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道衡：回憶何其芳先生

　　文學研究所自1953年成立至今已經(jīng)走過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個所慶到來之際，我作為一個到所較早的人，回想起建所之初的一些情況，特別懷念文學所的創(chuàng)建者何其芳先生，他做出了許多卓越貢獻。

　　記得文學所成立是1953年的二三月間，而我到所則為當年的6月底。這時文學所人數(shù)很少，不過20多人，在北京大學的教室樓內辦公。我到所前，曾經(jīng)來所一次，何其芳先生接見了我，和我談了工作的分配問題，沒有過幾天，我就來所報到，正式成了文學所的一員。我到所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一份關于文學所的工作方向及任務的文件。這個文件是何其芳先生親自制定的，文件中特別強調了文學所的學風應該是\"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F(xiàn)在回憶起來，何先生確是實踐這個方針的典范。當時文學所剛成立，人數(shù)又少，許多事務，何先生都得親自過問。因此他每天上午都要到所辦公，下午還有作協(xié)等方面的許多工作要做，但他仍承擔著繁重的研究任務，天天工作到深夜，而且十幾年如一日。他關于屈原、《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論文都是這樣寫作出來的。何其芳先生培養(yǎng)了許多年輕的研究工作者，像胡念貽、鄧紹基、劉世德和我，都曾長期受到他的親炙。何先生對我們的教育十分耐心細致，常常具體地指出我們的缺點及努力方向。那時我們的習作，幾乎都要請他審閱，他對我們文章的論點都要反復推敲，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是他經(jīng)常教導我說：你們寫文章時，對每個論點都要反復地推敲，自己反駁自己，如果覺得連你自己也能把它反駁倒，那就說明這論點站不住，就千萬不要寫上去。何先生的話使我終生受用，我自問這些年來寫的文章雖因考慮不周，常有疏誤，但尚不致于故作怪論，嘩眾取寵。近年來我在輔導一些年輕同志時，也經(jīng)常跟他們這樣講，說明這是何先生當年留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何先生治學最強調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所提倡的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之風。他主張研究問題，要大量地掌握資料。記得我剛從事研究工作時，讀了一部有關問題的典籍，因沒有從中找到想要的材料而很灰心。何先生就引用馬克思曾經(jīng)閱讀過許多當時人從來不看的資料之例來教我研究需要耐心，即使在這部書中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材料，至少也說明關于某一問題，某書并無記載，這也可以算一種收獲。何先生對引用材料十分看重，他經(jīng)常說，有些人的文章經(jīng)不起核查原書，這怎么行 為此，他非常看重第一手的材料。為了核對一段引文，他還曾叫我到北大圖書館的善本室中查閱一部宋明理學家的著作。據(jù)我回憶，這部書當時似乎還沒有人借閱過。這樣的事例甚多，當時文學所設在北大，北大圖書館的藏書極為豐富，同時文學所的藏書也不少。但當時我們還常到清華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去查閱資料。關于引證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何先生尤為謹慎。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一文，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尚未出版，只有解放前的譯本。何先生不放心，還專門請錢鐘書、楊耀民二先生從德文本和英文本對這段文字另加翻譯，才放心讓我引用。

　　何先生作為黨內專家非常注意團結黨外專家，向他們請教。例如文學所創(chuàng)立之初，就有編寫文學史的計劃，當時的設想是由先秦的《詩經(jīng)》和《楚辭》開始。因此，何先生就經(jīng)常去訪問先師游國恩先生。那時亡友沈玉成兄還沒有畢業(yè)，有時到游先生家去，曾遇見過何先生。據(jù)沈兄回憶，何先生為人十分平易和謙虛，游先生經(jīng)常叫學生們待人接物要以何先生為榜樣。那時何先生研究先秦文學，因為屈原于195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所以首先進行研究，這時我還在別的單位，只在《人民文學》上讀到了何先生的論文。至于《詩經(jīng)》研究，也由于我曾在民間組工作過一段時間，只趕上一個階段。那時何先生給我們年輕人規(guī)定了好幾種《詩經(jīng)》的注本，既有漢人、宋人和清人的著作，也有一些明人和近人的著作，要我們認真閱讀。同時，每星期一下午何先生家舉行討論會，當時何先生、余冠英先生都參加，還請游先生來參加。會上對《詩經(jīng)》逐首的篇義和詩中的訓詁進行仔細討論。發(fā)言的當然主要是幾位老專家，我那時年少無知，很難發(fā)言，但覺聽先生們發(fā)言，得益很多�，F(xiàn)在想起來，不論何先生還是游先生、余先生，他們治學都極為嚴謹，既不盲從古人的成說，也不大贊成那些與眾不同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這種精神我一直是衷心服膺，始終引以自勵的。《詩經(jīng)》的研究雖然因為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而中斷了，但在文學所的許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響。例如文學所的藏書中，關于《詩經(jīng)》研究的典籍就相當完備。1957年時，我曾經(jīng)拜謁游先生于燕東園師寓，請教關于《詩經(jīng)》研究的問題，那天晚上談的時間很長，游先生對我講到了古今許多學者關于《詩經(jīng)》的著作，很多都是我從未聽到過的，當時我仔細地作了筆記，準備好好攻讀，后來因為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沒有來得及閱讀。但我確實到文學所圖書館查過書目，當時游先生談到的典籍，有不少文學所均已入藏，而入藏時間又多半在建所之初的那幾年。那時候，市場上的古舊書還比較容易買到，而何先生當時為了收集資料，經(jīng)常親自進城到各書鋪去訪書。記得1955年，我還曾和劉世德跟隨何先生到琉璃廠去訪書�，F(xiàn)在想來，何先生搜求這些關于《詩經(jīng)》的典籍，大約曾事先征求過游先生的意見。這件事可以說是兩位先師深厚友誼的一段佳話。

