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永祥,:為政治尋找理性

　　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的中文譯本問世，基于兩個理由，我們應該重視與推介。第一，這是一本極為出眾的著作，問題意識精準明晰，論證結構緊密犀利，也涵蓋了豐富又扎實的內容，對當代政治哲學的全局發(fā)展提供了準確深入的介紹，值得一切對政治和哲學思考有興趣的人細讀。第二，政治哲學本身的發(fā)展，關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為一種有理性可言的活動，值得社會上具有實踐意識的公民們積極涉獵，本書堪稱是他們最得力的入門津梁。

　　一、政治哲學的興衰

　　在今天，讀者會對政治哲學這個學術領域感到興趣，不能說是意外。這個時代，政治勢力所掌握的動員能力和資源，以及支配社會各個領域、各種活動的壓倒性優(yōu)勢，堪稱睥睨古今，或許只有當年興建金字塔的政教權威稍能望其項背。可是今天的政治權威，在一個致命的方面，又享受不到舊日政教權威的安逸：它已經無法藉助一套具有絕對威信的宇宙觀∕價值觀君臨整個社會，鞏固自己的正當性。這種情況之下，一方面，政治權力的需索與控制無所不在，即使無意過問政治的人也無所逋逃，另一方面，政治權威的正當性所仰仗的原則與價值觀卻又捉襟見肘，不僅無法獲得普遍的認同，甚至于必須不時面對詰疑與挑戰(zhàn)。既然政治已經成為眾人的身邊事，而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根據又眾說紛紜，那么大家會開始注意政治哲學，希望透過哲學的探討，找到妥當的政治原則與政治價值，毋乃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這個情況，充分反映在學術浪潮的起伏演變上。在當前學術界，政治哲學是一個相當活躍的學術領域，西方世界固然如此，在臺灣乃至于中國大陸，它也開始有所發(fā)展和成長。本書作者在書中〈第二版序〉里，驚嘆英語政治哲學界新創(chuàng)期刊的蓬勃景象，可以為一佐證。即使在臺灣，近年也正有學者與民間出版機構合作，開中文世界之先河 ，自行創(chuàng)辦了《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這份學術期刊，足以窺見這個學門的生氣�？墒俏覀儾灰�忘記，在1950、1960年代，政治哲學在西方曾經途窮路盡，甚至有人擔心它業(yè)已死亡。而在中文世界，「政治哲學」原本是無聲無息、乏人問津的一個學門；
它成為研究主題、進入大學課堂、甚至借著著作或者翻譯的形式進入書市，也不過是近十年才發(fā)生的新鮮事。

　　眾所周知，政治哲學在西方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盛名固不待言，單就近代而論，十七世紀的霍布斯、洛克，十八世紀的盧梭、康德，十九世紀的黑格爾、馬克思、約翰·密爾，都曾經撰述經典著作，共同界定了西方政治哲學的基本面貌，進而引導、影響西方（以及東方）歷史的進程與方向�？墒堑搅硕�十世紀中葉，這個曾經有過如此顯赫成就的領域，一時卻顯得虛脫羸弱無精打采，原因何在呢？

　　化繁為簡地說，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生活里，有兩個特有趨勢，對政治哲學的蕭條要負一些責任。第一方面，意識形態(tài)在二十世紀國家化、政權化之后，在極權國家成為官方教條、在民主社會成為壟斷性的輿論主流、甚至成為熱戰(zhàn)冷戰(zhàn)的焦點，支配力量和僵化效果均為前所未見。思想一元化的趨勢一旦成形，針對政治原則和政治價值要作批判與評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學當然無所施展。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聲望與勢力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快速膨脹，逐漸構成公私領域「治術」的一環(huán)，于是循因果、結構與功能角度（甚至以統(tǒng)計的相關為已足）說明社會政治現象蔚為風氣，取代了規(guī)范性與評價性的取徑。進一步，從社會科學的「科學主義」角度來看，由于評價之舉似乎總是陷身在主觀、相對的泥沼中，而科學則可以得到客觀、確定的結論，甚至產生明確的政策以資治理社會（委婉的說法謂之「服務社會」），那么關于制度安排、政策選擇的思考與決定，當然也不容政治哲學置喙。

