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泥：窮人的假“上帝”

　　從智商（IQ）到情商（EQ）

　　過去各種類型的心理學，多數(shù)都談到“智商”，無不把高智商的人稱“天才”。測量智商的方法卻完全是數(shù)量化的，被認為很“客觀”、很“科學”。比如牛頓、歌德、愛迪生、愛因斯坦這些人，據(jù)說智商全在180以上，有的在210以上，具體多少我記不清了，總之智商是正常人的兩倍左右，因而叫“天才”。根據(jù)這些“科學”結(jié)論，社會上就特別重視了人的潛能智力開發(fā)，教育要從胎兒期開始啦，0至6歲學習方案啦，私立的、重點的、貴族的中小學、幼兒園啦，不一而足。但由此造就的一代新人，“有智商而沒有智慧，有前程而沒有志向，有文化而沒有教養(yǎng)，有知識而沒有思想，有意識而沒有定力，有幻想而沒有作為”也就不足為怪了。這樣的新樣板、新典型，與“文革”那一代樣板典型，恰恰構(gòu)成一對極端。且不論心理學家究竟用了什么辦法才測出牛頓等人的智商的（當時還沒有發(fā)明這東西，大概是“事后諸葛亮”），單單驗之于我們的經(jīng)驗常識，就足能發(fā)現(xiàn)它的荒謬了。王安石不是早已寫下《傷仲永》了嗎？不是流行“五六歲的神童，十三四的秀才，二十歲的庸人，三十歲的混蛋”嗎？多少“天才”就是在周遭的環(huán)境中漸漸消遁掉自己的亮色的。即使碩士、博士吧，應(yīng)該說智商很高了，可有多少人僅僅滿足于衣食豐足的安穩(wěn)生活？！況且，干事業(yè)之前總得先有一個目標、志向吧。有了目標，知識才不再像過去那樣一盤散沙，才能真正凝聚起來，朝著那個目標行進；
在這條漫長的路上，也還需得有足夠的勇氣去自強不息、不畏艱險、不怕曲折、滿懷熱情和信心地持之以恒，不然依舊會前功盡棄。單有智商只說明你有獲得較多知識的天賦，可如何獲得這些知識，又怎樣把它們化解，形成某種能力素質(zhì)去達成自己設(shè)定的目標等等，卻和“智商”沒有什么關(guān)系，它們憑借的是后天的、綜合的對素養(yǎng)的砥礪培護，要不然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豈不成了開玩笑的廢話？而太史公倘若不是能夠忍受恥辱、奮發(fā)圖強，縱有通天的學識，又怎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遂其志思呢？所以我一直覺得心理學中過于“科學”的東西，比如IQ之類，是種偽科學。

　　這時候“情商”又應(yīng)運而生，心理學家在智商以外終于發(fā)現(xiàn)了其它因素，不再相信“高智商就是天才”之類的神話了，孩子的茁壯成長也不是養(yǎng)在溫室中就可以成的了。然而流行在我們社會上的“情商”這個概念的內(nèi)涵、外延實在太偏窄了，過分強調(diào)了它實用的一面，過分注重政治、經(jīng)濟界成功的人土，忽視了其他類型的人才。

　　我不妨先舉一個經(jīng)典的EQ實驗——果汁軟糖實驗，來作具體的闡發(fā)說明。

　　EQ實驗的質(zhì)疑與辨析

　　20世紀60年代，心理學家米歇爾對一批4歲兒童做過如下實驗：研究者讓孩子們挨個兒進入一間空屋子，并對每個孩子講，這兒有顆軟糖是給你的，你一定想吃，但現(xiàn)在我要出去辦點小事，要是你等我回來以后吃，我就再給你一顆，否則就不給。研究者離開后孩子們的反應(yīng)不同，有的立即吃下它，有的猶豫一陣吃下了，有的想辦法轉(zhuǎn)移注意力堅持等待。對這些孩子研究者跟蹤觀察后發(fā)現(xiàn)，能堅持等待得到第二顆糖的孩子到高中后更具有冒險性、自信心、獨立性、適應(yīng)性強，只得到一顆的孩子則顯得孤獨、冷僻、易受挫折、逃避挑戰(zhàn)、在壓力下退縮。所以，本實驗的結(jié)論是前者的EQ高，更會成功。

