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蒙受奇冤的奇才——讀揚帆校友的口述自傳《斷桅揚帆》

　　最近，北大先修班校友康??潦苤形南?936級校友揚帆的夫人李瓊之托，把去年出版的揚帆口述自傳《斷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長》捐贈給母校圖書館。

　　《斷桅揚帆》是在1989年出版的《揚帆自述》的基礎上，作了較大的補充修改而完成的，由丁兆甲執(zhí)筆，張愛萍題寫書名。此書清晰地展現(xiàn)了揚帆的杰出才干及他由一個文化人成長為革命的情報奇才的歷程，也揭示了他如何莫明其妙地成為“潘揚反革命集團”的要犯，蒙冤達25年的復雜背景。揚帆的傳奇式、悲劇式的人生，為我們提供了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教訓的極富典型意義的生動資料。

　　揚帆原名石蘊華，1912年出生于江蘇常熟的一個漸趨破落的書香門第。他自幼讀書學詩，打下了很好的國學根底。1926年他隨叔父到北平，初中畢業(yè)后當了三年銀行練習生。1932年9月，他以第9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在校期間，他在地下黨員同學楊啟哲、袁成隆等引導下，積極參加當時的學生運動，擔任北大學生會執(zhí)委和糾察隊長，在游行示威中和軍警搏斗。與此同時，他還熱烈地投入了文化界的活動，學習社會科學理論，參加左翼文化團體，在“北平左翼作家聯(lián)盟”領導下組織“文學研究會”，加入著名戲劇家、北大教授余上沅領導的“北平小劇院”，擔任總務主任，組織演劇活動，既當導演，又當演員。他在校內(nèi)外先后參加了15個組織，成為許多組織的領導成員。在北京大學和北平文化界，到處都活躍著他的身影。在這個社會舞臺上，他不斷地學習著、實踐著。多方面的頻繁活動，既給了他充分顯示自己的組織才干、領導能力的大好機會，也使他得到了進一步鍛煉提高的優(yōu)越條件。

　　1935年夏，因中共河北省委遭到破壞，石蘊華同學中的幾個地下黨員被捕，他也不得不離開北大。正在他為去處發(fā)愁時，余上沅教授約他同去南京創(chuàng)辦戲劇學校。這個學校是國民黨為同左翼勢力爭奪陣地而開辦的，籌委會主任就是CC大將張道藩。余上沅經(jīng)時任北大文學院長的胡適推薦，由教育部長王世杰特聘為戲劇學校校長。石蘊華在北大聽過余上沅的戲劇創(chuàng)作，在“北平小劇院”中又接觸甚多，他的才干深為余上沅所欣賞，所以余上沅在接受校長之任后，馬上便邀他去南京辦校。他的一些地下黨員好友也都贊成他去南京，可以在培養(yǎng)戲劇人才的同時，開拓進步群眾運動的基地。

　　1935年8月，石蘊華隨余上沅到了南京，被聘為籌委會秘書兼總務主任，實際上承擔了籌辦學校的全部具體工作，從尋覓校址、購置設備到聘請教師、組織招生，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建校任務，第一期在10月18日正式開學。石蘊華的辦事能力，得到了同時兼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和訓導委員會主任的張道藩的賞識，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秘書兼訓導委員會秘書。利用這個要職，他掩護校內(nèi)進步師生，積極參與南京的進步戲劇活動。他同校內(nèi)導師馬彥祥、曹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并且結(jié)識了擔任特約講師的田漢、陽翰笙。曹禺后來認為：他到劇校后，“最難使他忘懷，也是對他的人生道路產(chǎn)生過影響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蘊華了�！保ㄒ娪凇恫茇畟鳌罚�

　　石蘊華當初是以請假為名，暫時休學離開北大的，考試時仍回北大參加，所以依然保持著北大學籍。1936年上半年是他北大學業(yè)的最后一個學期，一些地下黨同學希望他回北大，利用他過去在學生中的影響，共同推進“一二九”運動后遭到高壓而趨于低潮的學生運動，加上其他一些使他回北大的因素，他便在1936年春向余上沅請假，從南京回到北大。

　　石蘊華回北大后，立即參加了重建學生會的工作，被選為學生會常委，擔任北大四年級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區(qū)隊長，同時還參加了“左聯(lián)”、“新興語文聯(lián)盟”等進步組織的領導工作。他主持過學生集會，參加領導過游行示威。在6月13日學聯(lián)召開的大會上，他指揮糾察隊制止國民黨特務的搗亂，打傷了兩個特務學生，因此被法院傳訊。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又把學生會執(zhí)委名單送交日本領事館，指證他們是反日共黨分子，企圖假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于他們。面臨這種情勢，石蘊華不得不再離開北大。好在全部學業(yè)已經(jīng)完成，可以正式畢業(yè)了。

