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以鄰為壑的高考歧視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幾十年了，對各省、市、自治區(qū)高考錄取線一直是實行差別對待。長期以來教育當局并沒有認為這有什么不妥。
現(xiàn)在民間似乎醒悟過來了，開始公開指責高考招生是中國教育最大的不公。這與其說是權利意識的覺醒，還不如說更多是出于情感上的義憤。
事實上，這更是一個公民權利保障的問題。
毋庸諱言，受教育的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
正因為如此，無論1954年憲法還是1982年憲法都莊嚴地寫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蔽蚁耄恳粋�公民都會為憲法的承諾心花怒放。遺憾的是，高考招生的歷史和現(xiàn)實卻從來沒有為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增光添彩，而是陽奉陰違。
高考招生名額的黑洞
如今，普通高校招生規(guī)模一年比一年大，1999年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130萬人，比1998年的108萬人的規(guī)模增長了20.37%。2000年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將達到180萬人。2003年已經(jīng)超過300萬。無疑這為許多考生帶來了福音。
但是，細心的人會發(fā)現(xiàn)，我們從來只知道全國總共招多少生，如果不嫌麻煩愿上網(wǎng)瀏覽或到圖書館查閱報刊才會知道每個省市自治區(qū)招多少生，至于具體學校在每個省市自治區(qū)招多少生就難以從媒體上獲悉了，對于招生名額大人先生到底是如何確定和分配的，根本就是神不知鬼不覺。
盡管我們大都被馴化成了無神論者，不怕閻王不信上帝，但我們在高考的現(xiàn)實中卻只能坐等權力來分配命運。長期以來我們除了相信大人先生們的超人智慧和大公無私的精神外，別無選擇。至于當哪個省市自治區(qū)或哪所高校想多爭取一點招生名額時，是否存在有關部門和工作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待價而沽的現(xiàn)象，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各省、市、自治區(qū)的高考錄取率一直相差懸殊。比如，1999年廣東省考生報考普通高校錄取率為50%多，全國平均為49%，有的地區(qū)不足30%，而北京市考生報考普通高校錄取率高達70%多，如果考慮到北京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其他省區(qū)不但義務教育沒有普及，高中教育更是把成千上萬的學生拒之門外，那么北京的高考升學率恐怕已經(jīng)是世界之最了。
這樣的教育失衡并不是來源與地區(qū)發(fā)展的不平衡，而是戶籍管制和公里制度的產(chǎn)物。是權力制造了中國高等教育人為的兩極分化。這不僅僅是一個某些省市的人上大學的機會多少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公民受教育權有沒有保障的問題。
因此，招生名額的事先確定，至少導致了各地區(qū)考生只能削足適履�？忌嗫挤指叨浫÷蕝s相對低的地方就只能在權力制造的黑洞里聽天由命了！到了這等地步誰還要在什么白皮書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guī)定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有保證，豈不是睜眼說瞎話？
為了辯解，有人說，北京、上海作為政治、文化或經(jīng)濟的中心，有著自己的獨特優(yōu)勢，有著眾多的高校，這種優(yōu)勢是經(jīng)過長期的積累形成的，高考大省即使是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省是不具備這種優(yōu)勢的。況且北京、上海還為所在高校提供了各方面的基礎服務。投放名額的不平衡是由中國高校布局的不平衡造成的。
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diào)實際上是在為教育割據(jù)和高考特權張目，這也是40多年前的對自由的教育體制清算所結下的惡果。北京大學招生辦主任甚至說這種情況是“歷史傳統(tǒng)的延續(xù)”，并不是一個特別奇怪的問題。我不知道蔡元培先生、胡適先生等是否曾把“招生指標”作“買路錢”，給堂堂的北京大學留下過北大必須多招“北京人”的“歷史傳統(tǒng)”！但我知道那時候根本就連所謂的“招生指標”這一說法都沒有。我也沒聽說過張伯苓給南開、李登輝給復旦、梅貽琦給清華立過這等規(guī)矩。但我知道就連南開中學的學生都來自四面八方。權力的捉弄才以致于中國的教育一步一步淪落到今天這等地步。在大人先生的眼里，歷史留下的罪孽也比公民的受教育的權利更應受到尊重！
想想看，美國英國財大氣粗，同樣是首都，為什么華盛頓倫敦卻不是這樣子？我們不要忘了，北京是中國人的北京，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怎么能出現(xiàn)“我愛北京”，而北京卻歧視沒有北京戶口的中國人的怪事呢？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提供了基礎服務一不小心就可能變成了山大王的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中國是中央集權國家，所以才常說什么全國一盤棋，各地的孩子們才同唱“我愛北京天安門”，才可能為了50年大慶在北京投資1000多億，……可現(xiàn)在倒好，北京等地卻聲稱要率先實現(xiàn)高等教育現(xiàn)代化，就像先過了河的馬兒，拚命搶計劃體制的教育遺產(chǎn)。改革因此也就不能不成為教育資源地方割據(jù)和封鎖的最佳幌子！