EQ固然有一定的遺傳性，4歲的孩子對環(huán)境的反應(yīng)力還沒有多大呈現(xiàn)，本例EQ多只代表遺傳而來的值，我更相信后天環(huán)境對EQ水平高低的修正作用，因此我很懷疑這個實驗的正確性。

　　第一，本例僅僅測驗EQ的一個方面，即忍耐承受力。能忍的比不能忍的一般來說會更有恒心和定力，但這種人也更可能殘忍，更可能為了自己的“成功”不擇手段，更重視名利和實際，更可能成為劉邦、和珅之類的人物。這些人當然“成功”了，但因他們無辜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萬萬？劉邦尚有點好名聲，和珅之流你說他們可以多多益善嗎？

　　第二，本例先對孩子們誘以利欲，然后看他們的反應(yīng)。今天的科層制和它較為接近，引得許多人一輩子撂進去，當了科長想處長，當了處長想司長、廳長……貝多芬說過：侯爵自古多的是，至于貝多芬，卻僅只一個。如果一位偉大的藝術(shù)家、學者、科學家、發(fā)明家把后半生的才智用在當官上，你能說他“成功”嗎？

　　第三，吃兩顆糖的孩子適應(yīng)性強，但創(chuàng)造心理學、審美心理學卻發(fā)現(xiàn)“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與對社會的適應(yīng)性成反比”。也就是說愈是真正的天才，愈不會“適應(yīng)”這個世故世俗的、大眾水準意義上的社會。創(chuàng)立相對論時的愛因斯坦絕對是不合群的、孤獨的、冷僻的、古怪的、個人主義的、自由自在的。同樣，牛頓、愛迪生之流也是些“閉門造車”式的人物，他們絕不會為了討人緣、合眾人胃口油頭粉面地串門接客拉關(guān)系，將來好被人們捧上去或拉上去當個局長、經(jīng)理什么的。寫《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羅曼羅蘭幾乎從社會中消失了，一個人在他簡易的屋子里寫了十年；
巴爾扎克創(chuàng)作時更是緊閉門窗、長垂窗簾，不知黑夜白天地猛寫。你說他們的“EQ”如何？比較而言他們倒有點更像只吃了一顆糖的孩子呢——不適應(yīng)、孤獨、冷僻、固執(zhí)于自身的事業(yè)不知道人際往來的重要性、實惠性。還有那個貝多芬，要多傲慢有多傲慢，所以永遠是個窮人，連老婆都討不上。這些人算不算“成功”呢？

　　第四，本例“成功”了的人只是一些高中生。高分低能、大器晚成的人很多，所以衡量一個人成功不成功應(yīng)待“蓋棺論定”；
現(xiàn)在高中時就迫不及待地下結(jié)論，就沒有多少“科學性”了。何況，假如吃一顆軟糖的孩子中有一名是貝多芬（這種“神童”當然不會成為米歇爾的“樣品”），我們假定吃兩顆糖的孩子將來全當了官，那我也認為吃一顆的孩子價值更大，對人類文明來說，一萬個普通人的價值也抵不上一個貝多芬�？墒侨绻�用比官大，比錢多，來衡量誰更成功，貝多芬怕就不行，他是自了漢、窮光蛋，比不上一名小科員，甚至比不上中國窮旮旯兒里的普通農(nóng)民，農(nóng)民還兒孫滿堂呢，貝多芬有嗎？莫扎特就更窮了，去世時沒有棺木，沒有親人，至今不知道他的安眠之地，你說他們“成功”嗎？

