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午：關(guān)于宗教、信仰、思想的感悟

　　信仰是一種神秘的深刻的東西，不能以一時一事的現(xiàn)實為基礎(chǔ)，也不論暫時的成功與失敗。信仰使人崇高，信仰使人堅定。戰(zhàn)爭年代的革命者從容赴死，前仆后繼，“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種力量就來源于信仰，他堅信馬克思主義，自己死了會換來后代人的幸福，他相信會去馬克思那里報到。毛澤東那時候就敢說，我們就是搞專政，我們就是搞獨裁，我們獨裁得還不夠，搞法治不如搞人治好。他這種底氣與自信也來源于信仰，他信奉《共產(chǎn)黨宣言》，相信搞獨裁和專政是對的。那時許多人受了委屈會想：只要這個社會在向前進步，自己打成右派就右派吧。那也是一種信仰的支撐�，F(xiàn)在的領(lǐng)導人不再以“專政獨裁”自居了，而是大力提倡民主和法制了�，F(xiàn)在的貪官污吏們也不再說“死了去見馬克思”，他不信仰馬克思了，成了最現(xiàn)實的功利主義者，只信錢和權(quán)了。

　　我認為人就應該有信仰。有權(quán)者信仰馬克思主義，可以為大眾謀福利；
如果當官的不信馬克思主義了，那就希望他們像普通百姓一樣信一點天命，因為信神也比什么都不信強�！鞍凳姨澬�，神目如電，舉頭三尺有神明”，不僅能使賊人產(chǎn)生畏懼心理，也會讓有錢有權(quán)的人受到約束，能夠讓他們自覺地做個好人，做一些有益于社會的事。否則，不信馬克思了，也不信天命，只信權(quán)和錢，那是很可怕的，失去信仰，人們崇尚的就是強權(quán)和暴力，人會無所顧忌、不擇手段地干壞事。

　　這個世界上戰(zhàn)爭、饑餓從不間斷，但為什么歐洲、美國等國家地區(qū)那么富裕文明？有人說他們有信仰，是敬畏神的。其實中國和西方、和整個人類沒什么區(qū)別，中國歷史上都是信天、祭祖、畏神的，中國人祖祖輩輩都是這樣走過來的。西方人信上帝，上帝是個什么樣子？誰也沒見過，是看不到但可以想得到的；
中國人信天，天在哪？也不知道。這中間需要有一個過渡環(huán)節(jié)，中國就出現(xiàn)了皇帝、天子，西方有一個耶穌，佛教有一個釋迦牟尼，他們成為人們敬拜上天的過渡、偶像。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不都在于一個上帝嗎？不都在證實冥冥之中有一個偉大的力量在控制著整個宇宙，在俯瞰著人類嗎？

　　我是信天，信上帝的，很有可能成為一個佛教徒，或成為一個基督徒。但是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不燒香，不下拜，我跪不下去�！笆�五志于學”，趕上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學業(yè)；
“三十而立”我也沒立起來；
“四十不惑”，我常常在困惑；
如今“五十知天命”，我也不知天命為何。我只是在探索，發(fā)自我的本分去做事做人。“慧生于覺，覺生于自在，生生等于無生”，智慧生于覺悟，覺悟生于自在，自在就是自由，只有大自由才能大自在，大自在產(chǎn)生大覺悟，產(chǎn)生大智慧。佛教說“悟了等于沒悟”。學者以為文，百姓以為神，真正貫通以后發(fā)現(xiàn)，既不是文也不是神，而是你自己。我對諸神拜不下去，不是我不信他們，我認為生即命，命即生，無生哪有命？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求佛不如求自己。上天給人的命運是注定好了的，可是這種命運在于生，而不在于命。具體講，比如刮南風就往北跑，刮北風就往南跑，這就是順從命運，但如果站在原地頂風不動，或逆風前進幾步，當大風過后，回頭看看，上帝更偏愛追求正義、追求人生價值的人。我對諸神拜不下去，不是我不信他們，而是命在于我，生在于我。命運在我的手心里握著，什么時候你把我的命拿走了，我就屬于你。