　　經(jīng)過北大四年的學生生涯，石蘊華完成了他作為革命愛國青年的羽化過程。他雖然因為錯過了多次機會而未能參加共產(chǎn)黨的組織，但他那抗日救國的熱烈情懷和過人的才干、非凡的氣質(zhì)以及奮不顧身的獻身精神，足以使他成為名符其實的學生領袖，在學生運動和社會活動中發(fā)揮了一般共產(chǎn)黨員所難以企及的作用，因而受到地下共產(chǎn)黨組織的倚重。

　　1936年7月，石蘊華回到南京戲劇學校擔任原來的職務，他繼續(xù)在師生中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掩護進步師生的愛國活動。他與經(jīng)濟學家孫曉村、千家駒等共同發(fā)起組織南京各界救國會，擔任救國會的訓練部長和文化界救國會的組織部長，為推動南京的抗日救亡活動作出了貢獻。1936年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國會“七君子”，南京的救國會也遭到追查鎮(zhèn)壓。石蘊華的活動，早已受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注意，也引起了張道藩的懷疑。他們追查石蘊華在北大的活動情況，再也無法容忍他在南京繼續(xù)活動。張道藩責令他自動辭職，“另謀高就”。他在馬彥祥家里住了七天，然后前往上海。這時已是1937年3月了。

　　到上海后，石蘊華改名殷揚，住在好友楊啟哲家，擔任文化界救國會組織部文藝組組長，負責聯(lián)系文藝界的團體和個人會員。8月6月，他經(jīng)楊啟哲、汪光煥介紹，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黨員（因經(jīng)過長期考驗，無候補期）。“八一三”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上海戲劇界成立救亡協(xié)會，開展抗日戲劇活動，殷揚擔任協(xié)會組織部長。接著，根據(jù)江蘇省委指示，在文委書記孫冶方領導下成立戲劇電影委員會，由殷揚、于伶、姜椿芳三人負責，殷揚除負總責外，還分工領導群眾戲劇運動和“小劇場”活動，擔任“影評人協(xié)會”主席，并指導“電影從業(yè)員協(xié)會”的工作。為了廣泛開展內(nèi)地的抗日救亡活動，殷揚和于伶等通過劇協(xié)組織了13個救亡演劇隊，派出其中的11個隊開赴前線和大后方。國民黨軍隊撤出上海后，抗日救亡活動轉(zhuǎn)入租界。劇協(xié)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在一些學校和群眾團體中組織了一百多個業(yè)余話劇團體。殷揚利用他在“北平小劇院”當總務主任和導演的經(jīng)驗，組織業(yè)余劇團每星期日輪流演出救亡戲劇，這種戲劇活動形式曾受到周恩來的贊賞。

　　1938年1月，殷揚受聘擔任《譯報》編輯和特派記者，負責編輯國際版和《譯報周刊》的“戲劇與電影”欄目。同時還在地下黨舉辦的“社會科學講習所”和“現(xiàn)代知識講座”講授《中國戲劇史》；
和梅益、林淡秋合作翻譯英國女作家烏特雷夫人寫的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專著《日本的泥足》；
此外還寫了一些小小說和諷刺小說。1938年12月起，殷揚作為編委之一參加了地下黨文委組織的由梅益任主編的大型報告文學集《上海一日》。

　　抗戰(zhàn)初期和“孤島”時期在上海蓬勃開展的文化活動，是值得在近代文化史上大書特書的輝煌璀燦的一章，這里面包含著殷揚的出色的組織工作和辛勤勞動。

　　在上海的兩年革命活動中，殷揚除在文化戰(zhàn)線承擔了繁重的任務外，還在劉少文的領導下兼做一些情報工作，如調(diào)查日特和汪偽特務機關的活動；
還奉命和國民黨地下情報機關建立聯(lián)系，定期交換日特和汪偽的情報。這是他從文化戰(zhàn)線跨入情報公安戰(zhàn)線的一個重要的前因。

　　1939年，地下黨領導的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和杜月笙為首的上海地方協(xié)會聯(lián)合組織“慰勞三戰(zhàn)區(qū)將士演出團”，團長是吳大琨（代表地方協(xié)會），殷揚擔任副團長（代表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團員30多人，都是20歲左右的進步青年，基本上都是準備去參加新四軍的，因為此前新四軍軍部曾要求上海地下黨支援一批知識青年去加強文化工作。慰問團春節(jié)期間從上海出發(fā)，先坐船到溫州，經(jīng)過浙江省的戰(zhàn)時省會金華和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部所在地上饒。慰問團在演出慰問前線將士的同時，還要不斷突破第三戰(zhàn)區(qū)的監(jiān)視、攔截、扣押，最后終于經(jīng)新四軍派人接應到達安徽涇縣云嶺鎮(zhèn)新四軍軍部。揚帆本來準備把這批青年送到新四軍后便回上海，但新四軍政委項英希望他留下來，并說江蘇省委已經(jīng)同意他留在新四軍工作。從此，殷揚開始成為一名新四軍戰(zhàn)士，改名揚帆。

