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巴金的道路

　　巴金是中國讀者普遍熟悉的作家。他的小說《家》，幾代的青年人都曾閱讀過；
晚年寫作的《隨想錄》，更不時地為知識界所提起，作為作家的正義與良心的見證。在中國，應當說，巴金畢竟是難得的一位具有理想和道德感的作家；
雖然在思想方面，欠缺應有的深度。作為一個作家，巴金是涌浪型，非旋渦型。涌浪總是激揚向上的，伴著水花和浪沫，灰蒙蒙的水汽常常使相關的事物變得幻景般的模糊起來。

　　一般說來，作家的氣質和人格對于作品的生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實，這兩樣東西并非完全出于天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環(huán)境的產物。所以說，寫作是作家個體生命與社會環(huán)境的一個互動過程。即如巴金，原來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結果成了一個聽命惟謹?shù)牟钜凼饺宋�。這種身份和狀態(tài)的變化，也使前后的作品顯示出了迥乎不同的形貌。整個過程離不開個人與社會，主體與客體的互動，其中有誘惑，有投入，有擠逼，有參與，有調適，也有沖突，是極其復雜微妙的。天賦愈高且修養(yǎng)愈深的作家，情況愈是如此。

　　巴金自稱是“‘五四’時代的作家”。這個時代的作家，反對封建專制，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烙印特別鮮明。五四時代正值王權崩解的時代，由于弱勢政府無力支配一個轉型社會，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各種激進主義思潮自西方乘虛而入，席卷中國知識界，大大釋放了被壓抑了兩千年的民族精神。巴金一開始便接觸并迷戀上了無政府主義，從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禮，并成為一位熱烈而執(zhí)著的青年叛徒。胡適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中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主要就人的解放這個基點而言的。整個五四時代的文學，正如當時的著名理論家周作人所標榜的那樣，是“人的文學”，整體地為一種濃厚的人文精神所涵蓋。那是一種大膽破壞，自由開拓與創(chuàng)造的精神。五卅運動隨后發(fā)生，黨派勢力迅速崛起，這種精神也便漸漸退潮，直至三十年代中后期，沉沒在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相匯合的大波之中。巴金正是以無羈的探索和反抗精神，在退潮期溯流而上，開始他的文學生涯的。從伴隨著巴黎圣母院孤寂的鐘聲寫下《滅亡》起，他的小說，連同連續(xù)射擊般的眾多鼓吹無政府主義的論文，還有翻譯，以致后來創(chuàng)辦的刊物，對巴金來說，其實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工作。巴金并不像我們當下的一些才子那樣看重作家的名份和文學的專業(yè)技術，他是把做一個貢獻和犧牲于社會的人作為自己畢生的使命的�！鞍褜懽骱蜕�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边@是巴金的信念，也是那一代作家的信念。偉大的時代精神把一個具有堅定信仰的青年巨人般地鼓蕩起來，膨大起來。在二三十年代，以《家》和系列人物傳記的撰譯為標志，巴金度過了他的作為一個人、一個作家的英雄主義的全盛時期。

　　四十年代出現(xiàn)了明顯的轉折。這時，在巴金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中，對國家和權力的抨擊中止了，奴隸式的抗爭停歇了，原來隨處閃現(xiàn)著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本質的東西隱匿了，代之而起的是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再現(xiàn)，而不再像從前那樣，顧及思想自身的處境�！逗�夜》是一個顯例。雖然，它體現(xiàn)了作者一貫的同情弱者的人道主義情懷，是五四“為人生”文學的一個延續(xù)，但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基本意向是屬于政治層面的，即暴露“國統(tǒng)區(qū)”的黑暗。顯然，巴金的創(chuàng)作思想已經逐漸脫離原來的道路，而與具有黨派背景的左翼文學主流趨同。與此同時，過去翻譯的熱血蒸騰，刀光閃爍的文本，也讓位于屠格涅夫帶有貴族的溫和氣質的作品。時代氣候確實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也許正是為此，巴金才相應地做了全面的調整。魯迅逝世后，他主編的刊物《吶喊》易名為《烽火》是一個象征，顯示他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群體性的民族解放斗爭，代替了從個體出發(fā)的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

　　除此之外，巴金的轉折是否包含了別樣的因素呢？譬如年齡，家庭，人緣關系的變化等等。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人物周恩來在四十年代初的接見。這次接見所造成的影響，好像巴金并沒有在文字上留下太多的痕跡，只有個別的文學史家注意及此。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巴金的轉折——從人退回到作家——本身的意義，卻投有由此得到深入的發(fā)掘。如果了解到巴金在四十年代轉折的必然性，那么對于1949年以后出現(xiàn)的更大的轉折，也就不會覺得詫異了。所謂轉折，當然是相對于五四時代而言的；
對于四十年代，則是合理的延續(xù)。從暴露黑暗到歌頌光明，作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只須翻轉一下就是了。

