用“《文藝報》通訊員”的署名方式發(fā)表了。

　　這篇文章的發(fā)表，表明了姚文元在文藝理論方面的政治立場，實際上是一篇表態(tài)性的文章。由于文章敢于直言胡風的問題，敢于批評《文藝報》，在當時的文學藝術(shù)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不久，《文藝報》上又發(fā)表了幾篇響應姚文元的文章 ，這更抬高了姚文元的身價。在《文藝報》上發(fā)表文章，姚文元打響了第一炮。

　　1955年初，上海文藝界召開了一次批判胡風的大會。會前，上海市委宣傳部組織了一些人準備在會上發(fā)言，姚文元就是其中之一。姚文元那時在上海文藝界算不上有多大的影響，因此，他的發(fā)言被排在會議最后。會議開始后，一些發(fā)言者的發(fā)言調(diào)子是很溫和的，大家都沒有指出胡風存在“反馬克思主義、搞唯心主義”的問題。另外一些發(fā)言者由于對胡風的作品不十分了解或了解很少，除了在發(fā)言中提了一大串問題，喊幾句口號之外，沒有什么內(nèi)容。會議眼看就要草草收場了，這時，輪到姚文元發(fā)言。

　　姚文元一登上臺，就拿出事先寫好的稿子一板一眼地讀起來：“胡風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來掩蓋和販賣他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的文藝思想的。……因此，必須剝?nèi)ニ�的外衣，把他徹頭徹尾的反黨反人民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的本質(zhì)拉到光天化日之下來，摧毀他這道防線，再來深入地分析他‘理論’的每一部分……”姚文元在發(fā)言中說，胡風歪曲馬克思主義有三套手段：一是“斷章取義”，二是“張冠李戴”，三是“硬搬教條”。說完胡風的這三套手段之后，姚文元給胡風扣上了“在擁護黨的口號下來反黨，在引證馬克思主義詞句下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在為人民服務的偽裝下來反人民”的帽子，并說胡風這一套是歷史上各修正主義分子慣用的手法。

　　姚文元的發(fā)言在會場上引起了轟動。對批胡風持有保留意見的人認為姚文元的發(fā)言“上綱”太高，火藥味太濃；
一些了解姚文元的人認為姚文元轉(zhuǎn)得太快；
一些人則認為姚文元的發(fā)言很痛快，揭露了胡風的本質(zhì)�？傊�，一時間議論紛紛，各種看法都有。

　　姚文元的這次發(fā)言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這個人就是張春橋。上海文藝界開會批判胡風那天，作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的張春橋，悄悄坐在后排的一個角落里聽著每一個人的發(fā)言，觀望著每一個人的態(tài)度。參加會議的人和發(fā)言的人大多讓他失望，唯有姚文元的發(fā)言使他眼睛一亮。他很注意地聽完了姚文元的發(fā)言，在小本子上記下了姚文元的名字、工作單位。會議開完之后，張春橋回到辦公室，立即給上�！段乃囋聢蟆返母敝骶幫跞敉�打了一個電話，推薦他在《文藝月報》上發(fā)表姚文元的發(fā)言稿。事有湊巧，當天，上海市作協(xié)某領(lǐng)導人也打電話給王若望，推薦他發(fā)表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望連接兩個不小的人物推薦他發(fā)表姚文元的文章，他不能不重視。第二天，姚文元就成了王若望辦公室的座上客。王若望仔細地看了姚文元的文稿，建議姚文元拿回去修改一下，去掉前邊的口號式的文字。姚文元回去后，對文稿進行了一些修改，很快交到王若望的手上。不久，《文藝月報》1955年3月號上刊出了姚文元的這篇題為《胡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三套手段》的文章。姚文元這第二炮也打響了。這一炮，是改變姚文元命運的一炮；
這一炮，使姚文元在全國文學藝術(shù)界出了名。

　　走向全國文壇

　　在打響這第二炮之前，姚文元并不知道他有“貴人”相助。打響第二炮之后，暗中相助的“貴人”開始走向前臺了。這使姚文元也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能夠打響第二炮的原因。

　　1955年3月初的一天，張春橋主動約姚文元到他《解放日報》的辦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經(jīng)歷、家庭、工作之后，張春橋?qū)λ�說，聽了你在上海文藝界批判胡風大會上的發(fā)言，也看了你在《文藝月報》上發(fā)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戰(zhàn)斗力。你還很年輕，大有前途，今后我們經(jīng)常聯(lián)系。文藝理論家一定要成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談話中，張春橋向姚文元提出，請姚文元參加《解放日報》批判胡風的座談會，請他在會上發(fā)言；
張同時還提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請姚文元當《解放日報》的“文藝理論通訊員”。這兩件事，對姚文元都有好處，他自然很痛快地答應了。