　　揚帆到新四軍后，起初被分配到文化隊擔任指導員兼支部書記。1938年9月文化隊結(jié)束后，他被調(diào)至軍部任秘書、軍法處調(diào)查科長，在軍部秘書長兼情報處長李一氓領導下，負責收集各種情報，以確保軍部安全。從此，他經(jīng)常以新四軍軍部中校秘書的身份，進出于國民黨軍旅之中，同國民黨部隊中和地方上的秘密黨員聯(lián)系，收集情報，傳達指示。在敵偽占領區(qū)，揚帆也建立了情報聯(lián)絡點，及時掌握敵偽動態(tài)。當時新四軍軍部和教導總隊、后方醫(yī)院、兵站等直屬單位分散在涇縣大小十多個村子里，而當?shù)氐膮^(qū)鄉(xiāng)政府卻被國民黨控制，到處都有國民黨、三青團和特務組織。他們同周圍的國民黨駐軍相勾結(jié)，時常發(fā)起挑釁，進行破壞。為了在敵特的包圍穿插之中做好保衛(wèi)工作，揚帆發(fā)動群眾，組織“青年抗日聯(lián)合會”、“兒童團”，依靠積極分子提供信息、收集情報，及時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為保衛(wèi)軍部和直屬機關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文化戰(zhàn)線轉(zhuǎn)到保衛(wèi)戰(zhàn)線，是一個跨度很大的轉(zhuǎn)變，這個轉(zhuǎn)變是不容易的。但揚帆依仗上海時期的情報工作經(jīng)驗和善于應對復雜局面的組織才能，很快便能適應新的工作崗位，應付裕如，把錯綜復雜的情報工作與保衛(wèi)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成績斐然。這個難得的轉(zhuǎn)變表明，揚帆確實是一個難得的天縱奇才。

　　1941年初，在蔣介石三令五申催迫之下，新四軍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撤離皖南。揚帆承擔著組織軍部警衛(wèi)的任務，于1月4日離開云嶺鎮(zhèn)。在行動之前，揚帆曾得到國民黨軍隊內(nèi)部的地下黨員的情報，知道了敵人的部署計劃，但由于領導決策的失誤，新四軍還是落入了七倍于己的敵軍的包圍圈，被困在茂林石井坑，激戰(zhàn)四天，彈盡糧絕，最后只好分散突圍。揚帆和胡立教一起，多次擺脫敵人的捕殺，翻山越嶺，晝伏夜行，在群眾的救助掩護下，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在2月15日到達蘇北東臺，見到了陳毅、粟裕，成為“皖南事變”中突圍到蘇北的第一批干部。接著，他們又到鹽城新四軍的新軍部，向劉少奇詳細匯報了“皖南事變”的情況，談了八個小時。

　　到鹽城后不久，揚帆被任命為軍部軍法處副處長兼鹽阜保安處副處長（代理處長），后又任鹽阜區(qū)黨委社會部長兼鹽阜行署保安處長。他致力于組建軍部、行署及下屬縣區(qū)的公安隊伍，曾破獲兩起陰謀暴動案，保衛(wèi)了軍部和根據(jù)地的安全。他還負責復審幾起“肅托”冤案，使一些被誣為托派的同志得以解脫平反。他爭取了地方武裝“左司令”，為開辟新根據(jù)地創(chuàng)造條件。經(jīng)過揚帆和公安系統(tǒng)的努力工作，鹽阜地區(qū)的治安情況大有好轉(zhuǎn)，社會秩序漸趨穩(wěn)定。

　　1942年初秋，揚帆被調(diào)至新成立的華中局文化委員會任委員兼秘書。因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原在上海的許多文化人轉(zhuǎn)移到了蘇北根據(jù)地，文委就是接待安排文化人的工作機構。揚帆被陳毅認為是從事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所以讓他來負責文委的實際工作。揚帆在軍部駐地附近建立“文化新村”，作為部分文化人的居所和開展文化活動的據(jù)點，同時也成為對當?shù)厣蠈尤耸块_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基地。根據(jù)陳毅的建議，揚帆籌組“湖海藝文社”，社址就設在文化新村。為了便于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揚帆還被安排為鹽阜參議會的駐會委員。

　　12月，新四軍為應付敵人的掃蕩轉(zhuǎn)移到淮南，饒漱石讓揚帆留在鹽阜區(qū)，隨三師師部行動，陳毅也囑咐揚帆協(xié)同三師黃克誠師長妥善安排文化人。揚帆以三師秘書長的名義，為一些文化人安排了安全居所后，便隨三師指揮所參加反掃蕩斗爭。經(jīng)過63天的戰(zhàn)斗，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不僅收復了失地，還進一步擴大了根據(jù)地。