50多年前的憲法里規(guī)定“應維護各地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均等，促進全國文化之平衡發(fā)展”“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里批評這是虛應故事。難道我們今天的憲法和法律還要重蹈畫餅充饑的覆轍？
高考招生的苦樂不均就在于存在著不受制約的權力，就是提點看法還得看它高興不高興�，F(xiàn)在普通高校實際上處于條塊分割狀態(tài)，地區(qū)性學�；旧鲜钦斜镜貐^(qū)的考生，即使是教育部直屬院校招生也是這些院校對所在地區(qū)的招生比重要遠遠比別的地區(qū)大，比如，北京大學基本上保證在北京市的投放名額不少于八分之一，居然還有人說比例不算高。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考慮到北京戶籍人口才1380萬，首善之區(qū)豈不成了便宜先占之區(qū)？而且在這種占山為王的情況下，原來的一些部屬院校劃歸地方或由中央和地方共管，北京上海和貴州青海誰更有利，一目了然。一邊是錦上添花，一邊是雪上加霜。高校共管共建變成了利益均沾。在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的情形下，又有多少人將因食“教”而肥？！改革使得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更沒有保障了。
也正因為這樣，北京等地憑著得“權”獨厚的優(yōu)勢，提出了要在全國率先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因此，高等教育在權力的保駕護航下，也會是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就是哪所名牌大學想對國內(nèi)的考生一視同仁，在沒有法治的大背景下也是強龍難壓地頭蛇。于是在嚴格的戶籍管制之下，北京上海自己出自己的高考題，自己招自己的生，儼然一副國中之國的樣子。還說要成為國際化大都市，連國內(nèi)化都不夠！不過，我還是想提醒捏著中國高等教育命運的大人們注意，在英國，1993年招生30.5萬人，因成績不合格而遭拒收的有21萬人，錄取率不到58%，比北京低得多，而北京的人均GDP和英國不可同日耳語。在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內(nèi)，要建立統(tǒng)一的大市場，高等教育能實行各省、市、自治區(qū)各自為政相互封鎖自給自足嗎？高校招生的地區(qū)特權和地區(qū)壁壘所形成的巨大既得利益會強化畸形的地方獨立性和排外意識，不僅增加了我國市場化改革的阻力，而且也不利于國家統(tǒng)一和人民的團結。對高等教育的地區(qū)性兩極分化難道政府真的就束手無策，甚至還要推波助瀾嗎？
公民喪失了平等的受教育權
無論城鄉(xiāng)，無論貧富，無論種族，神州大地上的孩子們，都同樣用天真爛漫的稚聲瑯瑯誦讀過“我愛祖國”“我愛北京天安門”，誰敢說祖國回報給他們的，卻只能是厚此薄彼的偏心，而不是一視同仁的慈愛？
不！在祖國母親的心中，手心手背都是肉。對此只要我們讀讀法律的規(guī)定，就能充分體會。多愁善感的人也許還會熱淚盈眶呢！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九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財產(chǎn)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备鶕�(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九條的規(guī)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1997年10月27日中國政府正式簽署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稱，“高等教育應根據(jù)成績，以一切適當方式，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照理說高考就應該是成績面前人人平等。
俗話說，君無戲言，更何況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承諾！
但是，現(xiàn)實卻一點也不信邪，視之如兒戲。自從產(chǎn)生高考以來，錄取分數(shù)線就因地而異，差距甚大，高考招生從來就不是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這實際上是長期違法，侵犯考生作為一個公民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比如北京市1999年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控制線是466分，而湖南則是556分，湖北為544分，最高相差90分；
北京市去年第一批理科院校最低控制線是460分，而湖南則是537分，湖北為566分，最高相差106分；