　　論者有謂，一直要到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1971/1999)一書出版，二十世紀西方才產生了一本足以與上述思想家并列的經典著作；
在本書中，作者也視羅爾斯這卷巨著為當代政治哲學一切爭論的原點(gr·und zer·)。表面看來或許屬于巧合，但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西方社會開始檢討冷戰(zhàn)局面、批判既有學術格局與社經文化體制的高潮。閘門一旦打開，老舊意識形態(tài)的僵峙逐漸松動、各種社會議題逐漸暴露、弱勢群體開始發(fā)出聲音，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一反先前彌漫的同質化與自滿姿態(tài)，進入了一個以質疑、對抗、解放為主調的多元時代。羅爾斯的著作能夠贏得規(guī)模驚人的回響與矚目，就時代精神而言，應該不是偶然。

　　在臺灣，政治哲學能夠萌芽，也受惠于類似的歷史轉折。在黨國主宰社會的年代，臺灣雖然有一些零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過并沒有所謂的政治哲學探討。異議的聲音誠然依稀可聞，但是要對政治原則與價值進行批判性的反省，就那種封閉的環(huán)境來說，顯然太過奢侈。一直要到1990年代，到了解嚴之后，臺灣社會面臨政局的動蕩、體制的紊亂、權力斗爭的激烈、尤其是族群與身分的掙扎撕斗，在一片喧囂聲中，政治哲學才開始有存身的可能。可以想象，隨著政治經驗的累積，隨著政治課題從簡單粗暴的敵我斗爭，被迫轉向復雜細致的合作共存，臺灣社會對于政治的理解和期待，必須相應地有所調整。這個局面里，政治哲學將不得不承擔更積極的角色。

　　如果是這樣，我們對政治哲學的思考角度和論證途徑，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一本杰出的教科書

　　過去三十年間，英語政治哲學以羅爾斯《正義論》為基礎，在西方學界發(fā)展與茁壯，進而引領、灌溉社會上的公共討論，構成一段深刻、豐富的哲學故事。加拿大學者威爾·金里卡立志講述這個故事，于1990年出版本書的第一版，甚受好評。如今第二版大幅度地擴張了章節(jié)篇幅，并且由劉莘先生譯成中文，有興趣的讀者總算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導游。這本《當代政治哲學》自稱教科書，可是我們要知道，它是一本很特出的「教科書」。它的學術水平、以及可望提供給讀者的助益，都超過了我們平常對于教科書的期望，即使浸淫已久的教師和學者也可以受惠。確實，書肆中不難找到類似的導論書籍，不過恐怕沒有哪一本書像本書一般，深入地呈現當代政治哲學的活力、復雜與廣闊，同時又生動地反映了學院政治哲學與歷史、社會現實結合的趨向。

　　一般而言，教科書旨在引導初學者進入一個領域，總會力求系統(tǒng)與客觀地報導現狀，結果往往變成靜態(tài)地展示一幅解剖圖，五臟俱全、羅列有序，獨獨不見了其間生機運作的搏動。打開本書目錄，作者將當代主要學派分章陸續(xù)交代，似乎正好落入一般教科書的這種窠臼�？墒侨缱髡咚�言，他認為當代政治哲學的學派雖多，卻都在處理幾個共通的問題、面對同樣的現實，從而也就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意識貫穿其間。問題與環(huán)境既然共通，各個學派之間的對話與互動也就格外頻繁緊張。本書章節(jié)的推進，其實可以看作一系列接續(xù)不斷的辯證攻錯，對于該一根本問題應該如何陳述、理解、以及處理展開論爭。這種綿密起伏的爭論狀況，確實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實況。本書有意識地去反映這種實況，是它的第一個優(yōu)點。

　　其次，教科書為了保持客觀，往往不愿意對于所介紹的各家說法表示太多的臧否意見。就政治哲學而言，這個態(tài)度容易坐實了一個流行的誤解，就是認為政治思考純粹是立場的表達，而政治立場本質上屬于主觀意見，只有是否同意其結論的問題，至于論證本身的周全與對錯，并不是需要深究的。等而下之的教科書，遂不免充斥著條列「某主義∕某思想家主張…………」的陳套，仿佛各家主張都一樣妥當，結果學說取代了思考，原則淪為牙慧口號。但是本書不然。在書中，作者不吝針對各家說法進行嚴密的分解，檢討其間的疏忽與矛盾，追究論證的一貫與完整。換言之，這是一本以哲學「實作」的方式介紹政治哲學的教科書，讀者不僅可以認識「學說」，更可以目睹學說背后的思考運作與批判門徑。作者本人在當代政治哲學界便是一位場子上的人物，立場明確（即所謂「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在幾個題目上也卓有建樹。由他來著手品評當代各家的長短得失，無妨看作示范演練，不時可以見到精彩之論。