　　1943年12月，揚帆第一次遭到蒙冤的厄運。延安整風時，有一位曾在南京戲劇學校學習的文化人交代歷史時談到，他在戲校曾由石蘊華介紹參加地下“救國會”組織。負責審干的康生斷定南京救國會與國民黨CC派有聯(lián)系，揚帆就是CC分子，便通知新四軍逮捕審查。12月2日，揚帆奉命從三師駐地到達盱眙縣新四軍軍部便立即被捕，關在黃花塘一個農(nóng)家小屋里，戴上腳鐐手銬。華中局成立了由饒漱石、劉長勝、潘漢年組成的審查小組，多次逼他“坦白”。揚帆堅持四條原則：一不亂供，二不逃跑，三不自殺，四嚴守監(jiān)規(guī)。在被監(jiān)禁了10個月之后，終因延安搶救運動得到糾正，他的磨難才宣告結(jié)束。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形勢和中國抗戰(zhàn)局面出現(xiàn)重大轉(zhuǎn)折，華中局決定成立敵區(qū)工作部，任命揚帆為部長。揚帆憑藉他過去掌握的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和敵占區(qū)的敵情關系，積極搜集情報，開展活動。期間曾兩次奉派前往南京。第一次是因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人前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希望與新四軍進行秘密接觸。華中局請示中央后，中央同意秘密接觸，以摸清日方意圖，但不談判具體問題。1945年6月，岡村寧次派了三個日本人前來談判，揚帆作為我方三代表之一參加談判。日方提出建立“局部和平”，為我方拒絕。他們希望新四軍派出負責官員到南京和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華中局和軍部決定由揚帆前往南京，全權代表新四軍同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部談判。揚帆到南京后，日方由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出面談判，提出他們愿意讓出8個縣城，換取“局部和平”，并希望新四軍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美軍和蔣介石軍隊。這種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被揚帆拒絕。第二天，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設宴招待揚帆，表示具體問題可以先不談，希望今后保持聯(lián)系。談判回來后，揚帆向華中局和軍部作了匯報。第二次是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揚帆奉派再次到南京，談判日軍受降事宜。他通過首次被派到新四軍的日方代表，要日軍按照朱德總司令的命令，就近向新四軍繳械投降。日方答復：根據(jù)《波茨坦公告》，他們只能向國民政府投降，希望我方諒解。此時揚帆獲悉蔣介石已再三下令我軍“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他知道談判受降已不可能，便在收集有關情報并對潛伏在南京的情報人員作了工作部署后，回新四軍軍部駐地復命。

　　日本投降后，華中敵后廣大地區(qū)除少數(shù)幾個城市外都陸續(xù)解放，連成有著三千萬人口的大片解放區(qū)。中央決定建立由鄧子恢、譚震林任正副書記的華中分局，揚帆被任命為華中分局聯(lián)絡部長。面對抗戰(zhàn)勝利后的新形勢，揚帆有條不紊地部署情報工作：建立起幾條通往國統(tǒng)區(qū)的地下交通線；
加強了與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情報工作聯(lián)系；
整頓、發(fā)展了一批直接掌握的工作關系；
組織了六個工作委員會，分別對蔣占區(qū)的中統(tǒng)、軍統(tǒng)、青紅幫、軍隊、政府、黨團六個方面進行工作；
甚至把情報工作的觸角伸展到湘鄂贛地區(qū)。揚帆高度緊張地投入工作，有時連續(xù)三四天不能合眼，成績十分顯著。他們獲取的大量情報，有的上報中央和中央局，有的分送有關部門參考，都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如有一位被派到南京的情報干部打入國民黨的一個印刷所，獲得了國民黨的整軍方案，后又從國防部獲得“各戰(zhàn)區(qū)戰(zhàn)斗序列”和準備內(nèi)戰(zhàn)的部署。這些極有價值的情報，使我黨在重慶談判和應付蔣軍發(fā)動內(nèi)戰(zhàn)時得以掌握主動，受到周恩來的表揚和黨中央的嘉獎。