湖南文科部外專科最低控制線是514分，理科部外�？谱畹涂刂凭�是482分，都高于北京市第一批院校最低控制線。甚至連中國最窮的貴州省高考錄取最低投檔分數(shù)線理工科本科重點線是480分，文史類（含外語）重點線是514分，也高于北京市！
2000年依然相差懸殊。北京市文科第一批錄取院校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為465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文科重點本科528分，湖北省錄取最低控制分數(shù)線文史類第一批為535分，最高相差70分；
北京市理科第一批錄取院校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為476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理科重點本科535分，湖北省錄取最低控制分數(shù)線理工類第一批為559分，最高相差83分；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部外省文科�？�492分，高北京市文科第一批錄取院校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27分，部外省理科�？�490分，高北京市理科第一批錄取院校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14分。貴州省第一批錄取院校（211工程及同批本科院校）最低投檔分數(shù)線（原始分）理工類為474分，文史類為487分，均高于北京市第一批錄取院校錄取控制分數(shù)線。
這組數(shù)字意味著在湖南連�？贫忌喜涣说娜�，如果他們能弄到北京戶口就可以考上重點大學！也就是說，考生的戶口比法律賦予他（她）作為一個公民的平等的入學和升學權利更重要。就這樣，法律賦予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利被長期公開地變成了省、市、自治區(qū)內(nèi)考生平等，而這種“平等”恰恰表明權利地區(qū)間的不平等和高考招生的地區(qū)性歧視。能否考上大學出身比法律的規(guī)定更重要。至于長期這樣做到底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就不得而知了。由于沒有相應的司法保護手段，這些人也就只有認命了！
不但從總體看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沒有保障，即使從具體的學�？匆彩沁@樣。例如北京大學1999年錄取分數(shù)線在北京與湖北、湖南、貴州文史類平均分分別為575分、610分、616分、585分，最高相差41分，最低分分別為540分、592分、589分、559分，最高相差52分；
理科類平均分分別為613分、658分、638分、620分，最高相差35分，最低分分別為572分、636分、616分、599分，最高相差64分；
清華大學1999年調(diào)檔線在北京、湖北、湖南文科分別為524分、558分、581分，最高相差57分，理工類分別為588、635分、612分，最高相差47分；
清華大學1999年在貴州的理工類調(diào)檔線為600分，也北京高12分。
姑且算這是由于北京有地主之便，那么京外高校錄取分數(shù)線又怎樣呢？南京大學1999年錄取分數(shù)線在北京與湖北、湖南、貴州文史類分別為503分、572分、557分、548分，最高相差69分，理工類分別為531分、607分、592分、497分，北京與湖北相比差76分，但比貴州高34分；
上海交通大學1999年理工類錄取分數(shù)在北京與湖北、湖南最高分分別為601分、679分、648分，最高相差78分，最低分分別為561分、620分、599分，最高相差59分。我們再來看西南政法大學，1999年它的錄取分數(shù)線平均分在北京與湖北、湖南文科分別為491分、566分、576分，最高相差85分，最高分分別為511分、583分、617分，最高相差106分，最低分分別為490分、544分、556分，最高相差66分，錄取分數(shù)線平均分理科分別為500分、580分、560分，最高相差80分，最高分分別為524分、619分、619分，最高相差95分，最低分分別為460分、566分、540分，最高相差106分。西南政法大學對“地主”重慶的錄取分數(shù)線平均分文科為545分，高出北京54分，理科為567分，高出北京67分，最高分文科為580分，高出北京67分，最高分理科為628分，高出北京104分，文科最低分為522分，高出北京32分，理科最低分為508分，高出北京48分；
而中國政法大學對“地主”北京1999年錄取分數(shù)線文史類最高分為574分，比同為直轄市的重慶的611分低37分，最低分為496分，比重慶的532分低36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所謂的地利來解釋北京的錄取分數(shù)線純屬無稽之談。
好在湖南湖北籍的人絕大多數(shù)是黃皮膚，與北京上海相比不存在什么“種族優(yōu)劣”的問題！不過有人依然認為北京上海的學生比其他地方的學生“素質(zhì)”高。這種抽象籠統(tǒng)的說法除了能做遮掩的盾牌外，毫無意義，因為無法對它定量或定性分析。但我想提醒一下所有擁有北京戶口的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蔣夢麟生在浙江余姚，胡適長于安徽績溪上莊村，馬寅初來自浙江嵊縣……清華早年的校歌中有“莘莘學子來遠方，莘莘學子來遠方”，而不是“問我從哪里來，我從北京來”！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在就職典禮上說“我希望此后要做到?jīng)]有一個不經(jīng)過嚴格考試而進入清華的學生”，難道有誰認為他不是想讓清華唯才是舉，集四方之俊秀，而是為了保證必須有多少比例的“北京人”能進水木清華？
