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翔：被歷史忽略的歷史——,讀余世存的《非常道》

　　除了前門莊嚴的地毯，哲學(xué)還有一道晦暗的“后樓梯”；
除了人來人往的議事客廳，政治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后花園”；
除了那能派上正經(jīng)用場的石料，歷史還有很多被有意無意丟棄的“邊角料”。那磚石鋪成的是車馬大道，人人都從那兒經(jīng)過，是一種“常道”，由“邊角料”湊起來的當(dāng)然只能是“羊腸小道”，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編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個多世紀里中國歷史的“邊角料”，帶給了讀者別樣的驚奇。

　　我不認識余世存，盡管早就讀過他的文字，并且印象深刻。我一直認為這個使命意識超強的同時代人有著非同尋常的襟抱——這也是一種“非常道”。對他來說，寫作似乎不得不成為一件艱難的事情。然而，當(dāng)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感到了幾分吃驚：一個年輕的急切欲言的人，在這么一本二十多萬字的著作里，沒有留下屬于自己的一個文字，他成了一個編輯家，一個不加半句廢言的收集者，或者干脆稱為一個歷史邊緣的沉默而堅忍的“拾垃圾者”。我時常懸想這么一個熱血而赤誠的人，是如何耐住自己的性子，舍棄了城市虛假的燈火輝煌，擱置了閑情逸致的鄉(xiāng)村理想，在如同“城郊結(jié)合部”似的曖昧地帶逡巡，在似乎見不到自己意志和創(chuàng)造力的工作里見證自身的“在場”。當(dāng)年，魯迅曾勸英文極佳的林語堂多做一些翻譯的工作，林語堂還極不以為然，認為那是創(chuàng)作力衰弱的“老人”干的事，魯迅為此還生過氣。郭沫若的外文也不錯，他骨子里同樣看不起翻譯，認為翻譯者不是自己在創(chuàng)作嬰兒，而不過是個“助產(chǎn)士”而已。這兩小塊“邊角料”好像逃過了余世存的視線。但在我看來，余世存的選擇既隱含著苦衷，又包含著慎思的明智。在一個“說，還是不說”、“道可道、非常道”的時代，有時候真實的表達只需要一個回聲，只需要讓曾經(jīng)存在過的聲音重新召喚在場就行了。

　　哲學(xué)家康德那“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大旨無非是，要讓原理、原則、范疇之類走在原始的材料前面，“強迫自然回答它的問題，卻決不只是仿佛讓自然用襻帶牽引而行”。不是把觀念看成是符合對象的，而是對象看成是符合觀念的，對象其實是觀念建立起來的。這就是康德召喚回來的人的“主體性”。沒有自己的眼光和理想，余世存所面對的那一大堆“邊角料”也就無多大意義，所以在選擇、取舍、編輯過程中，余世存其實已經(jīng)呈現(xiàn)了自己的主體性，已經(jīng)表達了他自己的“非常道”。這里早已深刻地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記。還是魯迅先生，當(dāng)年就說過，當(dāng)一個“選家”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笔虑橥�往是這樣，不著一字，方能盡得風(fēng)流，不置一評，可以勝過萬言。

　　而且話也說回來，在話語的制作和流播過程中，其實沒有哪一個文字是真正“屬于自己”的。我們所寫的、所說的，無非都是前人寫過、說過的話。縱觀今天形形色色的“創(chuàng)作”，又有哪些不是在重復(fù)中篡改，在篡改中重復(fù)？像余世存這樣，認認真真地再現(xiàn)那些枝節(jié)的原貌，反倒還更誠懇一些，至少在“歷史的真實”面前他還不至于顯得過于狂妄。

　　坦率地說，我對于“歷史的真實”一直心存懷疑。存不存在一個“歷史的本體”？“真實是不是可以還原”？這種問題顯然有些迂腐了，沒有機會過多展開。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書寫的歷史、敘述的歷史并非歷史的本體，有的書寫和敘述反而使得“歷史”更加遠離其自身。至今為止，經(jīng)典的歷史敘事都是遵循著一種邏各斯中心的統(tǒng)轄，在主流價值觀（“常道”）的籠罩之下存活。歷史似乎是內(nèi)蘊著一種強硬的、必然的、自我證明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謂邏輯，歷史的寫法同時也是邏輯的寫法，歷史與邏輯是統(tǒng)一的，歷史就是邏輯的展開。這種黑格爾本質(zhì)主義的歷史精神統(tǒng)治著我們的思想。因此，成為文本的“歷史”、進入敘事的歷史，必定是要用那結(jié)實的磚石砌成一堵合理的墻，鋪成一道充滿獨斷性的道。在這里，所有“不重要的信息”，所有的“邊角料”，都被排斥、被屏蔽、被淘汰、被篩掉、被掩埋、被遺忘了。歷史仿佛成為一個活物，沿著一條其實是人為設(shè)置但被認為自明的線索或“常道”或“進程”往前游動。經(jīng)典歷史文本的狹隘和可疑在此顯露無疑，人人習(xí)以為“�！钡摹俺５馈敝�“霸道”也可見一斑。那種“歷史”所拒絕的不僅僅是一些細節(jié)，而是存在本身的豐富性。因為如果有真相的話，那么真相的使者常躲藏在細節(jié)處，隱匿在宏觀歷史的巨眼和聚光燈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存在本身（或歷史本體）是巨大、無邊的曠野，所謂“歷史”只是在曠野中犁開的一條道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遂成為當(dāng)然不二的主干道（常道）。事實上，還有大量的小徑被風(fēng)沙掩埋，還有大量的支路被有意無意地遺棄，當(dāng)然，更有許多無路的荒野，在那里，只有前人留下的幾個若有若無的腳印。余世存的寫作提示了那些小徑的存在，他收拾的雜亂腳印也呈現(xiàn)出了“歷史”的其他可能性。