　　1946年5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xié)定”，發(fā)動內(nèi)戰(zhàn)。為了配合自衛(wèi)戰(zhàn)爭，揚帆根據(jù)中央指示，率領他的情報隊伍，積極開辟第二條戰(zhàn)線。8月間，他們爭取“交通警察總隊”一大隊長王一藩率部四百多人在山東起義，投向膠東解放區(qū)。1946年冬，我軍主動撤出兩淮地區(qū)后，揚帆隨軍到山東，改任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在繼續(xù)開展華中和上海南京的情報工作的同時，還在山東沿海港口開辟新的交通線，恢復與南方一些蔣占城市的聯(lián)系。1947年9月，他受命兼任“華東區(qū)處理俘虜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組織俘虜學習，經(jīng)常給他們上課，并向他們收集情報，供分析敵情參考。這些俘虜經(jīng)過審查教育，于1947年冬分批釋放，有些回去策動舊屬起義，有的重拉隊伍配合解放軍作戰(zhàn)，有的協(xié)助我軍破獲敵特組織，捕獲武裝匪特，對于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9年元旦，黨中央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了準備南下接管上海和蘇南的警察局，并組建人民公安機關，揚帆于2月下旬率領六十余名干部到淮陰，建立面向上海、南京、鎮(zhèn)江等地的工作站，派出策動國民黨部隊起義投誠的情報干部。如為策應解放大軍渡江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的江陰要塞起義，和在此之前的濟南前線吳化文起義，就是華東社會部科長王征明具體組織的。揚帆還組織一百多人（包括從上海撤出來的地下工作者），集中整理幾年來積累的情報資料。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將國民黨在上海的黨政軍警憲特、官僚企業(yè)及全市的工商文教衛(wèi)等等各個系統(tǒng)各部門的歷史沿革、現(xiàn)況、領導人員名單地址、電話號碼，甚至各保保長名單等等，整理匯編出36冊詳細資料，分發(fā)給軍以上單位和有關接管干部。陳毅對此大加贊賞，表揚他們“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大功”。

　　1949年南京解放后，華東局社會部進駐江蘇丹陽。華東局決定由梁國斌、李士英、揚帆三人組成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揚帆分工負責進城后的肅反工作。5月26日進入上海后，由于地下黨的出色工作，上海警察系已有20個地下黨支部，有黨員470名，所以接管工作比較順利，但市內(nèi)治安卻相當混亂。上海市委組建軍警聯(lián)合辦事處，幾天之內(nèi)就收容散兵游勇和外地流入人員共兩萬多人；
查封了證券大樓，遏止了投機倒把，控制了局勢。不過，這還只是顯露在明處的斗爭，而要肅清潛伏在暗處的敵特勢力，就比公開的斗爭更為復雜、更為艱難，這個任務落在揚帆的肩上。經(jīng)過市委批準，揚帆充分利用已經(jīng)起義投誠的特務，通過他們?nèi)�偵取潛伏敵特的蹤跡，策動敵特分子自首立功。由于采取了正確的方針，在短短的時間內(nèi)，破獲了國民黨保密局設在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地的二十多個電臺和潛伏組織。各個特務系統(tǒng)都有一些站長、處長、主任和重要骨干秘密自首，有的還提供潛伏特務和武裝匪特的情報。在揚帆領導下，上海的肅反成績卓著。如根據(jù)一個投誠人員的情報，破獲潛伏特務和武裝特務共三十余起，繳獲一些電臺、密碼、槍支、彈藥。1949年10月25日破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總站的派遣特務組織，捕獲外籍間諜、報務員和中籍情報員、交通員，進而在蘇聯(lián)駐滬商務代表團和領事館追捕了一批蘇籍中籍情報員。11月，擒獲從臺灣潛入上海準備暗殺陳毅、揚帆和羅瑞卿的殺手劉全德。1950年1月，捕獲向臺灣提供轟炸目標的保密局上海獨立臺臺長羅炳乾。在此期間，還破獲了許多起準備爆破暗殺、投毒的案件，保衛(wèi)了上海人民和黨政機關、民主人士的安全。

　　1951年4月，揚帆擔任上海市鎮(zhèn)反統(tǒng)一行動指揮部總指揮，組織三千余名軍警干部、工人、學生，在4月下旬統(tǒng)一行動，逮捕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頭目等共八千余人，漏網(wǎng)反革命分子六百余人，又一次破獲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總站的間諜案，逮捕間諜雷德蒙等28人。

　　在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崗位上，揚帆充分發(fā)揮了他的智慧和才干，為保衛(wèi)新生的上海作出巨大的貢獻。根據(jù)他的杰出才能、獻身精神及在情報公安戰(zhàn)線上的功績，他完全可以也應該擔負更大的責任，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貢獻。但是，事實卻不公正地朝相反的方向發(fā)展。1951年12月，揚帆突然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調(diào)任一個虛職——華東公安部副部長，遺缺由許建國接任。1952年6月，根據(jù)許建國的要求，揚帆回上海擔任公安局副局長。這種超乎常規(guī)的調(diào)動，不能不使揚帆感到“中央公安部可能對我有點看法，有些信不過我。”精神上的挫折使他因連年緊張工作而造成的許多疾病都爆發(fā)出來了，特別是視力嚴重衰退，經(jīng)診斷是腦垂體瘤，需要做手術。經(jīng)市委報請中央批準，揚帆被送往蘇聯(lián)治療，于1953年2月作了手術。