　　我信天不由命，我奉行的是孔孟之道，我信奉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把現(xiàn)世人生做好，信奉做好人難一定做好人，做好事難一定做好事，做好人好事有好報。上升到理論層面就是“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現(xiàn)代法制思想、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思想”。我信奉“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酌现�道不是宗教，他是一種哲學思想，他沒有解決人從哪里來，將來歸宿在哪里的問題，他規(guī)范的是人的行為，他是偉大的，具有普世價值。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傳教，但伊斯蘭教你征服不了，佛教你征服不了，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信仰，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也許現(xiàn)在許多宗教中，基督教的話語權(quán)最大，這是因為他取得的成績最大，并不是說他比別的宗教偉大。美國的基督徒最多，因為美國開國的祖先都是當初受教會迫害的，他們才倡導信仰自由，他們代表一種先進文化，將來世界上很可能風靡美國文化。但是孔孟之道是可以超越民族區(qū)域的，好人壞人都可以用。孫中山是基督徒，但他奉行的是儒家文化�，F(xiàn)在美國的公民社會，講三權(quán)分立，可以說是先進的社會制度，但儒家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現(xiàn)在也不一定落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我們現(xiàn)在大學里的讀本中提倡的“公關(guān)雙贏”不也是這個概念嗎？我教導大午干部職工在為人處世、對外交往中不能站在大午集團的立場上去看去想，要站在矛盾之上，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儒家文化是我的一種信念所在，而不是信仰所在。信仰是崇高的，需要奉獻。儒家文化不是崇高的，它是道德的。這個社會是由道德支撐的，因為人們生活在道德的基礎(chǔ)上才產(chǎn)生了信仰，沒有道德的社會是不會有信仰的。人不一定活得偉大，但可以活得崇高。釋迦、老子、耶穌他們所做的也都是崇高的行為，一個人若是終生與崇高為伴，那一定是圣人；
若是中途與崇高為伴，那一定是圣徒；
若一時與崇高為伴，那一定是圣心；
若一事與崇高為伴，那就是圣跡。每一個人做到崇高的時候都是圣人，或稱之為神跡。神在哪里？不在書本里，不在釋迦身上，不在耶穌身上，在我們心里，在我們頭頂上�！鞍凳姨澬模�神目如電，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就是信仰。

　　信仰與迷信只有一步之遙。信天由命順風跑，是一種由信仰迷失自己而導致的迷信，人們把燒香跪拜也當成了信仰的象征，其實這才是迷信。在歷史上，歐洲人也經(jīng)歷了太多的苦難，就是因為迷信，比如文藝復興前期，并不是人們不信上帝了，他們非常信，但信的是逆來順受，迷信得一點生機都沒有了，因此他們的政教合一才那么猖獗。掌權(quán)者的解釋權(quán)、話語權(quán)，或叫宗教霸權(quán)，終于導致宗教改革。因為他們把宗教僵化了，官化了。僵化了就是沒有思想了，思想死了，上帝死了；
官化了就是他在替天行道，信基督就信我，這就是政教合一。西方的文藝復興從此開始，倡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種人權(quán)的啟蒙。西方人比中國人聰明，人家沒有把這種思想和政教合一一起倒掉。我們中國的五四運動是把官化的僵化的儒家文化和孔孟之道的原本文化一起倒掉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個轉(zhuǎn)軌期，就像狄更斯《雙城記》里所寫：“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這是一個最糟的年代”。但是我相信這個社會不會偏離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未來趨勢，這個社會必然是信仰型、契約型的社會。信仰之下盛行道德、道義，道德、道義產(chǎn)生契約和法律。政治可以多解，政治的基礎(chǔ)就是道德，所謂道德就是用“道”去“得”，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以達到一個祥和的社會。比如我用正當手段，奉規(guī)守法掙一個億，我不去做什么修路架橋、濟困扶貧的事也是道德的。但是我出于一個能人的良知，就想為社會多盡義務，因此就產(chǎn)生一種信仰，在道德的基礎(chǔ)上講奉獻。這種力量從哪來？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說的那樣：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種人的財產(chǎn)不用共產(chǎn)黨去“共產(chǎn)”，自己就“共產(chǎn)”了。將來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不是工人和農(nóng)民，而是企業(yè)家、大資本家們，他們實現(xiàn)的是自己的信仰，是他的人生價值。要求全社會的人都具有這種信仰是不現(xiàn)實的，但是道德卻是全社會必須追求遵守的。美國的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基礎(chǔ)上的，不是自上而下制定的，不是律師造出來的，是民間社會交往當中約定俗成而形成的。咱們國家的法律是上邊制定頒發(fā)下來的，維護的是統(tǒng)治階級和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我們越搞法律離法律本身越遠，離政治越遠。政治應以道德為基礎(chǔ)，以老百姓約定俗成的道德為基礎(chǔ)，也要提倡有信仰。西方不限制有信仰有他的好處。好與壞也不是政府能管的，是在好與壞的搏弈對立當中，老百姓的自然選擇，社會也會選擇淘汰。凡是政府強調(diào)的，包括政教合一，都是短命的。

　　我以為所有宗教的精神都是相通的，諸神的爭吵是人的爭吵。我的身軀是渺小的，但心胸是開闊的，我把所有的宗教囊括在我之中。在兩千年前，出現(xiàn)了耶穌、釋迦牟尼等一批神，《圣經(jīng)》也只是兩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是短短的一瞬，再過兩千年、兩萬年、二十萬年、二百萬年呢？是不是人類全成了神？人都至善至美了，沒有罪了，人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200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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