　　1955年3月15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姚文元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評胡風給黨中央報告中關(guān)于文藝問題的幾個主要論點》。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報》批判胡風座談會發(fā)言稿的基礎(chǔ)上加以整理后發(fā)表的。文章的發(fā)表，自然也得益于張春橋的推薦。《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guān)報，在全國特別是在華東各省有很大影響。姚文元的文章作為重頭文章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使姚文元的名字更加廣為人知。

　　接著，張春橋又連續(xù)約姚文元寫了數(shù)篇批判胡風的文章，在《解放日報》顯著位置上發(fā)表。同時，張春橋還利用自己的影響，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薦給《文匯報》發(fā)表。那個時候，《解放日報》、《文匯報》都是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在這兩種報紙上經(jīng)�？吹揭ξ脑�的文章，對姚文元后來的“出名”是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的。這一時期姚文元發(fā)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風文藝思想的反動本質(zhì)》(載1955年3月28日《文匯報》)、《胡風否認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性——批判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一》(載1955年5月7日《解放日報》)、《胡風污蔑勞動人民的反動觀點——批判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二》(載1955年5月9日《解放日報》)、《胡風反對有組織有領(lǐng)導的階級斗爭——批判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三》(載1955年5月11日《解放日報》)、《給胡風的兩面派手腕以十倍還擊!》(載1955年5月17日《解放日報》)、《用最大的決心粉碎胡風反黨集團》(載1955年5月24日《新聞日報》)、《認清敵人，把胡風反黨反革命的毒巢徹底搗毀》(載1955年5月29日《文匯報》)、《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載1955年6月1日《人民日報》)、《徹底清除隱藏的兩面派反革命分子》(載1955年6月14日《青年報》)、《要用鐵的心腸消滅敵人》(載1955年6月18日《新聞日報》)……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到，姚文元批胡風是十分積極的，每隔幾天，就有一篇重頭文章在重要報刊上發(fā)表。由于姚文元對胡風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舉了大量胡風著作中的觀點，然后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樣，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風著作的基礎(chǔ)上寫的，自然不那么空洞。這個時候，姚文元真的從少年時代讀胡風的著作中得到了“好處”。不過，這種好處卻是在他批判胡風中得到的。這一點，可能連胡風本人都沒有想到。而且，隨著中央對胡風問題定性的升級，姚文元文章的調(diào)子也就跟著升級。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么純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覺是很靈的。

　　在《文匯報》、《解放日報》這樣全國有影響的報紙上發(fā)表文章，使姚文元一時名聲大噪，“青年文藝理論家”、“文藝評論家”姚文元已經(jīng)廣為人知。從那時起，姚文元才算真正步入了全國文壇。

　　并非“壯士”的“斷腕”

　　然而，正當姚文元大批胡風之時，他的“后院”卻起火了。

　　原來，在胡風的問題被升級為“反革命集團”的同時，潘漢年因受“高饒反黨聯(lián)盟”問題的牽連而被中央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而胡風和潘漢年，當年都與姚蓬子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胡風是姚蓬子的老朋友。這一點，前面已經(jīng)說過。潘漢年呢?他是姚蓬子的入黨介紹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兩個人在中共上海地下黨共事時，交往就很密切。胡風的問題被中央定為“反黨”問題后，中央就已經(jīng)注意到了姚蓬子。1955年4月4日，潘漢年被中央正式批準逮捕后，中央給潘漢年定的是“包庇特務、叛徒”的罪名，這也使經(jīng)潘漢年介紹入黨后又叛變的姚蓬子的問題突出出來。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過問下，19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風正起勁之時，上海市公安局審查了姚蓬子的問題。5月底，姚蓬子以“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的雙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審查。

　　姚蓬子被逮捕審查，對姚文元是一次重大打擊，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批判胡風的“青年英雄”的父親，竟然是“胡風分子”，而且還是“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

　　緊接著而來的，是上海市盧灣區(qū)委審干辦公室對姚文元的審查。6月，區(qū)委審干辦公室找姚文元談話了。談話的內(nèi)容，是了解姚文元與其父親的關(guān)系，以進一步了解姚家與胡風的關(guān)系。對這次談話，姚文元早就有思想準備。談話中，他一口咬定，他不知道姚蓬子的叛變問題，所以才在以前填寫履歷表時寫道：“父親，黨外民主人士，進步作家”。后來知道父親的事情后，便與父親劃清了界限。他說，對于父親與胡風的來往，他并不知道，因為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學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間的事情。他說，他讀過胡風的書，但他是批判地讀的。姚文元的這些表白，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并不能使他輕易過關(guān)。于是，姚文元被列為盧灣區(qū)委的重點審查對象。