　　出國治病，給揚帆帶來意想不到的奇災大禍。如果說，他在工作中遭受打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話，那么，后來蒙受25年的冤獄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錯綜結(jié)合的結(jié)果。莫斯科的遭遇，成為這些偶然因素轉(zhuǎn)化為必然的轉(zhuǎn)機。

　　揚帆本來是一個文化人，因革命工作需要改行到情報公安戰(zhàn)線，由于他的杰出才能和顯著業(yè)績而受到提拔重用，登上了上海市公安局長的重要崗位。但他畢竟是一個知識分子。當時“全國各大區(qū)和省市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是當過紅軍的干部，有的還是早年中央特科或延安中央社會部的老同志”，唯獨揚帆是抗戰(zhàn)開始時入黨的知識分子。由于長期以來蔑視知識分子的深厚傳統(tǒng)，他遭受挫折打擊是很難避免的。1942年他擔任鹽阜保安處長時，受到參加過長征的副處長的排擠，最后調(diào)離保安處的，不是那位剛來不久工作還不熟悉的副處長，而是工作已有一年成績卓著的處長揚帆。這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典型事例。加上他為人耿直，清高自守，恃才傲物，不易見容于人。雖然他有才可恃，有功可傲，卻也不能不令人側(cè)目而視。在1951年的華東公安會議上，與會者對他的議論很多，什么上海市公安局對華東公安部不尊重啦，敵我不分，和特務坐一條板凳啦，奉行神秘主義、孤立主義啦，看不起外地外省啦，等等，矛頭都是指向揚帆的。有的甚至指名道姓地說：“揚帆目空一切，除陳毅饒漱石，誰也看不起，鬧獨立性，搞宗派”。這些指責恐怕也不完全是事出無因。揚帆1943年在新四軍三師充當秘書長時，師長黃克誠曾對他說：“你這種人，在古代叫名士，在舊社會叫狂人，就個人主義講高超可愛，在黨內(nèi)來說，黨性不強，皇帝老爺要殺掉你，蔣介石也要殺掉你，曹操之類的領袖要殺楊修，只有在毛澤東的黨里你不要緊，如不改正，虧總是要吃的�！秉S克誠對揚帆的觀察和品評，真可謂入木三分。但他最后一句話沒有說準。揚帆雖然注意改正自己的缺點，但“在毛澤東的黨里”還是不免于吃大虧。這就是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
堆出于岸，水必湍之；
行高于眾，人必非之�！币該P帆的為人，即使1952年不受挫折，1955年不被逮捕，恐怕到1957年、1959年也難逃被劃為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劫運。這是他必然遭受打擊的第一個原因。

　　必然性的第二個因素是他在肅反工作中充分利用投誠的敵情人員，“以特反特”。這是上海解放初期肅清潛伏敵特勢力、保衛(wèi)上海安全的最佳的政策選擇。由于歷史上的工作聯(lián)系，這些投誠人員最熟悉潛伏特務的行動規(guī)律和特點，通過他們最便于追尋特務的蹤跡，因而他們最有可能為新政權肅清反革命提供最有效的幫助。事實也確實如此。上海當年的肅反工作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同揚帆采取的充分利用投誠敵特的方針、并善于推行這一方針是分不開的。如果只依靠公安人員偵察緝查，就很難迅速地破獲這么多暗藏的敵特組織，因而也很難最大限度地保衛(wèi)上海人民和黨政軍機關的安全。但為什么這種最有利于工作的政策選擇，反而會成為揚帆不被信任的根據(jù)，后來甚至發(fā)展為“罪狀”呢？早在1951年初，公安部長羅瑞卿去廣州路經(jīng)上海時，就談起主持廣州公安工作的兩位公安局副局長陳泊、陳坤“包庇一批敵人到公安內(nèi)部加以重用”，準備把他們“一鍋端”。羅瑞卿在談到陳泊、陳坤的情況時，曾當面警告揚帆：“揚帆，還有你吶，你好好說說�！睋P帆向羅瑞卿詳細解釋當時經(jīng)過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批準利用敵特的情況，接著又在公安系統(tǒng)作了人事調(diào)整，以改變所謂“敵情又多又濫”的狀況。對此，羅瑞卿曾表示：“上海糾正錯誤的態(tài)度是好的，上海的問題解決了�！钡�他仍然抹不掉揚帆犯錯誤的印象，這就必然導致對揚帆的不信任，以致用許建國來取代他。

　　在這個問題上，指導思想上有一個非常錯誤的公式：利用敵特=敵我不分=與反革命勾結(jié)=反革命分子。這種思維邏輯當然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的基本原則的，它同“三反”時的“山高林密，必有老虎”，反右時的“對支部書記提意見=反對支部書記=反黨”，一搞政治運動就肯定有百分之五的壞人等等指導思想一樣，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產(chǎn)物。正是由于這樣的指導思想，加上缺乏法制而全憑人治的政治制度，揚帆、陳泊才會因采取了最符合人民利益的肅反政策而遭到打擊以至被誣為反革命分子。