本來，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無論你出生在大漠西北還是生活在東海之濱，只要是中國公民，就應該受到憲法和法律的平等保護。難道僅僅因為地域的差異，就可以無視法律賦予公民的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以致于一個地區(qū)的錄取分數(shù)線可以比另一個地區(qū)低上哪怕100分？這樣做于情于理誰又敢公開說有講得過去的根據(jù)？在這一點上難道不是仍然還游蕩著講出身講血統(tǒng)的封建幽靈？它實際上是在將憲法和法律置于我們向來所批判的那種尷尬境地：冠冕堂皇地抽象肯定，而在具體操作中又悄悄否定。誰敢相信這會是我們立法的本意？難道戶口在北京的招生政策制定者們在這個問題上問心無愧沒有一點既得利益？難道沒有絲毫劫貧濟富劫貧濟權的嫌疑？
想想看，不管處境是如何的千差萬別，神州大地上的孩子們，都是同樣在朗誦“我愛祖國”“我愛北京天安門”中成長，這些幼小的心靈在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激勵和感召時，又何曾能想到，待到他們高考時，等待自己的將是受到區(qū)別對待的命運？同是祖國的花朵國家的未來，為什么有的人可以多承雨露？地區(qū)歧視辦法的始作俑者、執(zhí)行者和受益者們，當你們茶余飯后不經(jīng)意地想到這一點時，你們還會一如既往地無動于衷嗎？如果擁有北京戶口的1300萬人口可以享受高考特權，那么，“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句話，豈不會讓其余的10多億感到只是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戲言？
當然，有的人會覺得我這番不中聽的話語是感情用事的偏激。是的，當法律的規(guī)定成了一紙空文時，我們要心如止水；
當你和我以同樣的志愿報考北大同樣的專業(yè)，我比你考分低50分，結果我榜上有名，而你卻名落孫山，沒有別的原因，只因我是北京人而你是湖南人或湖北人，可你不要感到不平，更不要暴跳如雷。要是你實在想不通，那我就祭出辯證法給你講講哲學的道理：公平是相對的，不公平是絕對的。如果你還要抬杠，那一定是沒有明白這句繞彎子的話意思就是其實根本沒有什么公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若不信邪，你不妨想想，現(xiàn)實中可有改變這種命運的法律渠道可供你采用？
我們不過是希望平等的受教育權落到實處。其實，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需要任何人有熱愛同胞勝過愛自己的高風亮節(jié)，能將遵守法律視為自己應盡的責任，尊重民權，認識到地不分南北我們都是受同一部憲法保護的中國公民，在自己的祖國，任何公民都不應受到歧視被差別對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你苦讀寒窗終于有望進入清華北大，卻被班上一個低了你80分的達官顯貴的孩子頂了去，你還能平心靜氣嗎？這種個別的特權難道你不希望它趕緊消失得無影無蹤？當人們將高考視為中國最后一片凈土時，事實上是忽視了高考中的特權和歧視，每年高考錄取，政府總是要三令五申地禁止走后門打招呼。要頂住說情風，因為這是腐敗，而根本不需要說情，那是特權，前者見不得人，后者堂而皇之，前者只是幾只蒼蠅想叮有縫的蛋，后者就是從制度敞開的大門魚貫而入。只要你還沒有完全喪失將心比心的能力，多少明白己一點所不欲勿施與人的道理，想想看，個別的特權應是遭千夫所指的過街老鼠，難道像北京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居然能比有的省低100分的區(qū)域性集體性的特權就可以招搖過市合理合法嗎？
戶籍管制下的怪胎：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大概是中國獨有的問題。
但這也不是近一二年才有的新生事物。
高考移民，由來已久。
筆者十多年前讀高中的時候，一位同學就想方設法把戶口落到了貴州銅仁的親戚家，后來上了貴州的一所本科院校，如果按照當時的高考成績，他要是在湖南連中專都上不了。
即使是那時，高考移民被發(fā)現(xiàn)了，一樣會遭到清理。會不會東窗事發(fā)，這就看當事者的神通和運氣了。
要知道，張三從北京市以420分的成績和李四在山東省以520分的成績考進同樣的學校，畢業(yè)了同樣的文憑，如果張三不想方設法移民北京市的話，他就只能降格以求了。這可不是小事，無論能夠得到的教育質(zhì)量，還是報考公務員，戶口遷移等等，都會大不一樣。對他們而言，談什么《教育法》第三十六條所稱的“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yè)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真是癡人說夢。差別對待大張旗鼓地取代了平等原則。
當然，制定高考政策的顯貴們不會公開認為這樣做是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也許在他們的眼里，憲法宣稱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什么的，不過是說說而已，哪能當真？！
