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康有為的理性與激情

　　一百多年前的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的失敗。由于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卻慘敗于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在中國領土上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不得不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

　　中國的失敗使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群情激憤，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zhàn)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于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 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fā)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上清帝第二書》）在以后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上清帝第四書》）日本維新說明現(xiàn)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保ā渡锨宓鄣谖鍟�》）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贊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chuàng)，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夸贊，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維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為開始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xù)進呈。光緒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為寫道：“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康有為自編年譜》），終于在近兩個月的時間內進呈完畢。《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jīng)過和經(jīng)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并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
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范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后舉�！卑讯ǖ湔聭椃ㄗ鳛樽兎ǖ摹翱倲z”，確是抓住的問題的關鍵；
在書后的“跋”中，他總結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國是；
立制度局以議憲法；
超擢草茅以備顧問；
紆尊降貴以通下情；
多派游學以通新學；
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shù)者�！彼麛蒯斀罔F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fā)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在中國為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yōu)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之為“媚敵”“賣國”“數(shù)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yōu)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的勇氣，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其實是一種更深刻的激情。正如梁啟超所說：“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茍其事有利于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保ā段煨缯�變記》）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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