　　第五，老莊哲學里把天道人事之禍�？闯蔀橄嘁老嘧兿嚯S的關(guān)系，一個人當不了官發(fā)不了財有時候并不是災(zāi)難、壞事，對于人類來講它反而是一種“福”。屈原不知官場上拍馬、離間別人的重要性，所以遭他人離間與排擠，做不成官是壞事，“充軍發(fā)配”是禍事，寫下了九歌、離騷、九章卻是因禍得�！�—人類文化之福。蒲松齡也是中不了舉才寫出《聊齋》的。中國可以少一兩個縣太爺，卻不能少這些人。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對于這諸多關(guān)系，區(qū)區(qū)一個“軟糖實驗”到底有用無用？至少它對真正的“天才”來說似乎并無效用�！疤觳拧钡某刹胚^程特別曲折復(fù)雜，作用因素很多，事后諸葛亮也許能談幾個一二出來，事前用什么IQ、EQ檢測恐怕還不比西方占星術(shù)、中國神算子來得靈。

因而該實驗的適用范圍很小很窄，至多只說明了某個側(cè)面、某幾種人，而代表不了蕓蕓眾生的全部與全體。心理學自身只具有“一般的”科學性，不可以太迷信。IQ、EQ不是真正的“上帝”。我決不相信吃兩顆軟糖的孩子一定比只吃一顆的貢獻大，貢獻大小只能相對于全人類和整個歷史的文明或文化來講，否則就不是公正的、“科學”的衡量尺度。即，一個人只有對人類和歷史創(chuàng)造過價值、意義以后，他自身才可以被稱為“天才”，才是成功了，否則他就成功得有限。

　　情商：新的神話？

　　其實人來到這個世上以后，就從價值、人格上區(qū)分出三六九等了。

　　有的人只有靠別人才能生存下去，有的人知足常樂，有的人只想創(chuàng)造點什么發(fā)明點什么，有的人追名逐利，有的人一生平庸但實在，有的人永遠不擇手段。對于“成功”的理解各個人不可能相同，沒必要一致。

　　有坐轎的就有抬轎的，盡了自己的職責和心思也就是“成功”。

　　所謂“智商決定錄用，情商決定提升”，那只是把“成功”理解成傳統(tǒng)中國人認為的升官發(fā)財！不知道美國當初發(fā)明“EQ”的心理學家看過以后會不會驚訝，驚訝于它的偏窄性——什么好東西到中國來遛一趟以后無不變味。

　　當官、經(jīng)商的人從來都是少數(shù)，如果只把這兩者標榜為“成功”的典范，人類覆亡的時辰豈不指日可待？

　　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僅是物質(zhì)性的，有時候更是精神性的，后者包括了這個國家、社會的文化力、教育力、健康力、科技力、信仰力、道德力、理論力、輿論力、感召力、人格力等十個方面�！爸巧獭笔且粋�人的硬件，“情商”是一個人的軟件，對于民族、國家、社會、人類來講，它們和個人一樣，也存在一個IQ、EQ問題。一個社會里的人太重視功利的、實際的一面，勢必會導(dǎo)致另一方面的失重，即“社會情商”的失重。社會只有硬件、只重硬件是不會有前途的，目前的我們也正是這樣，有IQ，沒有EQ，不單單個人如此。所以不能只講“個人EQ”，不講“社會EQ”。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現(xiàn)下當官、發(fā)財已經(jīng)成為多數(shù)人的美夢了，他們只認這一條“成功”之道，我們確是窮怕了、運動怕了，才抱住一個個飄洋而來的假“上帝”。她確實需要一些真正優(yōu)秀的廠長、經(jīng)理、市長、省長，但她更需要愛因斯坦、薩特、愛迪生、魯迅、胡適、顧準之類的“軟件”式社會人物——這些人何曾需要別人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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