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魯迅是誰？——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

　　諸位：猶豫再三，這篇講稿還是貼上。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刊用了其中五分之四，這里是未刪本。

　　——陳丹青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wù)擊斞赶壬�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點緊張。昨天特地剃了頭，換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講演，講到魯迅的話題，尤其鄭重，總要事先寫點稿子才能自以為講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著稿子念，再作些發(fā)揮，請諸位原諒。

　�。ㄒ唬�

　　魯迅先生的紀念會，七十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了。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
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魯迅話題則成為準官方意識形態(tài)，在大陸無人敢于冒犯，在臺灣被長期封殺。總之，“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祭壇，挪進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
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二十多年來，舉凡重要的國家話題和政府語言，不再能夠，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里盤剝搜尋任何說法，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zhuǎn)向“在野”，隨即在學(xué)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fā)難者。

　　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wèi)派”還是“質(zhì)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魯迅專著大幅度拋棄官方意識形態(tài)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出現(xiàn)新的解讀，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同志在交通大學(xué)的一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guān)于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fā)問。這一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面目全非。

　�。ǘ�）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xiàn)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
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產(chǎn)，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chǎn)。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chǎn)之間游蕩。

　　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后被不斷解讀、塑造、發(fā)掘、延伸。他們屬于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于政權(quán)；
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fā)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xiàn)實政治吞沒；
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后人接續(xù)了他們的文脈；
他們歷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jīng)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

　　魯迅身后的命運正相反：他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頭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quán)手里；
他對現(xiàn)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權(quán)的超級打手；
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后既不曾出現(xiàn)、也不可能出現(xiàn)等量齊觀的人物；
因此他歷久長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guī)格的孤立狀態(tài)；
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guān)系——相比被封殺、被遺忘，魯迅身后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

　　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shù)革命者或權(quán)勢者的鮮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罷，發(fā)乎內(nèi)心也好，官方與民間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的“魯迅政治”一樣，都是反常與變態(tài)，是歷史的凍結(jié)。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產(chǎn)，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遺產(chǎn)。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后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不愿讀就不去讀，無所謂還原不還原；
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么，我們?yōu)槭裁匆�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

　　我想來想去，答案是：一，問題出在我們；
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shù)歷史人物，有待于“我們”發(fā)生根本的變化；
四，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不論與魯迅有關(guān)系還是沒關(guān)系，這種變化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一個七十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著扼要談?wù)擊斞笧槭裁措y以還原，為什么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臺就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來訪，給我一組關(guān)于魯迅的質(zhì)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shù)端：

　　1，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2，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3，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dǎo)致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擊斗爭的惡習(xí)？4，怎么看待魯迅認同“無產(chǎn)階級專政”？5，魯迅的名句：“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了中國人的惡？

　　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wù)�，現(xiàn)在順著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產(chǎn)。

　　其一，魯迅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極權(quán)文化才會提出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yīng)“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偽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當“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殺批評，禁止懷疑的年代，我們是思想被封鎖被掐滅的幾代人證。

　　其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評和抗爭，那么，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鏟除了。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誰也繼承不了、繼承不起，除非你有兩條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魯迅同時代的人。最穩(wěn)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面：沉默、歸順、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圓玉潤。

　　其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dǎo)致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斗爭的惡習(xí)？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文學(xué)家思想家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指為罵人者，真是一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婁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說，我在繼續(xù)詛咒我的同胞，向他們頭上倒糞便；
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
尼采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yīng)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發(fā)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惡習(xí)、模式、話語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內(nèi)部已經(jīng)發(fā)難，成為五四百家爭鳴的異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書叫做《魯迅：最被污蔑的人》，歷歷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里僅舉一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于魯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魯迅為“雙重的封建余孽”。當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四，怎樣看待魯迅認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錯：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志或《人民日報》通欄標題讀到“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句話，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書刊以及文人寫作中讀到同一句話，是兩種讀法，兩種后果，兩回事。是的，魯迅曾是左翼陣營的大將——在他的時代，世界范圍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shù)家十之七八選擇左翼立場，譬如法國人文人阿拉貢、西班牙畫家畢加索、意大利導(dǎo)演帕索里尼、彼德魯齊等等，不僅左傾，而且是準共產(chǎn)黨員——當“雙重封建余孽”魯迅先生晚期靠攏左翼，模寫“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句話，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擊“無產(chǎn)階級”青年肝腦涂地，被槍斃。但及早道破左翼內(nèi)部的虛偽、狡詐、霸道、淺薄，同樣也是魯迅。為什么呢？

　　因為其五，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了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么邏輯？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著作么——惡意，分兩種，一種是自知其惡，一種竟出于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筆現(xiàn)代中國是非觀的糊涂帳，是不值一談的常識問題�？少Y詳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ㄋ模�

　　以下粗略排列一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tài)，借以提醒我們?yōu)槭裁措y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shù)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
而軍閥在各省據(jù)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寧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shè)有蘇維埃地下政府。到了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粗粗統(tǒng)一，但仍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抗戰(zhàn)時期還有南京偽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
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xué)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龜派與今日的海龜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xué)派、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則先后出現(xiàn)過君主立憲派，共和派，�；逝�，三民主義，共產(chǎn)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在座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就是取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庫寧和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談?wù)摗盁o產(chǎn)階級專政”還激進，居然公開頂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名，活了一百多歲——最近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一擋節(jié)目還公布了史料：雖然曇花一現(xiàn)，形同兒戲，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國的政黨出現(xiàn)過上百個。

　　魯迅的同學(xué)、戰(zhàn)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
有的是共產(chǎn)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秋白；
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chǎn)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xué)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
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教科書總是凸顯魯迅年輕朋友中的左翼人士與共產(chǎn)黨人，察看魯迅通信的朋友，卻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
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后被鎮(zhèn)壓的國民政府縣官如荊有驎；
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選擇臺灣的臺靜農(nóng)。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小子史沫萊特與斯諾，而內(nèi)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guān)系或彼此為敵的關(guān)系。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黨，胡風(fēng)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guān)押自殺多人，株連千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shù)。八十年代迄今，則朋友關(guān)系大致是權(quán)利關(guān)系，或以升官，或以發(fā)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fù)常態(tài)，然而眾人的出身、職業(yè)、觀點或有差異，但我們?nèi)�是國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一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出于一個模子的生存經(jīng)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歷，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jīng)驗——當然，我們幾代人共享齊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壓迫，免于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tài)，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jīng)歷，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于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來。他的時代，是中國現(xiàn)代史國家禍亂與歷史機會最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來唯一一次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于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
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懸、孤立，使我們只能仰望他一個。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xué)說大約出齊了，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后，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后。這種先后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xí)慣、價值判斷及無數(shù)生存細節(ji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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