　　何先生作為一位著名的學者和詩人，待人接物卻十分平易近人。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而且經(jīng)常以此教育年輕人。他最反對的是自滿和對人粗暴。我們都知道何先生曾經(jīng)在一些文章中批評過別人，但這種批評完全是針對學術問題而發(fā)，即使像胡風那樣有過多次論戰(zhàn)，但直到1955年春天時，在他思想中還把胡風的問題看作一個學術思想問題。那一陣文藝界已經(jīng)對胡風提出種種責難，有時\"上綱\"甚高。我當時對文藝理論問題并不理解，只是看到胡風對古典文學否定得很厲害，心里不服氣，寫了一篇文章提出批評，文中有許多粗暴和不當說的話。此文寫出后，請何先生審閱，他對我作了嚴厲的批評，并且向我提出：胡風的問題只是一個學術思想的問題，不能說過激的話，更不能語涉不敬，而是要平心靜氣地討論。這幾句話，我記得很清楚，至于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那是當時多數(shù)人包括何先生在內始料不及，也不是依他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那個時期的一些運動中，確實傷害過不少好人。但這些事具體單位的負責人往往很難做得了主。然而相對于很多單位，文學所在\"反右\"運動時觸動的人還較少，這和何先生當時的作用是分不開的。以我所知，在文史領域工作的同行中，常常懷念兩位寬厚的長者，一位是中華書局的金燦然先生，一位就是何先生，他們在那場運動中，盡可能地使一些同志免遭打成右派的厄運，也盡可能善待已遭打擊的一些同志，使之能繼續(xù)發(fā)揮其專長。但就是這樣，在\"十年動亂\"中，他們都被加上了\"招降納叛\"的罪名。

　　何先生不但能寬厚待人，反對盛氣凌人，而且最反對驕傲自滿及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毛病。在這方面，我個人體會很多。在我剛到所時還不會做研究工作，也不會寫文章，在何先生和余冠英先生指導下，漸漸摸到了一些門徑，寫出幾篇文章后，不免沾沾自喜，覺得自己還不錯。有一次，所外有位老專家對文學所青年同志的學風提了些意見，我就覺得受不了，發(fā)了幾句牢騷。何先生知道后，就對我作了嚴厲的批評。他除了批評我不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和對前輩不夠尊重外，還特別對我說到，寫文章就好比大師傅做菜，你做個菜，人家以為還不錯，那是你應該做的，有什么值得驕傲的。這些話，我至今記著。當時何先生在這問題上批評過我好幾次，大抵都是寫文章時措辭不當，對別人不尊重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在我來說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我的青少年時代，主要讀古籍。很少讀白話文的書，那時作文也主要寫文言文，所以不大會用白話寫文章。后來覺得這樣不行，就開始學寫白話文。那時正是全國解放前夕，看的也多半是學術界的一些論戰(zhàn)文章。那些文章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爭背景下產(chǎn)生的，自然不免火氣很大，有時難免諷刺挖苦。我當時沒有分清場合，就學起這些論戰(zhàn)文章來，顯然是不合適的。當然，那時我文章中一些毛病主要還是思想上有自滿情緒之故。不過，何先生在批評我的同時，也了解到我不會寫白話文的情況。他曾經(jīng)叫我好好閱讀一些文藝批評的好文章，如滿濤翻譯的《別林斯基選集》等。

　　何其芳先生開始主持文學所的工作是1953年，那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還沒有提出來。但他當時就很注意發(fā)揮專家的特長，為他們創(chuàng)造工作條件。例如有的老先生在文學所成立時年事已高，有些還身體有病。為了便于工作，何先生專門派了年輕人去做他們的助手。對于研究工作的各個流派、各種方法，何先生總是不拘一格，兼容并包。例如50年代初期的學術和文藝刊物上，幾乎沒有地方登載考據(jù)文章。后來《光明日報》上設了《文學遺產(chǎn)》副刊。有的人不贊成在《文學遺產(chǎn)》上刊登考據(jù)文章，但何先生堅持要登。他認為這也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方法，不應使之全無發(fā)表的園地�，F(xiàn)在看來，當時《文學遺產(chǎn)》所發(fā)表的一些考據(jù)文章，應該說還是很有價值的。

　　何其芳先生離開我們已經(jīng)20多年了，他的聲音笑貌，還清晰地留在我們的心中。他所提倡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學風，應該成為文學所的傳統(tǒng)來保持。特別是在今天的情況下，重溫何先生提出的這11字學風，我覺得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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