　　1953年5月，揚帆從蘇聯(lián)回到上海，江蘇省公安廳長黃赤波被調(diào)到上海任公安局常務副局長。10月，揚帆被排除在公安局黨組之外，12月，被免去公安局副局長和市委政法委委員的職務。揚帆周圍的政治氣氛隨之緊張起來，連很熟悉的同志也不來往了，門可羅雀。1954年7月開始，揚帆不斷在各種會議上受到批判，從包庇重用叛徒特務，引申為“國民黨在共產(chǎn)黨內(nèi)的代理人”。12月31日，他被押送到北京“進行政治審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

　　在被捕后的審訊中，揚帆一再被問到他在南京戲劇學校的歷史、包庇重用壞人及同饒漱石、潘漢年的關系。這些本來就十分清楚的問題，卻審訊了十年之久，這是很值得玩味的。1965年8月，在秦城監(jiān)獄小禮堂，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處揚帆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有三：一是內(nèi)奸反革命；
二是為臺灣送情報導致“二六”轟炸；
三是包庇重用大批叛徒特務。文化大革命開始后，1967年3月，陳伯達通知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4月，江青成立專案組，親自主管，名義上是饒漱石專案組，實際上重點目標是揚帆。從此，揚帆淪入了更為悲慘的境地。原來秦城監(jiān)管人員屬于公安系統(tǒng)，比較講政策，現(xiàn)在卻換成了軍人。他們對揚帆肆意戲弄凌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揚帆百病纏身，虛弱不堪，還瞎了一只眼睛。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監(jiān)管條件才略有改善。1975年七八月間，揚帆被釋放出獄，安置在湖北沙洋勞改農(nóng)場勞動，每月生活費80元。由于長期的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揚帆的精神變得很不正常，幻聽幻覺十分嚴重。他自認為有一架科學儀器，天天和周總理說話。1978年10月，他的夫人李瓊攜兒子前往農(nóng)場看望他，他認為是有人耍花招欺騙他，把妻兒趕走。第二天對指導員說：“昨夜來的不是我老婆兒子，是江青派來整我的特務，你們不要上當�！�

　　1979年1月7日，在李瓊的努力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揚帆被送回上海，住入上海精神病院，后又轉(zhuǎn)到華山醫(yī)院、華東醫(yī)院。經(jīng)過三個醫(yī)院的認真治療，兩次搶救，加上妻子兒女的精心護理，揚帆終于逐漸恢復健康。1980年4月，公安部派人送來復查結(jié)論，否定了內(nèi)奸反革命的帽子，但仍保留了工作中“確有嚴重錯誤”的尾巴。1983年8月22日才作出徹底平反的結(jié)論，承認揚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作出了顯著成績”，“1955年對揚帆隔離逮捕判刑都是錯誤的。揚帆蒙冤二十多年，應予平反，恢復名譽與清除影響�！鄙虾９�安系統(tǒng)很多因受揚帆冤案的株連而遭到清洗逮捕、長期受迫害的同志（達七百多人），也都陸續(xù)得到平反。遺憾的是有些同志已經(jīng)被迫害致死，只能重現(xiàn)清白于身后了。揚帆平反后，恢復了八級工資，當了一屆市政協(xié)委員，與家人歡度晚年，于1999年2月20日逝世。他最后總算過了近20年的幸福生活，這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我前面曾指出，揚帆的冤案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指導思想和沒有法治的政治制度的產(chǎn)物，但構成整個奇冤過程的則是一定的必然性和若干偶然因素集中交疊的結(jié)果。揚帆遭受排擠打擊的必然性已如前述，而構成冤案達25年的奇特遭遇則是特定的偶然因素使然，它表現(xiàn)在：

　　一、揚帆30年代后期在上海時與藍蘋的丈夫唐納同為“影評人協(xié)會”的領導成員，交往較多，因而對藍蘋的情況比較了解。如果他對藍蘋毫無了解，后來的很多意外也就不會發(fā)生了。

