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拆遷不去的記憶

　　一個平凡擁擠的街區(qū)，無數(shù)平庸而未必值得記憶的人生經(jīng)驗，因為一個非人道的隔離制度，一次強硬的行政拆遷，而成為不能磨滅的歷史

　　“第六區(qū)博物館（District Six Museum）”在一處僻靜的街角，看上去是座小教堂。開普敦正下著盛夏之后第一場雨，否則那里正是一個適合漫步的所在。如果在上海，這樣的小街類似茂名南路和長樂路的交點，街道的寬度只適合單行。第二次去那里，林蔭和陽光之間只有細碎的風聲穿過，就像很多年前一個逃學的午后。

　　如此安靜，當你站在那個玻璃門前，向門內高桌后的女士示意，當門鎖的開關“嗒”聲開啟，卻不期然進入這幢“聲音之屋”。

　　聲音之屋

　　朋友只跟我說起，有一處小博物館，它告訴人們,第六區(qū)，一個黑人和有色人種的繁華街區(qū)如何在種族隔離制度下被夷為平地。

　　博物館以前是個小教堂，叫Methodist Mission Church，以前就是第六區(qū)居民的聚會場所。教堂木質結構的第二層，事實上只是禮堂上空周圍的一圈走道。一走進去，整個地板上就是第六區(qū)的街道地圖。那些平平整整的、涂著各種顏色、寫著街道名字的色塊，對于外國游客來說，只是一幅別致的地毯，但那些故地重游的第六區(qū)前居民，真的會在地圖上尋找祖居的地點。

　　在禮堂靠近主席臺的中央，有一座塔——一小堆沙土上面，罩著一座由繩索串起路牌筑成的方塔，一直高到天花板上。這些路牌都是第六區(qū)的居民們在強行拆遷的時候藏起來的，藏了30年。

　　大廳里的游客可以看見屋頂垂到二樓樓梯上方的十多張大照片，上面都是有色人和黑人的面孔，他們是詩人、藝術家、芭蕾舞蹈家，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無法發(fā)揮特長，被迫流亡。

　　 一整匹的白布，從屋頂懸垂下來，他們叫她“回憶之幕”。上面用各種各樣的字體，寫著各種各樣的對第六區(qū)的回憶。前居民們把那些詩一般的句子寫下來，家庭主婦們用各色的線繡出來�！霸趶那暗牡诹鶇^(qū)，生活便宜，記憶寶貴；
而在今天的某某公園，物價奇貴，生命低賤。”

　　有時候，從前的第六區(qū)被描述為低收入家庭居住的郊區(qū)。在前居民的心目中，它被理想化為一個寬容的社區(qū)，白人、黑人、有色人種，基督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各色各樣的種族背景的人住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它是那個時代南非社區(qū)的反襯：和其他社區(qū)截然分化的情形剛剛相反。

　　這個社區(qū)離市中心很近，里面有學校，有市場，簡單的工業(yè)，還有自己的娛樂和宗教場所，以及有著不同職業(yè)和背景的人群�？雌饋硭�差不多是城市規(guī)劃者的夢想。但是第六區(qū)貧窮的人很多，住得相當擁擠。在高峰時期， 這片區(qū)域有 3,700幢建筑和超過70,000人，在土地寬裕的南非，在白人眼里，它是不折不扣的貧民窟。

　　這里曾經(jīng)熱鬧、時髦，就像博物館里頭無處不在的各種相框展示的那樣，到處人聲鼎沸，下午的陽光勾勒出建筑優(yōu)美的細節(jié)，婦女們帶著發(fā)卷、推著嬰兒車走過街道，鴿群在屋頂之間飛快掠過。但在1966年，強力推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國民黨上臺之后，通過“社區(qū)發(fā)展部”宣布第六區(qū)必須遷走，這里被宣布為白人專用的地區(qū)。在1979年之前，政府不斷強硬介入，于是，人們被強迫離開工作近便的市中心，被搬到開普平原火柴盒式的房子里——相比起第六區(qū)，那里的條件惡劣得多。

　　圖圖大主教曾經(jīng)在他的著作《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里，提到一個教友，那位老人1960年代從第六區(qū)遷出，到1986年的時候，他還沒有把搬家時打的很多包打開，為的是等著回第六區(qū)的家，直到他去世。

　　離開自己如同燕子銜泥一般建設的家，離開發(fā)生了記憶中所有慶典和爭吵的屋子、眼睜睜看著它被夷為平地是怎樣的一種痛苦？成千上萬的人將家打成包裹，寄存到那個完全陌生的未知之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被迫失去家園的人們，無法發(fā)出他們的呼號，世代積累的社區(qū)記憶被強制湮沒無聞。

　　復原生活

　　這是博物館墻上最引人注目的銘文：“我突然感到，我們的歷史存在于我們居住的家中。是這些簡單的建筑，它們抵抗被武斷定義的能力，把我們塑造成型。\"出處是 Kafka\"s Curse ，《卡夫卡的詛咒》，這部小說的作者Achmat Dangor是曼德拉兒童基金會的一個前任領導人，著名作家。