　　第三，本書還充分反映了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大特色，即理論與現實的密切關連。政治哲學本質上必須就著時代、社會的是非議題──并且通常涉及大是大非──發(fā)言，自古即無例外。因此，雖然當代一般哲學的學院化、抽離化趨勢不時遭人詬病，不過，就政治哲學而言，即使它想隱遁到最客觀、最抽離的概念分析，也無法擺脫介入爭議與表達態(tài)度的宿命。過去三十年間，在東、西方社會，都有許多潛伏已久、或者新近生成的議題挑起了公共議論，令政治哲學受到深刻的沖擊與啟發(fā)，相應也有獨特的回應與反省。可以說，學院政治哲學與社會現實議題的相互滲透，目前正處于高峰，并且不可能退潮。本書作者本人在這個環(huán)境里成長，他的學術工作與學術關懷，也在這個氛圍里成形，所以他所敘述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看作政治哲學這個學門，對于西方幾十年來重大社會政治爭議的回應。讀者會注意到，書中對每一套政治理論的探討，都以該理論的「政治」──即政治意義與可能促成的政策──結尾，是教科書中很罕見的寫法，適足以彰顯政治哲學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系。

　　當代政治哲學的這種實踐取向，是它一項值得特別注意的特色。這項特色提醒我們，關于社會與政治的思考，原本就有其由價值意識引導的實踐一面，政治哲學的本質如此，它在當代文化環(huán)境里的發(fā)達與困局也系于此。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稍作反省。

　　三、政治哲學是甚么？

　　哲學所關心的，可以總結為「我應該相信甚么」和「我應該做甚么」這兩大類分別涉及認知與實踐的問題。不過，面對這些問題，哲學的主要責任倒不在于提供實質、具體的答案，告訴我們去信任這種或者那種知識（例如應該相信感官知覺、還是理性推論），或者去根據這種原則或者那種原則行動（例如應該追求最有利的后果、抑或不必理會結果而是嚴格遵循規(guī)則），而是追問：一種有關知識性質或者行動原則的主張，因為甚么理由才是「對」的或者「好」的，是應該相信或者遵從的？在這個意義上，哲學乃是一種后設性兼評價性的思考：面對一個問題，與其說哲學要提供實質的正確答案，不如說它更關心這個答案為甚么是「正確」的、是應該認可的、是講理的人所不得不接受的。

　　哲學接連上政治，管道即在此。在政治領域，一個極為根本的問題，就是要求對各種現實的（或者理想中的）體制、政策進行排比評價，做出好、壞、對、錯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現實、最講求機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還需要為自己的作為找理由（所謂找理由，當然就是認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對∕好」的），就不得不介入這種涉及比較與評價的思考。評價當然需要標準，標準就是各種政治原則與政治價值�？墒沁@些原則與價值為甚么是對的？是大家應該接受的？是政治制度與政策之所以成為「正當」的好理由？這些考量，構成了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

　　西方古典政治哲學，不僅界定了這個核心議題，處理這個議題的方式也有其獨特處。一般而言，古典政治哲學預設了人的生命有一個應然性的目的狀態(tài)，或者來自本性（自然）、或者來自某種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種終極的理想目標，人的完成(perfecti·n)在焉。政治生活在人生里有其位置，正是因為政治生活跟達成該一目標有某種特定的關系。在這樣的思考架構里，政治體制、政治價值的正當性，可以由政治生活與該一目標的關連導出。古典政治哲學的任務，即在于發(fā)現這種關連、進行這種推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的哲學和政治觀點雖然迥異，卻都體現了這個思考架構。簡單地說，這是一種用「目的」來檢討政治體制與政治價值的思考架構。目的論式的思考要有說服力，當然取決于它所標舉的目的狀態(tài)能不能取信于人、是不是算是對的。而目的狀態(tài)的說服力，又取決于有關人的天性或者超越的旨意的說法，能不能取得說服力。不過，目的論的實踐性格，是很明白的：以它為典范的政治哲學，始終關切著政治與人生的價值關系。

　　到了近代，這套思考方式逐漸喪失力量。近代人不再用目的論的角度去思考政治問題，因為近代人不再敢預設一個明確、客觀、完美的目的狀態(tài)，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可以直接回答政治領域里的評價問題。奠定近代政治哲學基礎的霍布斯，一口斷言沒有所謂的終極目的或者最高善可言，人的幸福不過在于欲望的不斷滿足。而欲望所指，自是由個人自行判斷的。我們不必接受霍布斯的極端說法，不過到了今天，事實上人類已經沒有理知資源，去主張一套完美的目的狀態(tài)；
人類在利益、理想、與認知上的多元化，事實上也已經無可挽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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