　　二、1939年5月，揚帆有一次路遇項英，項英因從國民黨報上看到藍蘋和毛澤東結(jié)婚的消息，便向揚帆打聽藍蘋是什么樣的人。揚帆盡其所知作了匯報，介紹藍蘋在濟南和上海的活動和1934年被捕的情況，并說：此人學識淺薄，愛出風頭，夸夸其談，喜怒無常。1936年4月和唐納結(jié)婚后，唐納對她百般體貼，但她不稱心時便吵鬧打人，有時拽住唐納的頭發(fā)往墻上撞。還常�？诔鑫垩�，簡直是個潑婦。后來又因和王瑩爭當《賽金花》的主角而大哭大鬧。9月間和已有妻兒的章泯同居，迫使章泯離婚。由于藍蘋的這一系列表現(xiàn)，社會上對她很不同情。她在上�；觳幌氯チ�，才于1937年春離開上海到西安，再托關系進入延安。項英讓揚帆把這些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并注明“是由曾在上海地下黨做戲劇界工作的殷揚所提供的。”項英據(jù)此給延安發(fā)了電報，表明“此人不宜與主席結(jié)婚”。這個電報當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早在半年之前的1938年11月，毛澤東便已經(jīng)與改名為江青的藍蘋結(jié)婚了。這是第二個偶然因素，假如揚帆當時沒有在路上碰到項英，假如項英發(fā)往延安的電報沒有注明這些材料是由揚帆提供的，也許，揚帆的冤案便無奇可言了�？上�，事情偏偏都已經(jīng)這樣發(fā)生了。江青得知此事后對項英、揚帆懷恨在心是可以想見的。

　　三、1953年3月，揚帆在莫斯科作了腦垂體瘤的手術后，有一天蔡暢拉他去看望江青，向江青介紹：這是你在上海時認識的揚帆同志。事隔16年，江青已經(jīng)不認識揚帆了，胸無城府的揚帆竟說明自己在上海時的名字叫殷揚。這對江青來說，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假如揚帆堅持不跟蔡暢去看望江青，假如他能多一個心眼，不暴露自己就是殷揚，他的冤案就不至于發(fā)展到那么悲慘的程度。

　　這次見面之后，揚帆的遭遇便帶有必然的趨勢了，心胸狹隘的江青是絕對不會放過報復的機會的。揚帆的命運自從回到上海后便急轉(zhuǎn)直下。從上海的批判到北京的政治審查、逮捕判刑，以至文革時期再遭提審虐待，都有著江青的魔爪的陰影。這不僅因為揚帆為項英提供了不贊成她同毛澤東結(jié)婚的材料，而且因為揚帆了解她在上海的種種不光彩的行徑及被捕的表現(xiàn)，對她的政治生命構成極大的威脅。從以下的事實中，可以窺見江青插手揚帆冤案的蛛絲馬跡：

　　一、1953年12月21日，就在羅瑞卿陪同毛澤東到上海的五天之前，揚帆被免去市公安局長和政法委委員的職務。據(jù)1978年8月22日《解放日報》刊載黃赤波的文章《追憶羅部長對上海公安工作的關懷》稱，羅瑞卿當年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指揮市局“對混入黨內(nèi)和公安機關的反革命分子揚帆”進行斗爭。在毛澤東到達上海之前五天撤去揚帆職務，分明是羅瑞卿取悅于毛澤東的舉措。因為毛澤東已認定揚帆是反革命分子了，這恐怕同江青的挑唆不無關系。

　　二、據(jù)凌云在《懷念徐子榮同志》一文中透露，江青曾經(jīng)多次找徐子榮談話，“說30年代過來的文化人中隱藏有叛徒特務，要公安部查究�！痹谒�得知揚帆就是殷揚之后，揚帆首當其沖地被指為反革命分子便不難理解了。

　　三、揚帆被押到北京后，羅瑞卿、徐子榮都曾找他談話，談的重點都是向他詢問當年向項英反映江青情況的來龍去脈。這說明他們都知道江青為此懷恨揚帆，但對詳細情況并不了解，所以要進一步摸清底細，以便在辦這個案子時掌握主動，善以自處。

　　四、陳伯達在1981年交代，他在1967年寫的讓謝富治“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的條子，“是開會時受命寫的”，受誰之命想不起來了。但從條子上把揚帆的名字列在饒漱石、潘漢年之前，說明向陳伯達下命令的人對揚帆特別重視，此人非江青莫屬。

　　五、1985年11月，揚帆在杭州養(yǎng)病，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告訴他：北京有關部門的一位負責人曾親口對他說：“揚帆這個冤案，百分之百是江青的原因�！�

　　由此可見，揚帆冤案的形成固然有它的必然因素，但被定為內(nèi)奸反革命，蒙冤達25年之久，卻完全是江青挾嫌報復的結(jié)果。預審10年，羅列了三條罪狀，一點證據(jù)都沒有，最后卻以法律的名義宣判揚帆是內(nèi)奸反革命分子。法律成了江青之流打擊報復的御用工具，還有什么尊嚴可言！這是一個多么沉痛的教訓��！

　　揚帆終究是揚帆，在受盡折磨、桅桿被折斷的晚年，他還是勉為其難地揚帆起航，留下了《斷桅揚帆》這部口述自傳，為后人總結(jié)建國以來的政治、理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提供一份絕好的典型材料。這是這位蒙冤的奇才對社會作出的最后的貢獻。

　　注：《斷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長》由群眾出版社于2001年9月出版，除揚帆口述自傳外，還附錄了揚帆的部分作品，包括202首詩詞，還有幾篇有關的回憶文章，全書約41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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