高考移民實際上是高考地域歧視的無聲抗議。盡管進行高考移民有著不同的途徑，有的人是因為有錢，有的人是因為有權，有的人是因為其他原因，但罪魁禍首卻是隔離制度本身。不是高考移民侵蝕著中國大陸高考的健康肌體，而是高考不健康的肌體將病毒傳染給了本來健康的高考移民。高考移民現(xiàn)象，是中國制度悲劇的一個縮影。打擊高考移民實際上賦予了引誘者對被引誘者進行懲罰的權力。如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有保障，高考移民不就自然而然地銷聲匿跡了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從有了高考起，高考移民和反移民一直在較量。比如，青海省于2003年開始對高中學生進行“注冊登記”，嚴格審查考生戶籍、學籍、報考資格，大力封堵“高考移民”。有的地方為了對付高考移民，甚至成立了“普通高考報名資格審查工作領導小組”。要做到這一點，既需要政府部門通力合作，也需要群眾檢舉揭發(fā)，形成地方利益和權力的結合，嚴厲地打擊公民的遷徙自由，對公民的受教育權以差別對待來取代平等保護。至于采取什么樣的手段打擊“高考移民”，無須贅述，但是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腐蝕公民道德，強化地區(qū)分割意識，不要說不利于培育世界公民意識，就是培育中國人意識都非常成問題。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毋庸諱言，建立在戶籍管制和隔離制度基礎上的高考歧視是有民眾基礎的。
2002年年高考前，海南澄邁縣近400名應屆高中畢業(yè)生聚集縣委門口，高喊“保障海南學生利益”、“反對外地學生來瓊考試”等口號，抗議外省考生來瓊高考。就在同一時間，�？谑泻推渌锌h的數(shù)百名學生集會海口萬綠園，呼吁保障海南考生的權益。
2003年年3月7日，新疆霍城縣三中100多名高三學生集體罷課、靜坐，打出“公平競爭，反對高考移民”的橫標，并選出學生代表與校方交涉。
2003年，在新疆瑪納斯縣一中的一次高三模擬考試中，相當一部分“高考移民”名列前茅，引起當?shù)貙W生不滿。3月18日上午，瑪納斯縣一中299名高三學生罷課。
清除高考移民的工作戰(zhàn)果累累。按照寧夏2003年對高考報名考生的戶口政策，即“考生父母和本人戶口均在寧夏，且有合法固定住所”的規(guī)定，取得寧夏高考理科第一名的黃某，因被舉報并被查明身份為來自河北的“高考移民”后，被當?shù)亟逃块T取消了高考錄取資格。2003年新疆清除2200余“高考移民”。2003年新疆清理出2200余名“高考移民”。為防止高考移民最終“混跡”于錄取考生中，新疆招辦紀檢委在招生工作一開始就給全疆各地州發(fā)函，要求人口較多的地州對高考成績在前100名的考生、人口較少的地州對高考成績在前50名的考生，再重新確認他們的報考資格。
這不是一個矯枉過正的問題，而是整個事情始終背離平等原則，自然讓人哭笑不得。比如，2003年陜西省明確規(guī)定，在該省常住戶口不滿3年者(從落戶之日起，到報名開始之日止)不得報名參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試。我不知道，如果陜西調(diào)進了個四十多歲的省委書記，他讀高三的孩子是不是也適用這道禁令！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移民的受教育權無法保障，可憐的孩子既不能在陜西參加高考，也不能在他原來的戶口所在地考試，因為在法律上他已經(jīng)是陜西人了！
無論我們怎么看這個問題，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利益問題不含糊。在消除隔離的問題上，上海、北京等地所享受的特權一旦面臨平等競爭的壓力時，難道不會出現(xiàn)同樣激烈的反對？對于這樣的事情，不是取消戶籍管制，而是要加強戶籍管制！揭發(fā)的背后不是正義和公平，而是既得利益的驅動。隔離制度一直在人為地制造了社會矛盾。
這意味著“你是哪里人？”在中國絕對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它代表權益、身份和等級。本來，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里，是哪里人并不要緊，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人為什么非要附著于一個地方呢？外地人與本地人的區(qū)分的背后是認同危機和封閉排外。如果說我是湖南人只是表明我現(xiàn)在生活在湖南的話，那也沒有什么，如果成了一個不能更改的限定詞，那就非同小可了，因為人已經(jīng)成了地方的附屬物，也就是權力的掌控物。
應該承認，地區(qū)發(fā)展的不平衡，自然會存在教育水平的差距，出現(xiàn)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的差距也不奇怪，但是，這不能通過限制遷徙自由和差別對待來解決。因為在遷徙自由的時代，我們無法強迫，也沒有理由強迫學生畢業(yè)時從哪里來回哪里去。政府的義務是維持義務教育不至于差距懸殊，至于高考，則應該通過寬進嚴出等等來解決，而不是分配名額的方式。
政府應該加強公共投資，改善青海、新疆、貴州等地區(qū)的教育水平，我們應該看到的是，青海等地的高考錄取率高和上海北京的錄取率之間不能直接地比較，因為在貴州等地，高中教育的普及率遠遠低于上海北京等地。2003年，全國普通高�？忌�，城鎮(zhèn)青年287萬，占47％。即使按身份農(nóng)民是身份市民人口的兩倍算，這也意味著身份農(nóng)民中適齡青年的高中普及率只及城鎮(zhèn)的一半。