　　確實，讀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會有一些感到突兀的發(fā)現(xiàn)，如同看到了歷史背后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于“前臉”的“后腦勺”。溫文爾雅的蔡元培居然會沖著學(xué)生大喊“決斗”，狂妄的哲學(xué)家熊十力竟然在爭論哲學(xué)問題時與廢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癡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舉宴為其過生日，沒想到蔣介石年輕時候也曾經(jīng)歷過那種痛苦的理欲沖突，而代表反動勢力的山陰縣令李鐘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于在秋瑾被處死后百日自殺身亡，更有吳宓的愛情笑話、戴笠的家鄉(xiāng)受辱……在所謂的正史之外，中國自古就有“掌故”的傳統(tǒng)，那也是被稱為“野史”、“筆記”的，其中也許多多少少有演義的痕跡，但這些有著“山海經(jīng)”風(fēng)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實的本體，因為它們并未受到主流價值觀或邏輯常道的無情修剪，它們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撓自在綻放的生命力。

　　當(dāng)然，書中還有更多苦澀的記錄，那種黑色幽默的東西只能存活于如此這般的敘事之中。俞平伯等人被游斗時得掛牌，寫上“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俞平伯”等字樣，大家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田漢在監(jiān)獄般的醫(yī)院里去世之際，沒有人來跟他告別，而當(dāng)時的廣播里卻狂熱地播放著他寫的歌：“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為保衛(wèi)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與吳晗激烈爭吵，梁被罵得哭了，林則在肺病嚴重的情況下?lián)�理力爭至于噪子失聲。陳獨秀為保全大氣�?jié)在貧病中度過最后時光，臨死前為乞食為一地主抄寫家譜。慈禧竟然自以為是“最聰明之人”，智慧要遠遠過于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諸如此類，讓人苦笑，讓人痛哭，讓人憂憤，更讓人沉思。

　　記得多年以前，從舍斯托夫的書中讀到托爾斯泰是個逐利的市儈、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個兇狠貪婪之徒時，從羅素的書中讀到馬丁路德的蠻橫、哥白尼的懦弱時，還有培根的道德缺陷和盧梭的放誕無行時，甚至從種種敘事中發(fā)現(xiàn)沈括的小人伎倆和唐伯虎對于“揚州瘦馬”的贊美時，內(nèi)心里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復(fù)雜性、歷史本體的豐富性和歷史敘述的不可靠。我有一種無意中看到“后腦勺”的偷窺之感。真實與否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竟然也可能真實。

　　這樣的信念早該確立起來了：歷史之流絕非清澈而是始終有些渾濁的，歷史之樹絕非如修剪過后那般整齊而是枝枝椏椏的，歷史之路絕非曾經(jīng)以為的那樣“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滿了種種別的可能性的，歷史之墻也絕非嚴整貼合恪守邏輯而是有著許許多不為人所察覺的縫隙的。所謂歷史單調(diào)的宏大敘事只是一種人為的架構(gòu)，歷史的決定論也只是一根強行楔入的木樁，人們借以可以系住許多東西。而那絕對的真實本體就像“物自體”一樣藏匿，永難得到顯現(xiàn)。但是復(fù)調(diào)多調(diào)的敘事話語可以盡可能地還原本相，對于細小之處、對于支路和縫隙的重視，能夠讓我們朝著真實之境趨近。

　　人是怎樣與固執(zhí)的定見相搏斗�。�

　　余世存寫作此書，顯然不是純粹出于一種趣味的引導(dǎo)，他其實是在重建一種更健全、更多元的話語。這些話語并無明顯的理性秩序和價值等級，也無所謂什么中心意旨，它們只是以相對的原生態(tài)，呈現(xiàn)出自己的存在，就像大地上野草瘋長，天空中亂云飛渡，留下的不過是一個痕跡。面對這種全息性的話語，很多時候也許只有一聲嘆息。

　　其實，無論是登上“后樓梯”，邁入“后花園”，還是瞥見“后腦勺”，在無意中也許都暗合了“后”現(xiàn)代的某種旨趣。至于余世存本人是否有此種自覺，卻無關(guān)緊要。

　�。ā斗浅５馈�—1840-1999的中國話語》，余世存編，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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