　　自然而然，參觀者就進入了Nomvuyo\"s Room。這是一個有幾個孩子的家庭的居所，只有不到20平方米，沒有隔斷，囊括了從臥室、廚房、起居室和餐廳的功能。灶臺、桌椅、每一個杯子和咖啡壺都擦得一塵不染，簡單的陳設，讓人想起上海的石庫門房子里螺螄殼里做道場的本事。關于生活的面貌，那些孩提時代生活在第六區(qū)的人說的都差不多——譬如我在博物館遇到的講解員Noor Ebrahim和游客Ajam——第六區(qū)里的居民可以永遠敞開著大門，大家彼此認識，在做飯的時候總是多做一點，因為鄰居和朋友隨時可能來分享。

　　Nomvuyo女士的自傳就在第六區(qū)博物館的小賣部出售，她的聲音一直在老式的、像一個矮柜那么大的收音機里響著，講著在這個蝸居里，一家人平靜溫暖的生活。

　　踏上嵌著街牌的木樓梯，樓上的展覽還原了第六區(qū)的日常生活。理發(fā)店、社區(qū)醫(yī)院、洗衣房，學校、運動隊，不僅陳設還原，無數(shù)的物證排山倒海。運動隊的隊服、獎杯、護士們有條不紊地工作的照片，醫(yī)療器械的原物……所有的圖片和招貼告訴你一件事：

　　這里的人曾經(jīng)有序、尊嚴、幸福、多姿多彩地生活，沒有任何人有權力給它隨意加上貧民窟的定義。

　　繼續(xù)深挖

　　Ajam曾經(jīng)是第六區(qū)一所高中的學生，他端端正正地在自己母校的照片前留影。他對我說：“我愛毛澤東！他和曼德拉一樣，為民主和平等而斗爭！”我只能對他微笑。

　　第六區(qū)不是一個靜止的博物館，它成為前被逐出社區(qū)居民的活動中心，一直以維護種族隔離制度下被驅逐居民的利益為己任。它一直在舉辦各種活動和不同的展覽，收集各式各樣的對第六區(qū)的回憶，表達對第六區(qū)的理解。他們宣布，要在開普敦這個城市中，搜集和尋求各種關于城市、認同和社區(qū)知識，以便在進行關于差異、多樣性、不平等和不合道義行為的公共政策的討論時，能夠有所依據(jù)。

　　有關于第六區(qū)的音樂劇，也舉行過第六區(qū)的“作家的地板”活動，征集關于第六區(qū)的詩作，然后砌在地板上，還有“繼續(xù)深挖”活動，尋找更多樣化的形式來表現(xiàn)第六區(qū)。

　　“羅德之屋（Rod\"s house）”本來是一個學院派藝術家的作品，現(xiàn)在成了博物館的館藏。一間四五個平方的屋子，所有的東西都被封存在粗糙的石灰墻面里：書籍、油燈、西裝、窗簾、餐具、剪刀、唱片，一個單身男子的生活世界，所有的東西都從墻里擠出一部分，如同被風蝕的墳墓，更像被折磨的思緒在回憶和瓦礫場之間逡巡，所有的東西和不知道哪里冒出來的男聲一起對你說話。那個叫羅德的年輕男人用輕松的調子談他的訪客，叔叔、朋友，說了什么，發(fā)生了什么。墻面的石灰上、古銅色磚石地板上都刻著看不完的文字和照片：畢業(yè)的、訂婚的、父子的……

　　突然發(fā)現(xiàn)，這里擠滿了各種東西，但是，沒有仇恨。關于種族隔離當局的“社區(qū)發(fā)展政策”和甄別人種的身份證管理，只有幾塊印滿解說詞和示意圖的大木板，放在進門右邊的位置。那不是最受人注目的部分。我們習慣看到，一到憶苦思甜，必有反面人物，被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腳。這里沒有。這里只有溫暖記憶，拒絕腐蝕，拒絕遺忘。

　　那些照片里各式各樣的生活，確實積壓著一股憤怒，但這憤怒的力量沒有化作詛咒，沒有變成任何破壞性的東西，他們只在記憶的暗處摸索，痊愈被傷害的尊嚴。

　　第六區(qū)被拆遷之后并沒有開發(fā)什么建筑，在種族沖突越演越烈的當時，除了建了一所大學，這里幾乎是一片荒地。曬干的褐色野草及膝，下面是非洲的泥土和正在消失的墻基。

　　新南非政府曾經(jīng)宣布一個政策，種族隔離制度下被強制遷移的居民或租客，只要有3個以上的證人證明，就可以以相對優(yōu)惠的價格住到政府修建在原居住地的房屋。有25位老人回到了第六區(qū)。一個叫做“第六區(qū)福利與重建監(jiān)管會”的組織一直在和政府交涉，讓那些無依無靠的老居民回到自己的祖居之地，他們聲稱，不僅要重獲土地，還要重獲尊嚴和合作的傳統(tǒng)。當然，昔日的第六區(qū)無法重現(xiàn)，大多數(shù)人們不會再回來。可療傷止痛，象征的動作不可謂毫無意義。

　　只要第六區(qū)博物館繼續(xù)存在，繼續(xù)深挖，那些曾經(jīng)被貶抑的人群就可以告訴自己的子孫：老家，是一個值得敬愛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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