　　姚文元從得意的“云端”一下子跌落下來，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但他并未完全灰心，一直在想著擺脫逆境的辦法。想來想去，除了與父母親斷絕來往，以此表明自己和家庭劃清了界限之外，別無他法。于是，姚文元干脆住在單位不回家了。其實，姚文元對他父母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姚家唯一的兒子，自小姚蓬子就對他疼愛有加，視其為掌上明珠。姚蓬子為了培養(yǎng)姚文元成才，費了不少苦心。對這些，姚文元是知道的，在內(nèi)心里也是感恩的。表面上看，姚文元是住在區(qū)委機關(guān)的宿舍里不再回家了，真像是一個“斷腕”的“壯士”，其實他仍然與家里的父母有來往。因此，他的這個“斷腕”，實際上并非真正的“壯士斷腕”。

　　1955年11月，姚蓬子的問題在審來審去后，除了“叛黨”這個舊賬之外，沒有審出建國后與“胡風反黨集團”有聯(lián)系的問題，也沒有審出與“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有聯(lián)系的問題。姚蓬子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他此時開始回家了，也不再與父親劃清界限了。他又開始繼續(xù)寫批判胡風的文章了。

　　當年12月20日，中共上海盧灣區(qū)委審干辦公室給姚文元寫了一個不痛不癢的審查報告。報告中說，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與胡風、潘漢年關(guān)系均很好，并有往來。姚文元也與胡風、潘漢年見過面，但姚文元未向組織匯報。反胡風斗爭開始后，姚文元也沒有把這種具體情況揭發(fā)過。解放前，姚文元經(jīng)常閱讀與研究胡風的書，解放后同樣買了很多胡風的書，但從未批判過。反胡風斗爭開始后，姚文元還把胡風等的書籍放到外面公開的書架上。姚文元曾認為胡風是進步的。對胡風誣蔑黨的文藝領(lǐng)導同志的言論，姚文元也認為是對的。這份報告雖然對姚文元很不利，但并沒有寫下什么實質(zhì)性的問題。在姚蓬子被結(jié)束審查送回上海后，對姚文元的審查自然也就草草結(jié)束了。姚文元又可以振作精神努力往上爬了。

　　在批判胡風中學會了“攀龍術(shù)”

　　在批判胡風時，姚文元并沒有想到他會引起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毛澤東的注意。但是，他通過批判胡風，卻結(jié)交了張春橋。張春橋的點撥，使他掌握了“攀龍術(shù)”。這個“攀龍術(shù)”，說白了就是：寫文藝評論文章，一定要注意政治動向，特別是要注意報刊上透露出的毛澤東的政治意圖，按照毛澤東的政治意圖寫文章，最終會引起一貫重視文章也愛看文章的毛澤東的注意，到那時，他自然就會平步青云了。

　　姚文元是個聰明人，自然把這一“要術(shù)”牢記在心。他在批判胡風時，就開始運用上了這個“本事”。此后，他更是十分關(guān)注政治，經(jīng)常細讀《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同時，他把已經(jīng)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找來仔細研讀，把毛澤東的一些話爛熟于心，隨時在寫文章時引用。

　　在批判胡風時學到的這個“攀龍術(shù)”確實幫了姚文元的大忙。1957年，姚文元的文章真的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并且，毛澤東在1957年兩次提到姚文元、稱贊姚文元。

　　原來，1957年2月6日《文匯報》上發(fā)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此前，毛澤東已讀過姚雪垠的文章，還稱贊說“姚雪垠很會寫文章”。后來，毛澤東的秘書們便經(jīng)常把新發(fā)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給他看。這時，《文匯報》上突然冒出了一篇與姚雪垠“討論”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便問身邊工作人員：姚文元是誰?經(jīng)工作人員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簡況報告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對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談到了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他說：“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擊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shù)，只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斗爭中出來的�！�…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20年一家獨鳴的理論。”毛澤東表揚姚文元的話，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柯慶施親自找姚文元談話了。姚文元也被確定為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海文化界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于19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更使姚文元高興的是，毛澤東在3月10日接見上海文化界代表團時，當著眾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了他，表揚了他。毛澤東說：“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后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贝舜危�毛澤東不僅當著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揚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擺到當時在全國已經(jīng)很有名氣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王蒙、李希凡之上，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

　　此后，姚文元更加注意研究政治動向了。他寫的文章，也更與上邊的領(lǐng)導人所需要的切近了。1957年，他所寫的批判“右派”的文章，發(fā)表得比較早也比較多。1965年，他更是在江青和張春橋的安排下，在與江青、張春橋等人共同密謀后，執(zhí)筆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這篇文章，正如中共中央《關(guān)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末了，該提一下胡風和姚文元的結(jié)局了。1978年底，胡風被公安部門宣布撤銷無期徒刑判決，予以釋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zhuǎn)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guān)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的通知，宣布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1981年，胡風被補選為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顧問。1985年，公安部對胡風的政治歷史遺留問題又進行了復查，對其全部誣蔑不實之詞予以撤銷。1988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又發(fā)出《關(guān)于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為胡風徹底平反。而姚文元則被作為江青反黨集團的主犯之一，于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5年。(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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