當然，這樣一來“戶口”就具有了腐敗的制度基礎。管制越嚴厲，戶口就越值錢�？梢酝ㄟ^權力和金錢來實現(xiàn)高考移民，政府可以和房地產(chǎn)商沆瀣一氣，賣多少錢一套的房子，就可以獲得戶口，那些為了孩子能夠上個好大學的家長，自然會不吝惜錢財，況且這樣做也很安全，孩子考進了北京大學什么的，也堂堂正正，倘若不走這條捷徑，而是拿那么多錢去打點關節(jié)，一旦事情敗露，不但毀了孩子的前程，自己也可能因為賄賂鋃鐺入獄。此外，還可以用投資多少錢，雇傭多少本地戶口的市民，來作為移民的杠桿，這樣就兩全其美，一方解決了孩子高考的后顧之憂，一方可以降低當?shù)氐氖I(yè)率，吸納資本進入，這當然算是政績。
要解決高考問題不是朝夕之間就能夠做到的。通過群眾舉報、嚴格審查等一系列手段，使得隔離制度跟地方利益緊密掛鉤，從而使得遷徙自由的實現(xiàn)難度更大。如此以戶口作為區(qū)分資格的做法，并不是整個國家的全局利益所在。問題是，能夠在高考這個問題上這樣做，同樣的邏輯難道不也是可以運用到就業(yè)、義務教育、經(jīng)商等等上去嗎？問題還不在于有這樣的隔離，而在于政府擁有實行隔離和歧視的能力，由于隔離和歧視跟公正和自由背道而馳，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具有濫用權力的能力。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戶籍管制所打擊的不僅僅是高考移民，而是所有的移民和準備移民的人。比如，2002年廣東的政策規(guī)定，凡戶口在本省的，一律在本省考試，不得在外省借考，廣東省也不辦理戶口在外省的考生借考事宜。這就意味著，中國人不僅是身份農(nóng)民只能“離土不離鄉(xiāng)”，身份市民也一樣不能不“離土不離鄉(xiāng)”。如果有孩子，只要顧及孩子的前途，那么，為了孩子的教育要么是千方百計弄個移民地的戶口，否則，誰想移民就不能不考慮孩子的教育和升學考試怎么辦。可是年輕的時候正是一生中創(chuàng)業(yè)的黃金歲月，如果一個人覺得上海有利于發(fā)財就移民上海，為了孩子的升學就得把戶口遷移到上海，之后如果覺得浙江更適合自己的發(fā)展，想移民浙江，為了孩子的教育，又得把戶口遷移到浙江，……好像戶籍管制專門是為考驗中國國民經(jīng)受折騰的能力！禁不起，那就老老實實地安土重遷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戶籍管制實際上就是把祖國的花朵當成人質(zhì)，強迫國民安土重遷！
無力維權的法律“武器”
人們常常說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謂法律武器，自然是比喻而已。
在戶籍管制之下，高考移民實際上是在走私平等，對絕大部分人來說自然是此路不通。在沒有遷徙自由和平等保護的情況下，根本不想或者是不可能移民到高考錄取線低的地方，豈不是就只能坐等不平等錄取的懲罰？
既然如此，是不是也可以運用司法渠道來挑戰(zhàn)現(xiàn)行的高考制度呢？
2001年8月23日，山東青島三位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行政訴訟狀，起訴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
這一年北京的文科重點控制線是454分，而山東是580分，相差126分；
北京的理科重點控制線是488分，而山東是607分，相差119分。
提起訴訟的三名女生的分數(shù)分別是522分(理科)、457分(文科)、506分(文科)。以這樣的成績，在北京可以考上重點院校，而在青島，其中兩個人可能讀上高職或者電大，而另一個人則完全沒有希望。
結局是胳臂扭不過大腿，正義斗不過權力。
況且規(guī)避的方法也不少。比如，原來全國是“統(tǒng)考”，一樣的卷子，一樣的試題，北京上海的高考本科錄取分數(shù)線要比別的地區(qū)低幾十甚至上百分，不管怎么解釋，比如不惜用高分低能那樣類似傳奇故事的東西辯解，總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于是，北京市2002年開始，高考也單獨命題了，北京因此也就成了高考特區(qū)。單獨命題也就為高考歧視和特權張開了保護傘。一句“題不一樣”，就可以把質(zhì)疑打發(fā)了。北京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就是因為特權的存在。
當然，我不是說全國就只能一種考卷，但是，卻不能以行政區(qū)劃的統(tǒng)考來代替全國統(tǒng)考，實行以鄰為壑的堡壘政策。學�？梢耘e行聯(lián)考，也可以單獨考試，政府只是公平競爭的維護者，作為國立學校，必須向所有國民平等開放，不能北京大學對待湖北的考生是一個分數(shù)要求，對待北京的考生又是一個分數(shù)要求，而且也不能在不同的地區(qū)進行內(nèi)容不同的考試。
不過從這個事件來看，高考問題并不只是高考的問題。如果就事論事，根本解決不了高考中歧視性的差別對待。當然，盡管官方教科書幾十年來告訴學生，世界是普遍聯(lián)系的。但是，這時卻不希望想到受教育權的保障，司法獨立，司法審查，新聞自由等等，所謂就事論事就是要求國民必須目光短淺，或者是能夠假裝目光短淺。
只要不能假定政府的就是正確的，那么，無論政府是哪一層次，它們的政令都必須是可訴訟的，沒有什么公共權力機構的行為可以超然而不受司法的審查。法律不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而應該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堡壘。
清理高考特權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話用來概括中國高考特權和歧視的歷史變遷再貼切不過。