　　1949年以后，在巴金的身上，出現(xiàn)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

　　首先，在一個嶄新的文藝體制中，他已經從一個自由職業(yè)者上升為作協(xié)——既是行業(yè)性組織，也是政治化組織——的領導地位。對于個人來說，這個變化是帶根本性的。在當時，“解放區(qū)”的作家與“國統(tǒng)區(qū)”的作家，黨員作家與非黨員作家，已經判然有別。像巴金這樣一度攻擊過列寧和蘇聯(lián)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稱“與一切政黨都沒有發(fā)生過關系”的作家，能夠得到如此的寵信，應當說是罕有的。但也正因為這樣，無論是歷史問題，還是既得利益，對他來說都構成了一種永久性的壓力，在長期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形成為一種內在的威脅，迫使自己就范。套用老祖宗的陰陽五行的說法，正所謂“火克金”。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隨之而來的便是社會活動的大量增加，而在政治運動中，從文藝整風，反胡風，到反右運動，巴金都是積極參與的。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不遺余力地攻擊他的同類，這中間的原因不僅僅是懦怯�！坝X新性格”不足以闡釋這樣的近于叛賣的行為。生存狀態(tài)決定了寫作狀態(tài)。巴金不能不極力扼溺原先的為個人寫作，為對抗強權與撫慰弱者而寫作的欲望；
文學在他的手中，已經成為服從于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的工具，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傳聲筒。這時，他重新修改和批判自己早期的著作，以期順利出版。從朝鮮戰(zhàn)場的采訪開始，他一面按照領導的意圖寫作，一面努力為采訪的對象所感動。他雖然不是那類深入靈魂的作家，卻也一直注重心靈；
然而此后，尤其到了大躍進，學大寨階段，所寫的就只有大致相同的面孔了。至于許多主動或被動作政治表態(tài)的文章，連面孔也是被扭曲了的。巴金有過一個自白，說是多年充當馴服工具，乃出于由衷相信他所躬行的，其實是被強加的一切。這種近乎弱智的政治表現(xiàn)，固然與巴金的地位相關，逃不掉權力原則的支配；
因為，在大小權力之間，無論如何帶有某種包孕和互換的性質。在反右斗爭中淪落底層的翻譯家畢修勺，便可以率直地表示：“我到死也信仰無政府主義”。曾同巴金一起創(chuàng)辦生活文化出版社的吳朗西，對無政府主義同樣持肯定性的評價，也都大抵因為位處邊緣的緣故。再者，巴金的輕信與盲從，恐怕與四十年代的根本性轉折有——種深隱的關聯(lián)。只是在那時，更多地體現(xiàn)在文學方面，而非社會行為的變化，所以不易為人所察覺罷了。

　　拯救巴金的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固然給知識分子帶來皮肉之苦，但是，對于長期以靈魂的卑屈、分裂和痛苦為代價維護肉體安全的他們來說，卻由于極權主義將精神酷刑推向極致，而無法茍全，以致終于靈肉分開。1949年以后，巴金的道路大體上是比較暢達的。他擁有批判的權利，雖然在個別時候也曾受過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于既得利益無損；
同郭沫若、茅盾一樣，可以獲得出版多卷本文集的資格；
還可以經常代表國家率團外訪，等等。只有到了文革，僅有的一點特權被收了回去，他成了“牛鬼蛇神”：揪斗，抄家，進“勞動營”做各種苦役。他的妻子蕭珊，也是在這個時候孤獨地抱病辭世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巴金游離于普通知識分子和民眾之外，惟有當他一樣成為賤民而同歷史一起蒙難時，才會說：“我相信歷史”；
也惟有在經歷了這一段歷史之后，他才能寫出為大家所盛贊的《隨想錄》。

　　關于《隨想錄》，其實不過恢復了一個正常的中國人的良知；
就它實際到達的思想界域而言，并未超出一般民眾的識見。從某個方面來說，作為“理念人”，中國知識分子比民眾蒙受更多的蠱惑和障蔽，未必如民眾來自底層生活實踐的直接而深刻。彭德懷上書時引用的歌謠，打破“瞞和騙”的傳統(tǒng)，居然成為大躍進時代唯一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
而目下的新民謠，寥寥數(shù)語，也都遠勝于一打政治經濟學者的旁征博引的論著的。這是一個十分怪異而又可悲的事實。在《隨想錄》中，我們會隨時發(fā)現(xiàn)一些空洞，遮蓋完好或未及完成的掩體，慣常的話浯形態(tài)，由此可知巴金前進的限度。