這不，曾幾何時，人們生怕有什么“海外關系”，對“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也是惟恐避之不及，“敵富反壞右”就更不在話下了，自然這些“賤民們”的子女也就低人一等了。當年遇羅克盡管高考成績很好，不就因為父母是右派而與大學無緣？可如今風水變了。據(jù)《哈爾濱日報》2000年的報道，在黑龍江省工作的省級以上優(yōu)秀專家和獲得博士學位人員的子女在該省參加高考的，省內(nèi)志愿學校錄取分數(shù)線下照顧20分投檔。而且根據(jù)《200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規(guī)定》，對歸僑、華僑以及歸僑子女和臺灣籍考生，可以適當降低分數(shù)投檔。賞罰之間根本就沒有一點尊重民權的觀念。
實際上，這都是對“人”的不尊重，是權力可以無視公民權利的表現(xiàn)。因為在公民社會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誰可以高人一等，也沒有誰應該低人一等。
當然我不是認為，從那些享受優(yōu)惠特權的人中間將來就一定不能產(chǎn)生出類拔萃之輩，因為分數(shù)不能絕對論英雄，愛迪生、林肯、沈從文不是連大學都沒上過嗎？
但是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
無論是祖上的功德還是父母的蔭庇，都不能成為子孫享受特權的理由�，F(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封建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能異化成了尊重血統(tǒng)、尊重出身。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國的高考招生中還存在著特權的幽靈，一些地區(qū)的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可以比另一些地區(qū)低上百分，某類人相對其他人可以享受所謂的“優(yōu)惠”。
這種特權的幽靈的存在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據(jù)。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九條第二款規(guī)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財產(chǎn)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彪y道有誰會認為，僅僅因為父母的不同，以致于“省級以上優(yōu)秀專家和獲得博士學位人員”的子女可以比其他公民的子女照顧20分這樣的做法，竟是在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guī)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難道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可以因父母而異的規(guī)定，是為了更好地保證受教育者平等的入學、升學權利？對一部分人的特權就意味著對其他人的歧視。
同是國家的公民，為什么有的人可以多承雨露而置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于不顧呢？難道那些制造特權的人真的都是法盲，沒有一點法治的意識嗎？我也不禁納悶，在這樣一些權力可以無視法律的地方真的能有效地吸引人才，真的能使人更熱愛祖國嗎？
更令人費解的是，幾十年來，不少體育明星用不著參加高考就能上大學，至于給他們單獨組織的考試，是開卷還是閉卷，監(jiān)考松嚴試題如何考得怎樣，從來沒有公開披露過。
對此，現(xiàn)在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學不拒絕名人甚至主動招攬明星應該算是一種進步的觀念。
問題是“不拒絕”是什么樣的“不拒絕”，“主動招攬”是如何招攬法。當然，誰也不會無條件地反對大學招收名人學生。但是，我們不能把哈佛大學邀請性感明星麥當娜去演講和麥當娜不用考試就可以上哈佛法學院混為一談。否則，既是是對特權的公開認可，也是大學自掉身價。
可是在我國，你一點都不用感到奇怪用特權就可以打開高校入學的大門。倘若拳王泰森生在中國，他不用考試就可以上一所國立大學。為什么？因為他的拳頭比任何人都厲害呀。拳王稱號可以換算成大學入學通知書。我們的體育明星正是按此邏輯，得到了上大學的特權。國際象棋下得出神入化的人可以到清華學外語；
排球打得好的人可以到人民大學學新聞；
體操玩得絕的人可以到北大學法律……可廣大的高中畢業(yè)生們卻必須苦讀十年寒窗。
其荒謬程度就像居里夫人和鄧亞萍小姐一起參加國際乒乓球比賽，結果裁判員卻出人意料地判球打得一塌糊涂的居里夫人摘桂，因為裁判大人認為居里夫人為世界的科學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因此可以折合成贏多少個球。我想世間果真出現(xiàn)這種事情，我們的許多熱血青年大概會憤然抗議了，以為那是讓中國遭受莫名其妙的歧視，是對公道的肆意踐踏。
可見，打球時就應該遵守球賽規(guī)則，拳擊比賽時就應該遵守拳賽規(guī)則，否則就可能出現(xiàn)愛因斯坦先生成了拳王，而泰森卻只有靠邊站的荒唐情形！
難道大學入學資格的競爭不也是一樣的道理嗎？難道能否進法學院比的是體操水平進英語系是看腿能不能跑得足夠的快，而不是根據(jù)學習成績？