　　毋庸諱言，巴金是有所覺悟，有所懺悔，但也是有所保留的。從保留的部分看來，有的是出于人生策略，必要和不必要的“世故”，而有的則表明他仍然留在原地，他不可能完全走出昔日的陰影。不過在這里，指出巴金言說的語境的嚴峻性仍然不是多余的。至少，他的關于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迄今仍然不能為時代所接受。老詩人曾卓寫過一首著名的詩《懸崖上的樹》，一棵樹一旦留下了風的形狀，那屈曲是難于改變的。那是苦難的見證，同時也是順從的見證。要毀壞一個巴金容易，要恢復一個巴金是很難了。

　　所以，在巴金《隨想錄》行世以后，還會有學者提出關于巴金到底有沒有個人信仰，或者巴金有沒有堅持信仰的問題。無論對于巴金，還是對于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個問題的提出，都是一個極其殘酷的嘲諷！

　　然而，巴金畢竟是“五四”的遺孤，即使陷入一間多年不曾打掃的骯臟的馬廄里而弄得遍身污垢，體內還多少潛流著“五四”的血液。當十年浩劫結束之后，他是在眾多知識者中率先喊出了人的聲音的一個，雖然不算十分純正。但是，看看許多后“五四”人物，在奪回失去的交椅之后，繼續(xù)顯擺老爺子架子的情狀，就會感到巴金的可貴之處。其實，仔細推究起來，早年巴金的未泯的個性成分，在他長期接受改造的過程中，也仍然有所表現(xiàn)。也就是說，他在高壓下作過掙扎，而且著實有著被罰的紀錄。突出的如“法斯特事件”。因為美國作家法斯特脫黨一事，1958年第八期《文藝報》發(fā)表了曹禺、袁水拍等人的批判文章。此時，巴金應邀寫了《法斯特的悲劇》一文，說法斯特所以脫離群眾，是因為心中有個“偉大的自己”，并勸法斯特“回頭是岸”。文章發(fā)表后，被批判為同情“工人階級的叛徒”，結果只好寫檢討信。當然，他所能表現(xiàn)出來的善良，真誠，對自己的現(xiàn)行的反抗，都是極其微弱的。在他的內心深處，那雙自我尋找與拯救的雙手，在長時間的恐懼，焦慮，以及安于現(xiàn)狀的惰性中搖搖欲墜。

　　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世界是封閉而開敞的。在思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時候，巴金找到了他的一處隱蔽所，就是翻譯。從前，他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始終是同步的，相當于駕駛一輛雙輪馬車。文革期間，當他獲得一點行動自由的時候，重新?lián)炱饠R置了四十多年的《往事與隨想》進行翻譯，就在這里，我們聽到了獨輪車在一個人的內心里碾過的聲音。這是真實的聲音。他這樣追述翻譯時的情景，說：“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tǒng)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边@叫“腹誹”。極權政治必然產生大批的奴隸和奴才。而巴金僅以不屈的心靈，使他區(qū)別于周圍手捏同一本寶書，身穿同一式服裝的眾多人物。也許在西方，翻譯同寫作一樣乃是尋常之事；
但是，在東方，尤其對一個憤火久已熄滅的人來說，把選擇的目光投向赫爾岑本身，卻不失為一場“革命”。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個關于知識分子改造的經典性文本——中警告說，知識分子總是找尋機會作頑強的“自我表現(xiàn)”的，在他們那里，有一個獨立的思想“王國”。幾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目的都在于摧毀這個王國。事實證明，這種摧毀性的打擊并非絕對有效。

　　巴金的一生，走了很大一段彎路；
實際上，真實的存在比事實的表現(xiàn)還要曲折。不要說前后的大跌宕，就是在他最暢達的時候，仍然有無法克服的坎坷；
在他最歡樂的時候，仍然有難言的煩惱和苦痛。巴金勝于他的同行的是，在中國只為他們留一條“金光大道”的時候，他終于能夠為自己制造歧途，暗中走了那么一段小路。兩條道路是平行的，這是一種很特異的文化現(xiàn)象。連中國知識分子中最優(yōu)秀的分子張中曉、顧準等人的文字都是“地下室手記”，他們不是在廣場上仗義執(zhí)言的。對于巴金，我們值得做縝密的研究，不但關注他的前前后后的變化，也要探求他的或顯或隱的變化，探求內因和外因，探求文本、人格和心態(tài)，探求個性，探求死穴，探求他的擁有和喪失。巴金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每一筆支付都應當有特殊的來歷，而方式也都會有所不同。研究巴金，對于了解中國知識分子以致中國政治文化，無疑具有特別的意義。

　　在寫作《隨想錄》之后，巴金聲明說，他仍在探索，仍在不斷修改他的已經做出的結論。顯然，他在努力返回原地，實際上是回歸“五四”。我們期待著他的可能的新的文本。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舊跡難尋；
但就精神本身而言，返回便意味著前進。當此返回之時，我們發(fā)現(xiàn)，巴金首先尋找的仍是良心，是信仰，然后才是文學。

　　2001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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