倘若是這樣的話，教育部有錯，相關的大學有錯，相關的明星也有錯。因為相關的政策制定者和大學無視公民的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受教育者平等的入學權利，而相關的明星享受著不該屬于自己的東西。因此，為了不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流為一句空談的套話，就必須拒絕和消除一個個具體的特權。
特權的另一面是歧視。我們的喉舌在大講身殘志堅的感人故事的同時，我們的公立高校招生卻一直在搞身體歧視，而且官方還有一個長長的清單。一個今年考了656分右腿殘疾的黃梅考生在咨詢會上被多家全國著名學府婉拒校門外。倘若華羅庚先生長在紅旗下，他就可能因腳有殘疾而遭到同樣的命運！也許在有的人眼里，身體有缺陷的人不過是人中垃圾罷了，讓他們大學豈不是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源？！況且腿殘者還有礙觀瞻！……
難道這種做法符合人道主義的精神，而不是雪上加霜使弱者更弱？難道沒有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和平等的受教育權？
更讓人不解的是，所謂的“生活散漫”也可以成為退檔的理由。這就是高考中為人所忽視的道德歧視。“曾經(jīng)受過紀律及行政處分”、“無故退學”、“受過行政拘留”……這些退檔的理由無不體現(xiàn)著作過賊的人永遠要當賊對待的邏輯。反過來，思想品德方面有所謂“突出事跡”者，可以降低分數(shù)投檔。這實際上是置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于道德裁判所的位置！當然要想道德歧視不進一步演變成腐敗的陽關大道，我們就只能相信道德裁判員自己的操行無可挑剔！
幸好我們的國家不信奉西方的人權觀，不會因為這些做法而民權案子不斷。
戶籍管制是私立教育的攔路虎
現(xiàn)在非官辦的高校只能叫“民辦”，而不能稱“私立”。
對“私立”的制度性歧視也必然導致對私立高校學生的歧視。
在現(xiàn)在的制度條件下，很難想象中國能夠出現(xiàn)與北大清華相提并論的民辦高校，更不用說產(chǎn)生像哈佛、耶魯、早稻田那樣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學。
要使我國的民辦高校健康發(fā)展，就必須在高考招生上打破國立與民辦高校平等競爭的制度性障礙。在制度上使民辦高校與公立高校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其中一條就是取消國立與民辦高校學生之間存在的身份不平等。
由于1958年通過的《戶口登記條例》將公民人為地分為“農(nóng)業(yè)人口”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這種身份壁壘也相應地體現(xiàn)在高考招生上。一個生下來就注定是“農(nóng)業(yè)人口”的人要想改變自己這種身份并提高自己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渠道就是考上中專以上的學校，獲得干部身份，從而跳出“農(nóng)門”。否則，即使他在現(xiàn)代化的大工廠當工人也還是被人稱為“農(nóng)民工”，瞎子阿炳倘若生在今天,也只配稱作“農(nóng)民音樂家”，因為他不但沒有科舉功名而且還是個窮要飯的！雖然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一些民辦高校國家承認其頒發(fā)的文憑——不是市場的評價而是權力的認可，為競爭到所謂的國家承認，是否其中有貓膩，未見報道，但存在尋租的可能卻可以肯定——，就會但是沒有任何一所民辦高校具有給學生轉戶口和提供干部身份的特權。流弊所至，以致于一個農(nóng)村孩子在民辦高校畢業(yè)成績再怎么優(yōu)秀，他也“農(nóng)民”，而一個國立高校的畢業(yè)生再怎么平庸也擁有“干部”身份。這對報考民辦高校的人來說顯而易見是不公平的。
因此，除非對自己的前途漠不關心，否則一個十分優(yōu)秀的學生多半是不會報考民辦高校的。無疑這極大地限制了考生報考時選擇的機會和權利。這種一錘定音的考而優(yōu)才可能仕的做法比學而優(yōu)則仕的做法更糟糕。如果不盡快改變這種狀況，取消“農(nóng)業(yè)人口”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的區(qū)別，我國的民辦高校就不可能大發(fā)展，高等教育就不可能產(chǎn)生激烈競爭的大環(huán)境，對私立高校學生的身份歧視也就不可能消除。
戶籍管制是私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攔路虎，也是高考歧視得以大行其道的基礎條件。如果消除了戶籍管制，高校學生不再存在身份區(qū)別，將有助于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因為私立學校為了長遠的發(fā)展，能夠在競爭中勝出，就會傾向于錄用優(yōu)秀的學生，而不是將考生出生在什么地方作為錄取的標準。即使政府試圖通過強制或者優(yōu)惠政策誘導來激勵私立學校實行歧視招生，既有司法審查的制約，也有市場競爭的制約。如果學校為政府控制，招生政策為政府制定，政策的合理性是政府自己裁判，即使告到法院，司法又不獨立，難保不是官官相衛(wèi)，企圖通過輿論，可報紙電臺又都是政府喉舌……當任何一個公民覺得自己的受教育權遭到了踐踏進行抗爭時，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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